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中国人的“和谐”故事第2页
样进城务工的人，有一个统一的称谓叫“农民工”，但他不知道，最近有学者提出了“四农”问题?“像现在这样不错。我有活干，孩子她妈妈在小区里开电梯，一个月有600块。她哥哥也工作了，在国营单位。”在张治泰看来，只要不用到工地上扛钢材，不用拼死拼活地向老板讨债，就已经很幸福了。
张春蕊却没有父亲那么容易满足，她还是希望生活能够好点，而“好点”并不单单是指有钱。在一次“农民工子弟教育巡展”上，张春蕊在留言板上写道：希望能得到更多人支持。
当被问到希望得到怎样的支持时，她说，“就是不要看不起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同学。”
吴显国群众小事政府大事
晚上10点钟，北京西直门附近的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依然人来人往。因为是“两会”代表的驻地，每个进门的人都要接受站岗武警的检查，媒体联系采访则要报出代表的名字和房间号。来京参加“两会”的廊坊市市委书记吴显国就住在这里。
20xx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原中纪委常务副书记侯宗宾的调研报告《建设“和谐廊坊”的启示和思考》，指出了当地政府建设“和谐廊坊”的标本意义。作为“和谐廊坊”的推动者，吴显国是较早提出并实践“和谐发展”的中国地方官员。
党团干部出身，后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商学院学习，现年48岁的吴显国思维活跃而开放。
这一点在侯宗宾的报告中也得到了肯定：“廊坊的领导班子有两大特点：一是学历高、眼界宽；二是风气正、没闲事。一班人性格各异，但工作上团结融洽、一心一意，没有杂音。”吴显国也曾拍着胸口说，“在廊坊，谁的官是买来的，拿我吴显国是问！”
吴显国提出要提高基层干部的素质，在他看来，一些地方把素质较高的干部安排在机关，把素质较低的干部放在基层的“七所八站”，结果这些人“生冷硬黑”、吃拿卡要的作风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在他的推动下，“优秀的干部放到基层”成为当地的一种共识。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徐湘林教授认为，中国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干部制度改革，是一场“精英的大转换”。与传统干部相比，这批新兴的知识型和技术型干部具有讲求实效、尊重科学、注重解决具体问题的实干精神，他们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支持改革开放的立场也顺应了新时代的发展方向。
这一点在吴显国身上也有体现。这位皮肤略黑的市委书记在提到构建“和谐廊坊”时说：“群众最关心什么？不是财政收入，不是项目引进，而是孩子毕业了能否找到工作，失业了能不能领到保险金，生病了到哪儿去看。这些都要从制度和机制上来保证和解决。”与此对应的是，廊坊市先后出台20多个政策性文件，事关土地承包、征用土地、城市拆迁、下岗失业职工安置和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等。
提倡“和谐”的吴显国认同经济社会相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单向、片面的发展如同瘸子赛跑，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为此他提出了加快建设生态环保城市的目标，使廊坊市成为中国第一个整体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城市。
吴显国重视“软环境”，他曾打比方说，硬环境是骨架，软环境是灵魂。没有灵魂，骨架也就失去生命。廊坊市建立了政府服务超市，将市政府所属28个行政部门的119项审批办事权限集中到办事大厅，提供一站式服务。
在廊坊市政府院内，矗立着一块醒目的牌子：“群众小事，政府大事”。这或许就是吴显国“和谐”观念的根本所在。
汪玉凯学者是社会的医生
春节过后，国家行政学院的汪玉凯教授在网上看到了自己违章停车的记录。但按照日期来看，发生违章的当天他在北京大学给博士生上课，车一直停在院里没开过。他找到当事的执法人员理论，对方最终承认出错了，但拒绝道浮?
