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公正——引领和谐社会构建第2页

，另一方面使得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平等权利的获得丧失了事实上的合法性，而从整体上沦为边缘群体。
　　二元制结构在农民的物质和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如今依然没有改变的苗头，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而新的剪刀差又接踵而至。前不久有消息称，民工荒在扩散、劳动纠纷数量在上升，是各地不争的事实，外来工群体的生活水平和城镇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新“剪刀差”越拉越大。
　　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必须要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整合，逐步改变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格局。城乡协调发展则是必由之路。中央提出“五个统筹”，其中最具挑战性的就是“统筹城乡发展”。因为当前我国城市与农村之间“地缘”分割、“人缘”分化、经济分裂、社会分治的问题相当严重，城乡矛盾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21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转型期内，农民、城市流动人口无疑是一个亟待关注的弱势群体。
　　城市里的人们在思考是去KTV还是泡酒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该意识到某种暗含的危机呢？只有当中国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群体，而真正成为一种职业群体，并且在社会中的规模变小时，中国才算真正实现了现代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如何有效破解农民的生存困境，这是建设和谐社会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区域差别：“楚河汉界”？
　　地区经济差别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也是经济面向21世纪的重大问题。
　　让我们先看看东西部的差距：目前，东部11省市人均GDP达1600美元，而西部12省区市仅为650美元。我国区域之间的发展和收入差距大，也是一种特殊国情。但问题是目前这种差距的扩大还在继续，较发达地区的收入增长水平仍快于欠发达地区。
　　22岁的华中农业大学20xx届本科毕业生徐本禹被提名为20xx年央视“感动中国”人物20名候选人之一。他用自己的奖学金和靠勤工俭学挣的钱资助贵州儿童并远赴贵州山区大方县支教。大二那年，徐本禹带着5人支教队，走进了贵州山区大方县一个名叫狗吊岩的落后地方。一个又一个的志愿者先后离去。但徐留了下来，每天六节课坚持教着这些闭塞、接受力差的孩子们。
　　20xx年6月26日，该校领导去了徐支教的地方，让他们深受震动的不是那里的贫穷，而是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渴望。“屋顶大面积破漏，用塑料布和硬纸板遮雨。地板四处开裂，走在上面提心吊胆；课桌残缺不全……在这样的教室里，孩子们上课还是那样地认真、专注……”
　　去年7月11日，100幅在大方县拍的照片配上简要文字，以《两所乡村小学和一个支教者》为题发到了“天涯”网上。仅仅几个小时，存放照片的服务器就因为访问量过大而发生堵塞。接着，跟帖的数量急剧增加。几天时间，这篇帖子被100多家网站转发，点击总数超过百万次。
　　在广袤的中西部农村，我们触目可及的贫瘠与落后，让我们揪心。经济不发展，西部不富足，构建区域结构的和谐从何谈起？专家认为，应当通过对欠发达地区在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上的倾斜，逐步扭转这种区域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
　　垄断：和谐的杀手
　　有句顺口溜是这样说的：“银行加证保，两电加一草，石油加石化，扫地的拿得也不少”，说这些行业收入高。钱多主要是因为垄断。
　　近年来，与普通行业相比，垄断行业不仅工资水平偏高，而且工资增长过快。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继续呈日益扩大之势。几年间，一些垄断行业造成了万亿元社会福利损失。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显示：20xx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年工资为14040元。其中，非垄断行业的农林牧渔业职工工资为6969元，电力、煤气、水等垄断行业是18752元，而金融业，职工年工资高达22457元，为农林牧渔业的3倍。如果再进一步细分，在电力、煤气、水行业中，电力工资又高于煤气、水这两个行业。
　　《微型小说选型》20xx年第6期刊载的《电信局长洗澡记》最近在网上广为流传，写的就是对行业垄断的绝妙讽刺，电信局长去澡堂洗澡，澡堂要收取的“初装费”、“选号费”、“特别号码附加费”、“改号费”、“月租费”、“销户费”、“漫游费”，都是电信局对固定电话用户收取的费用条目。收费项目之多，可谓琳琅满目！
　　确实，在关系民生的这些行业里，电信、民航、铁路等垄断行业定价的做法一直为人所诟病：电信资费居高不下，违背了普遍消费的原则；而民航利用政令禁止打折，也是不可取的；铁路利用中国人重视春节的民族习惯，在服务不良的情况下涨价，更是令人难以接受。电力和供水部门在不能降低企业成本的同时，却加重社会成本。除了传统的垄断之外，类似会计师协会等中介组织和非政府机构的垄断，政府部门立法的垄断，政府对产品需求的垄断等新的垄断也露出苗头。
　　20xx年10月，商务部成立了反垄断调查办公室，开展反垄断立法及其相关工作，主要职责是承担有关反垄断的国际交流、反垄断立法以及调查等相关工作。但愿这对于反垄断，是个良好的开始。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只有引入竞争，才能正确抑制垄断行业的利润，让他们不至于占用并耗费国家大量财富，真正实现资源和资金的优化合理配置。不患不均患不公。垄断一日不除，市场一日无公正可言，社会的和谐也无从谈起。
