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探早期基督教的蜕变
本文作者：孟凡靠 原创投稿浅探早期基督教的蜕变
——以罗马帝国基督教化为界点
摘要：早期基督教经过几百年的曲折发展，终于得到罗马帝国政权的认可，并最终确立为帝国的国教。但是成为国教的基督教使它不复是一个由穷人和中等阶层的人所组成的宗教社会，而在变为阶层式和官僚式组织的团体，崇尚奢靡、争权夺利的团体了；教会和世俗的界限被模糊，宗教从属于政策和政治，“起码”的男男女女侵入了教会，理想越来越低，突入其来的巨大财富，起着腐蚀作用，而精神也硬化了。
关键词：基督教；异端；教阶制度；圣职买卖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许多学者遵循恩格斯的思路，以阶级属性来分析基督教发展过程，如史亚民在《基督教的产生及其早期发展的演变》[ 史亚民：《基督教的产生及其早期的发展和演变》，《东北师大报》1980年第3期，第62—68页。]中指出剥削阶级掌握政权是其蜕变的直接原因；于可的《试论原始基督教的政治思想》则归纳出原始基督教政治思想的阶级性和明显的现实性等四大特点[ 于可：《试论原始基督教的政治思想》，《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第37—42页。]。但是学者缺乏从基督教自身发展研究基督教国家化的影响，笔者从“政教关系”“教徒参政”“教徒目标”“教会纪律”等方面解析国教化给教会带来的弊端。
（一）政教关系
教会经过戴克里先时代的最后一次的大迫害，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在精神方面，教会是受了极大的损伤。很多最勇敢、最优秀的人才已经死了。剩下来的，大都懦弱而少勇气，为了策略而竟愿意牺牲原则；为了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他们妥协了，甚至变节了。基督教主动向罗马帝国靠拢，争取帝国的谅解与支持，这也是基督教能够成为罗马国教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后，教会对帝国的依赖进一步增强。教会内部分歧的各派也竞相借助皇帝的力量来压制对方。在历次宗教大会上，主教们迎合罗马帝国统治的政治需要，编审经典，制定教规和教条，与之违背的就被宣布为“异端”，主教们有权革除其教籍。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阿里乌派”，阿里乌派与官方教会的矛盾不单纯是教义之争，实质是阿里乌派反对正统教会与帝国政权的勾结[ 马超群：《基督教两千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第40页。]。从此异端被不断的从教会中剔除出去，基督教实际上又处于不断分裂之中[ 游斌：《基督教史纲》，北京：北大出版社，20xx年，第83页。]。
基督教主动向世俗政权靠拢，加速了教会的世俗化进程。同时教会的日趋世俗化使教会由原来的被压迫、被同情的组织渐渐蜕变成压迫和统治的工具，迷失了教会成立之初的目标和作用。
（二）教徒参政
在基督教会成立的早期，一切文官武职基督徒不得充任。因为他们如果担任这类职位，就必须出席甚至参与展览会、庆典和祝宴，这些是和基督教的教训想不容的。
但是随着基督教的发展，特别是成为罗马国教后，教会人士积极参与社会政治。例如某些主教热衷于政治，经常出入宫廷，尤其是北非主教格拉图（Gratus），“据教友们和他的同事反映，他不听有益的劝告，不理会关于一些穷人和寡妇得不到照顾的报告，不去帮助他们，而是热衷于给某个人追求世俗的权位。”通过其他的一些材料，还可以得知当时很多主教热衷于出入皇宫，攀附皇权，主动参与到帝国的政治生活之中去。
主教们这种热衷世俗政治势力的激情，对教会所发生的影响，使教会和世俗间界限比前更加模糊了。这时帝国在政教关系中还是占主导地位，热衷政治的教会人士对皇权还是攀附的态度。然而，随着帝国的衰亡和教会势力的不断壮大，教权和王权之间的较量就不可避免了，教皇与国王之间互相争权夺利，这在中世纪的西欧是屡见不鲜的。
三、教徒目标
早期基督教的教徒主要是城市下层居民、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在职业上包括各类工人、苦力和手工业者，总体来说大多属于家庭经济贫困、社会地位低下的群体，但那时他们天天用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里擘饼，存着诚实欢喜的心用饭赞美神。[《使徒信传》2:44—47]当时基督教的社会地位低下，处处受到迫害，他们加入教会的目的还仅仅是单纯的宗教信仰，寻找一个精神寄托。最初的基督教徒对基督教只有单方面的付出没有利益索取。
随着基督教会的传播，基督教徒的数量大量增加。但是教徒数量增加的背后部分存在着许多投机取巧、利用宗教登上政治舞台的情况。例如基督教教徒可以免除税役，即那些压在很多人身上的重税。结果，为了免交赋税有“一批不信上帝的人争求圣职”，尤其是那负担很重的中等阶级的上层。那些追求圣职和经营名位之流侵入教会职位；他们争求登用，把政治“关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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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势力、甚至贿赂，来影响教会和政府以求实现他们的目的。四、教会组织