“这就是观念问题，出错本身还反映了工作之中的漏洞。”汪玉凯说，现在的中国社会需要的不是“管理型政府”，而是“管理服务型政府”。温家宝总理在去年两会上提出“创建服务型政府”说明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
今年“两会”召开前，作为5名被邀请的专家之一，汪玉凯到中南海参与了“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探讨。接受采访前一天，他还在太原为山西省政府作“推动电子政务与提高执政能力”的报告。
在提倡“专家治国”的今天，知识分子成为越来越受重视的群体。自从“十六大”之后，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就已经组织了不下20次集体学习，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举行讲座，就有关专业领域的问题指点迷津。
身为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汪玉凯的“学生”也常常是省部级、司局级的政府官员，从“学生”那里他得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国情和政府政务。对于20xx年是“改革年”的提法，汪玉凯认为政府改革是其中的关键。
在汪玉凯关于“和谐社会”的理论体系中，作为公共治理主体的政府是决定性角色。“和谐社会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而对这两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公共治理。”
出身农民家庭的汪玉凯很关注普通百姓的生存状况，前不久，他写的《20xx年中国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被50多家媒体转载。汪玉凯认为，自己从几年前开始研究的电子政务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条途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政府部门的腐败现象。
汪玉凯赶上了政府信息化工程的早班车，至今已出版了数本电子政务方面的著作，参与过天津经济开发区、北京西城区政府电子政务方案以及上海电子政务建设的论证、咨询等工作。
“我的职业决定了我重视公共治理。”汪玉凯很赞赏西方的一句名言：“学界是社会的批判力量”。学者要做的就是帮助政府去发现社会中的问题。他认为，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学界的作用，让他们为改革出谋划策，政府可以从中获得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也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吕邦列“农民精英”的困惑
“我给你们报社想了个广告创意，按这个想法我们都能‘双赢’”。刚见面，“村官”吕邦列就对记者说。
此时已是晚上7点，寒风中的吕邦列穿着一双单布鞋。刚从湖北赶到北京的他住在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访村”，不到三米的通铺上挤了5个人，房价是一晚上5块钱。
吕邦列所说的“广告创意”是找个公司出钱在报纸上合作刊登“悬赏广告”，以自己的“破解‘三农’难题”方案作为“靶子”，“谁能推翻我的理论，就给他50万。”吕邦列自信没人能够“辩倒”他。
作为目前中国以“非正式候选人”身份当选县(市)一级人大代表中惟一的农民，吕邦列在20xx年又高票当选湖北省宝月寺村村委会主任，但随后他想推行的“基层民主”却在现实中连连碰壁。这个被称为“农村草根民主领跑者”的“农民精英”正陷入无计可施的境地。
根据普遍的说法，中国的8亿农民大多面临着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民主方式不健全和收入增长幅度缓慢的难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就认为，保障农民的基本权利和农民怎么发家致富是当前农村的两大问题。因为收入增长过慢，从1998年起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出现减少或停滞现象，“三农”问题也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的一个主要问题。
在吕邦列看来，自己的遭遇就是“不和谐”的典型例子。
从20xx年开始，他用上访的方式反映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把推进基层民主当作自己的目标，但在村民的眼中却成了一个“自己贴钱到处跑的怪人”；高票当选了村主任，但真到要兑现竞选诺言清理帐务时却成了“孤家寡人”：因为害怕被报复，没有人愿意跟他一起干。
