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机构改革对共青团工作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机构，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农村，在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几千年来，我国乡镇设置不断演变。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我国行政机构改革改革的需要，乡镇机构进行多次重大改革，每次都对共青团工作产生巨大的影响。

同大家一起交流三个方面的内容：乡镇在我国历史上的演变轨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乡镇机构改革概况；乡镇机构特别是新一轮改革对共青团工作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一、我国历史上乡镇的演变轨迹

“乡制”始建于西周，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乡镇作为国家设置的一种地方行政建制，从理论上讲，应具有以下特征：保持行政地域的完整性、人口规模的适度性、管理层级的有序性、机构设置的合理性、职能定位的科学性、组织制度的规范性、政权名称的固定性。“乡镇建制”经历了“乡官制”、“职役制”、“自治制”等多次变革。

（一）“乡官制”下的乡镇

“乡官制”：就是乡治为官治，乡官是官。据史载，西周初年，大小国家和部落多至数百个，周王朝为了加强对乡里社会管理与控制，开始建立“乡制”。“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此时的“乡制”规模较大，层级划分细致，注重“相保、相爱、相葬、相救、相賙、相宾”等社会功能。“乡官”皆有品级，是“公务员”。“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

秦朝时期，对“乡制”进行重大改革，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据史载，秦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朝廷授予地方官员一定的权力，即根据人口多寡可随时调整和变动“乡”的建制规模及员额编制，从而使后来的“乡”建制规模越来越小，地位和作用也逐渐降低。魏晋、隋唐时期，“乡”的规模仅为500户左右，与周代的“万户之乡”无法相比。“乡官”隶属关系复杂，各自为政，肢解了基层政权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到中唐以后，随着均田制的废弛、两税法的实行，地主阶级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动，原来实行乡官制的乡里制度，已经开始向“职役制”转化。

（二）“职役制”下的乡镇

“职役制”：就是乡治由官治转为半官式的绅治。由于隋唐实行“科举制”，“官”与“吏”分设，“官”作为“士”身居要职，而“吏”的地位逐渐降低，颇有义务服役的性质，乡官从某种程度上讲不再是官，乡制逐步从“乡官制”向“职役制”转变。自此，隋唐至清末的千余年间，我国乡里社会的政治下层，实由官治而沦为半官式之绅治。北宋中期，王安石在全国推行了保甲制度，即“保甲之法，十户立一牌头，十牌头立一甲长，十甲长立一保正”，保甲人员之都保正、都保副正、大保长都不支薪，出现轮差、募充，几乎把“乡官制”的政治色彩全部抹去。

清代除了继承明朝以来的自然村落的形态之外，采取明朝的里甲制，作为赋役征收的机构；采取宋朝的保甲制，以维护地方治安。但上述改革措施大大增加了吏胥人数，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致使“吏胥视民如鱼肉，民畏吏胥为虎狼”。这是“职役制”下的乡村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

（三）“自治制”下的乡镇

虽然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没有“地方自治”之说，但在清朝末年也出现了乡村自治的萌芽。一是太平天国的乡村组织采取寓兵于农的方法，建立守土乡官制，此时的“乡官”均由保举或公举的本地人充任、且多由贫苦农民构成，平时负责管理地方行政事务，战时执行军事任务。二是光绪末年和宣统初年开始提倡“乡镇自治”。光绪三十四年（19），晚清政府制订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城镇乡自治章程》，规定：城镇乡为地方自治的基层单位，城镇人口10万人以上者设为“区”，5万人以上者设为“镇”，乡村人口5万人以下者设为“乡”。城镇乡分别成立“自治公所”，设“议事会”和“董事会”等机构，主要负责“学务、卫生、道路工程、农工商务、慈举、公共营业”等事务。议事会的议员均由选民互选产生，但属于名誉职务，不支付薪水，只有董事会的成员才发薪水。

（四）民国时期的乡镇改革

进入20世纪上半叶，我国的国家行政权开始从县一级下沉到了乡村社会，形成了“党政权力高度一体化和政治、经济、行政与社会权力高度集中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1928年后，国民党政府制定法律政策，力图使所有乡村社会与政府之间保持明确的隶属关系。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政府曾规定：“百户以上村者设乡，百户以下村者集为一乡，设保甲；保甲长须由县区长委任；实际是充当政治警察，“防制异党之活动”。1939年，又规定：乡（镇）公所下设民政、警卫、经济、文化4股，各股设主任1人，干事若干人。据粗略估计，1942年国民党政府仅区一级约干部16万人，乡镇一级约干部68万人，保甲长1200多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