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促进农村社会管理水平提高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检察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任务。我省检察机关通过把法律监督的触角延伸到广大农村，加强涉农检察工作，推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发挥了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强基固本的保障性作用。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管理存在的不足

1、乡镇党政组织的治理方式不适应。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形成了“乡政村治”治理模式，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存在“断层”。一方面乡镇党政组织管理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的“断层”，乡镇以上是行政管理，村以下是民主自治、自我管理，两者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另一方面村委会与村民小组（经济社）“断层”，集体所有的土地、山林、水塘等财产基本上掌握在村民小组（经济社）手中，是农村真正的经济实体，一些村民小组组长（经济社社长）任意处置集体资产，乡镇组织和村委会无法有效管理监督。二是乡镇党政组织的管理职能弱化，把精力主要放在上级考核的各个项目中，税费改革、农业税取消后，乡镇财政收入来源进一步削减，提供公共管理和服务的能力下降。三是乡镇党政组织的治理手段单一，习惯于行政手段和经济处罚的方式，对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常常“失灵”，不能有效应对农村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2.对村级自治组织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村级自治组织是社会管理组织体系中最基层的神经末梢，党和国家对农村的各项事务管理都通过村级自治组织来完成，因而，村级自治组织掌握一定的公权力，实现村民的公共利益和保护公共资源都有赖于村级自治组织，但是，对村级自治组织的监督十分薄弱。一是乡镇无法有效监督村级自治组织。在“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下，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在理论上由领导关系转变为指导关系。在实践中，乡镇政府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采取各种方式将行政责任进一步向下延伸，乡镇政府与村委会或成为利益共同体，或对立冲突。二是村民对村级自治组织的监督流于形式。村民对村干部的监督主要通过召开村民大会、行使选举权和罢免权来实现。然而，召开村民大会的权力掌握在村委会手中，是否召开村民大会由村委会说了算，少数村委会设法拖延或者干脆不召集村民会议。三是村党支部对村级自治组织监督效果不佳。村党支部是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按照《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村党支部“负责村、组干部和村办企业管理人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村委会组织法》也在原则上确认了村党支部在农村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但都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却明确地把决策权赋予村民会议及其代表会议；把管理权赋予村委会；把对村委干部的任用权赋予全村选民，对村委干部的罢免权赋予村民会议；村党支部实际上没有获得任何制度内的公共权力，事实上被排除在农村管理监督结构之外。

3.乡镇一级政权组织体系缺少法律监督机构。我国现行乡镇一级政权由乡镇党政机关和上一级部门的派驻站所组成。乡镇党政机关由乡镇党委、人大、政府组成，还设有乡镇纪委、人民武装部和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政法机构包括人民法庭、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在这一组织架构中，唯独缺少检察机构。专司法律监督职责机构的缺失使农村社会管理体系中的监督制约机制成为薄弱环节。

检察机关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必要性和途径

周永康同志指出：“社会管理创新，同样离不开法律监督工作。”矛盾纠纷并不只是产生于经济发展，也来自于社会管理制度的不足、缺位、失灵。按照现代管理理论，一个完备的社会管理体系是由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危机预警机制、社会决策机制、社会监督制约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等组成的系统，监督是社会管理的重要职能。我国的监督体系是一个对权力进行全方位监督制约的有机统一体，包括党的监督、人大监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行政监察监督、民主党派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专门监督，具有其他监督形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曹建明检察长也在多个场合强调指出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性。我省检察机关结合农村实际，基层检察工作重心下移、检力下沉，把法律监督的触角延伸到广大农村，在156个乡镇、59个农场设置36个派驻乡镇检察室，积极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促进农村社会管理水平提高，为维护农村和谐稳定，保护农民群众权益，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做了有益的探索。

1.准确把握职能定位。派驻乡镇检察室以执法为民、服务“三农”为宗旨，主要任务为：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及时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开展调查研究，对辖区内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向党委、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