毛泽东一九四一年的党建理论与实践

怕困难就不是共产党。在困境、甚至绝境中崛起并战胜一切困难的法宝就是把党建设好。这是我们党的力量所在、成功之道，也是我们党一贯的优良传统和特有的品格。在党成立二十周年的一九四一年。外敌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疯狂实行“三光政策”的大扫荡；内敌国民党顽固派，对我抗日武装进行第二次大开杀戒，制造“皖南事变”。这一年，我们党困难到什么程度呢？毛泽东说：“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最后灭亡中国之时，已经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了”。“国民党迫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将要饿死了”。

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独立的大政党了

毛泽东从不畏惧强敌和困难。“皖南事变”不久，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已非一九二七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和容易受人摧毁。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屹然独立的大政党了。”

摧不毁的大政党本身要过得硬。然而，当时我们党内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1941年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当年的8月，毛泽东指出：“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

不扫掉这些垃圾，党就寸步难行；内存病毒的党，什么大事都干不成。毛泽东在1941年延安干部大会上说：“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由此，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党建篇章中最光辉的一页。

要教育，思想教育是第一等的业务

把思想建设作为党建的首要问题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创造。1941年9月毛泽东提出：“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而“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

第一，政治局带头。成立中央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研究马恩列斯著作及方法论，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

第二，宣传有力。自1941年9月16日起《解放日报》扩大为四版，增加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教育内容。中央各部委工作同志要多给《解放日报》写文章，文字力求生动活泼，尖锐有力，反对党八股。

第三，系统教育。为了进一步从理论和路线高度系统纠正党内“左”倾错误，毛泽东在这一年下功夫写了两篇重要的文献：其一，《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其二《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这两篇文献，系统地批判了王明的“左”倾错误。

要团结，全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没有团结就没有党的一切。党的团结，尤其是中央领导层的团结是我们党的命脉所系、是命根子。举1941年的一个实例。

与王明的交锋。从《毛泽东年谱》记载来看，这一年毛泽东与王明正面交锋至少五次。10月7日晚，毛泽东、王稼祥等与王明谈话：王明依然坚持同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搞好关系。认为中央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

10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王明在发言中说：“《新民主主义论》中，只说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政权，只说要联合中产阶级，没有说要联合大资产阶级；在谈经济政策时，说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不对的。”“今后阶级斗争需要采用新的方式，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线，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

毛泽东在发言中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了他许久，最近我和王明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昨晚，我与稼祥、弼时同他谈话，他提出许多原则问题。他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

为此，1941年政治局在通过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规定：“党更进一步地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要学习，学习党史的宝贵经验

不重视党史教育、不学习党史的宝贵经验，不是一个成熟的党；淡化、弱化甚至丑化党史，后患无穷。我们党重视党史教育和学习，由来已久。在党的历史上，作为整周年来纪念党和号召全党学习党史，始于1941年。

其一，毛泽东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的著名论断是：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