因为搞“草根民主”而影响了农业生产，穷困潦倒的吕邦列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据说他的老母亲天天担心米缸里的米还能吃多久。事实上吕邦列的遭遇并非特例，李昌平曾说他认识的浙江一位民选村主任当选后也陷入困境，上百万家产几乎折腾光。
吕邦列坚持认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本身就有“不和谐”的地方，突出的问题是它所规定的农村基层民主方式运做起来成本太高，要花很多钱，农村根本无力操作。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也指出，用选举的方法解决村级矛盾，成本正变得越来越高。
吕邦列到处宣传自己的“三农”理论，但当地的镇委书记认为他“总考虑国家领导才考虑的事”，学者们对他的评价大多是“太理想化”。这个“农民精英”在失去了本村村民的支持后，在当地领导和理论学者那里似乎也没找到同盟者。
在“两会”召开当口来北京的吕邦列认为，农村“和谐”的关键就是要发展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收入。“只有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认为我们行，他才跟我们走。”这样他们才能带领农民搞基层民主，提高农民素质，否则“一切都无法推行”。被选为村主任的他就是因为“民主”成功了，但还是没有带领村民走向富裕而到了现在不被信任，无人支持的状态。
“先经济，后政治，否则越选越乱。”当村主任期间，吕邦列曾遭到村民的4次殴打，但最后都“不了了之”。
孙大午和谐社会应该“官民共和”
与去年8月参加完中国民营企业家思想论坛会议后落寞地走下地铁口的情景相比，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孙大午首先来了个大喘气。
“你先让我喘口气，现在还差几分钟，那就不是我迟到，而是你提前了。”曾听人说，孙大午之所以20xx年会“出事”，一是因为他不会“说话”，二是不会“办事”，现在看来他却是“绝对守时”。
作为民营企业家的一员，孙大午的经历就像非公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一样，亦步亦趋如履薄冰。1998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开始从农村地区“战略大撤退”，同时，各商业银行对县级机构贷款权限上收，县级以下地区贷款的发放受到严格控制，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率先遭受打击的自然是民营企业。
由于无法从金融部门获得贷款，靠1000只鸡、50头猪起家大午集团开始通过向周围村民借贷的方式筹集资金，这种后来被称为“民间先行者的融资实验”却几乎给孙大午带来灭顶之灾。而孙大午在20xx年的遭遇，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民营企业这个群体的无奈。
虽然孙大午一再声称自己的企业很小，不足以与河北的其它名企相比，但大午集团仍是集养殖业、种植业、加工业、工业、教育业为一体的大型科技民营企业。而早在10年前，大午集团就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位列第344位，集团资产总规模达到上亿元。
“我所理解的和谐社会，应是官民共和，穷富共和的社会。在实现官民共和的前提下，才有穷富共和。我认为，现在老百姓不是‘仇富’，而是‘仇恶’，仇恨市场弄权，官场要钱，权钱下的黑幕交易。所以，我一直主张财富应向有道德的人转移。”
不知是否由于太执著于这个主张，据说孙大午逢年过节从不请客，即使给某些单位送礼，顶多是一箱鸡蛋；在与学术界人士频繁往来的同时，却疏于与政界人物交流。这种“与众不同”，使他这些年碰壁不少。
“比如说前天交通局就卡了我们的车，仅仅因为车上装了点菜。这种‘壁’对于我们企业每时每刻都会‘碰’，太阳里面也会有黑子，只要人心不让阴影遮住就行了。”孙大午口气很是达观。
但提起大午集团内部实施的“君主立宪制”，孙大午却称这是他在20xx年最感欣慰的事情。
所谓“君主立宪制”就是将企业的所有权、决策权、监督权三权并行，三权分立。孙大午和家人组成监事会对董事会、理事会进行监督，但无权决策；他本人拥有企业产权，后代将会继承；而由大午集团下属5个分公司各推举出来2名代表组成的董事会拥有决策权，但无权干涉经营；另由分公司一把手组成的理事会执行董事会决策，行使经营权。
“我这里不存在股份股东，所有者不再是决策者，决策者也不能干涉经营者。目前已实施三个月了，企业发展挺好的。”孙大午显然很满意自己的“发明”。
今年“两会”召开前夕，《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浮出水面。舆论普遍认为，这个被称为“36条”的文件是政府在从多个方面给民营企业“松绑”。