原始基督教是在社会下层群众中自发产生的“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3页。]，早期的基督教没有严密的、统一的组织，也没有教阶制度。黑格尔曾说过：“在早期基督徒的平等下，奴隶曾成为他的主人的兄弟，不踞于任何人之上，不依荣誉和尊严，不依才能和其他显耀资格评价人，而依其信仰坚定性评价，这种谦卑精神，和自己个人的卑微感，都曾成为一个基督教徒首要的法则。”[ 《黑格尔著作》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7页。]大体来说，早期基督教社团的组织机构是民主平等的，使徒在各地社团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而当基督教徒数量大量增加之后，教徒的管理使得教会组织日益系统化、严密化，在君士坦丁时代之后，教会与帝国政权密切接触，教会在组织结构上也深受其影响。例如早期的主教制，主教垄断了教会内经济、行政、审判和宣传活动的首领。主教们联合起来推选出教皇，于是以主教为中心的灵界国家机器便形成了。[ 薛华：《青年黑格尔对基督教的批判——论基督教的“实定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50页。]灵界国家是社会和教内利益集团斗争的产物，这种改变使教会逐渐改变原来的原始模式走向有序，逐渐形成教阶制度，早期基督教徒之间的平等关系已经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基督教内部的不平等关系。
五、教会纪律
毫无疑问，第四世纪中使教会腐化的最坏源流，是它大量而迅速获得的财富。教会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其所拥有的财富越来越多。教会教产的增加，部分教会人士的生活开始腐化起来。公元4世纪末的史学家阿米尔努斯·马赛林勒斯就曾说，罗马主教们“因主妇们的馈赠而致富，驾着气派的马车，穿着华丽的服饰，其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连国王也难以企及”[ Ammianus Marcellinus,Roman History ,Loeb,edition,translated by John C.Rolfe,1940,XXVII.3.14。]。
在公元313年以前，从未出现过对教会买卖圣职和僧侣不道德行为的很多控告，因为当时教会中的一般贫困和危险的状况，阻止了这类恶习的发展。但是当教会迅速积聚了财富后，买卖圣职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例如在尼西亚的补充教会法里，规定了：“任何人不得从担任主教或长老们职务方面接受任何礼物；任何人有授予或接受报酬情事，将给予剥夺圣职处分。任何人违反了上项教会法规者，宗教会议里的神父应给他以开除出教的处分。”[ 汤普逊著 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97页。]
第四世纪基督教的胜利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付出极大的代价而获得的胜利。君士坦丁以后，统治阶级、富人和奔走名利之徒，遂大批地涌入教会，他们同时带入了他们原有的道德品质和社会准则以及他们所习惯的行为方式。
成为罗马帝国国教虽然使其摆脱了近三个世纪的迫害，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极大的促进了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但是此时的基督教已经不是保罗时代成立之初的基督教了。基督徒追逐着世俗名利、教会成为压迫和统治的工具、教会生活腐朽不堪等等各个方面无一不说明了基督教的国教化对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使其迷失了原来的目标。从这个方面看，基督教的国教化是基督教发展的一个失败。
参考书目：
1.朱寰主编：《世界上古中古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xx年版。
2.陈钦庄：《基督教简史》，人民出版社20xx年版。
3.游斌：《基督教史纲》，北大出版社20xx年版 。
4.杨真：《基督教史纲》上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
5.马超群：《基督教两千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
6.汤普逊 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7.薛华：《青年黑格尔对基督教的批判——论基督教的“实定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8.杨锐：《论早期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系，20xx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