　　社会阶层分化嬗变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经济的急剧变迁，使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不再是简单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中间阶层、企业家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户口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这些迹象表明，社会经济变迁已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并且，这种结构正在趋于稳定。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与现代化建设进程还不相适应，包括国家社会政策缺位，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贫困阶层的基本生存未得到充分保证。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指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各贫富阶层之间的边界已经形成，具体表现在社会各阶层的居住区域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以及统领各阶层的文化也不尽相同。由于生活方式上相差甚远，社会各阶层都开始相对独立地从事社会活动，彼此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
　　孙立平教授举例称：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各式各样的老同学聚会搞得风风火火，尽管当时贫富差距已经存在，但贫穷的同学和富裕的同学之间情感上的隔阂却并未显现；然而现在的情况是，老同学之间已经很难相聚，因为贫穷的同学和富裕的同学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并且两者都感觉无法融入对方的圈子，彼此之间无话可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表明，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继承性明显增强，调查数据表明“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而另一方面，社会较低阶层的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明显提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户籍、就业、人事这三个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的不合理，使社会流动不畅，阻碍着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成。
　　因此，迫在眉睫的是，利用财政、税收、福利等杠杆，对收入再分配进行科学调控，理顺工资和收入分配的秩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减少贫困和低收入群体，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社会。
　　就业结构和谐任重道远中国有十三亿多人口，处于劳动年龄、具有劳动能力的有七亿多人。让七亿人有活干，绝非易事，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就业问题的艰巨性、长期性。
　　在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降到14％。按照正常的情况，这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比重应当相应地降到30％～35％，但目前我国这一比重仍高达49％。这给我国实现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了困难。另外，我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而是呈现出劳动力在一个较长时期供大于求的趋势，就业问题一时难以根本缓解。解决好就业问题，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是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一环。
　　另外，追求就业结构的和谐，同时体现在平等就业上。平等的就业权是一项最基本的人权，国家应为所有的公民创造公平的竞争机会。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对于城市市民，城市流动人口不平等的就业权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目前城市流动人口就业问题并没被大多数中国城市政府纳入到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之内。
　　不平等就业权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许多中国城市在劳动就业方面仍存在“职业保留”现象——将相对较好的职业留给本地人，外来务工人员被明确地排除在这部分职业的范围之外。如一些城市对招用外来劳动力的行业、工种实行分类控制，分成可以使用、限制使用和禁止使用外来劳动力三大类。其中10多种工种被列为属于禁止使用外来劳动力的行列。这实际上是一种就业歧视制度，使得无城市户口的城市流动人口处于一种不公平的地位，被剥夺了许多就业机会。诸如此类的还有身高、疾患等方面的显性或隐形的就业歧视，让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怀疑招录工作的公正性而刺杀公务员被判死刑的周一超、在“中国乙肝歧视第一案”胜诉、当选20xx年度中国十大法治人物的张先著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些事件虽然推进了法治的进程，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当事人的命运。
　　建设和谐社会，还应构建代际结构的和谐，建立和完善重节约、广覆盖、有积累、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制也不可或缺。
　　合理调整社会结构，建设和谐社会，知易行难。正如俄国作家柯罗连科脍炙人口的名篇《火光》所描述：火光冲破朦胧的夜色，明明在那儿闪烁。不过船夫是对的：事实上，火光的确还远着呢……然而，火光啊……毕竟……毕竟就在前头！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也许就是加劲划桨，直至到达和谐社会的理想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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