“我不可能左右外在，但我可以在许可的范围内实践执政为民的理念。赚钱不是为了个人富有，而是为了大家都过上幸福生活。大午集团呈现的是一片祥和，尽管有上下属的职位差别，偶尔也有个别不和谐的声音，但这里人格平等，整体趋势是和谐的。”孙大午说。
翟淑芬“农转工”后的无奈
翟淑芬每天都会看看新闻，她想从报纸或电视上找到北京市有关部门针对“农转工”这一群体的新政策。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迅速兴起了城市建设高潮。一些城市郊区的农业用地因此被征用。按照国家有关补偿办法，一批失地农民转业成为产业工人，翟淑芬就是其中的一员。
现在她正忙着照顾生病的爱人，外面的便利店空落着，没人看管。不过也快关门了，因为生意冷淡，加上女儿已经有了几个月的身孕，快要生产了，到时候自己就顾不上这个店了。
前几年，翟淑芬常会找到市劳动局，请求给像自己这样的“农转工人员”与其他工人同等的工资待遇。她说自己现在的待遇只是原正式员工的60左右。市劳动局工作人员对此的说法是，工资待遇是依据有关政策规定执行的。
在女儿的劝说下，从去年8月份开始，翟淑芬不再找有关部门理论了。
翟淑芬的爱人老杜也是“农转工”，在国企改革中“首当其冲”，6年前花4万块钱买断工龄后赋闲在家。
在北京市政府的网站上，丰台区劳动与社会保障局有关文件称，今年3月份，1472名补缴社会保险的农转工自谋职业人员的退休审批工作已完成，并进入基本信息录入、核对阶段，计划3月中旬进行第一笔养老金的发放。
老杜要拿到自己的养老金还得等7年。这期间，他必须每年缴纳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险金。“去年缴了3600元。”翟淑芬说，等孙子出世了，祖孙三代得挤在自己这套房子里。家里的另一套房子出租了，每年可以收到1万多块钱的房租。
和她一样，在京石高速路沿线的许多小区里，“农转工”人员的经济支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房租。另一位姓杜的“农转工”人员称，除了出租房屋外，自己现在跑“黑出租车”。
1987年，为了修建京石高速公路，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小井等村的土地被国家征用，这些村的村民也因此成为“农转工”的一部分。当时，初中学历的翟淑芬被安排在了市机械局下属的一个鼓风机厂。
10年后，提前退休的翟淑芬每个月可以领到380元的退休金，“因为是农转工，退休金也只有同工龄工人的60左右。”
20xx年1月10日公布的盖洛普调查结果显示，从1997年至今，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上升了近75。但与此同时，富裕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也在加大。而北京市统计局对外公布的“北京市社会发展七大领域发展指数的评价分析报告”显示，北京收入高低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已经由20xx年的3.1：1扩大到20xx年的4.7：1。
按照有关政策，翟淑芬每月有83块钱的医疗保障金。“每年的医药费如果超过了1300元，就可以报销一定的比例。”但她没报销过，因为“自己看病不敢花那么多的钱”。
女儿是大专毕业，目前没有工作。翟淑芬说自己不担心孩子，因为现在是“竞争的社会”，“只能靠他们自己。”她常教导女儿要学会“笑对生活”。
翟淑芬对熊德明很熟悉，她感叹自己没有面见总理的机会。在接受采访时，她担心报道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压力，要求不能署真名，否则可能会像熊德明那样身不由己。
今年两会上，和谐社会的提法让翟淑芬对未来充满希冀。这意味着改革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开始倾向于建设普遍富裕的社会，翟淑芬期待着她的生活也能变得更好一点。(文中翟淑芬为化名)
向往和谐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以来，就有一个问题让所有思想者皓首穷经：什么样的生活值得去过？什么样的社会值得去追求？
无数的人给出了无数的答案，纵观这些人类宏伟的理想，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在理想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应该和睦相处，无论在社会分工还是对资源的占有上有多大的差异，每个人都应该享有作为人的尊严。
伟大的理想可以指引社会走向完美，并对出现的偏差予以矫正。这样的目标不是个人能够达到的，它必须且只能由国家来完成。中国政府将营造和谐社会作为未来努力的方向，这是值得赞许的。
与法治社会不同，和谐社会难以用定量的标准来衡量，它更多是建立在传统、文化、道德的基础上，与在以法治国的基础上提出以德治国一样，和谐社会也是一个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蓝图。
理想天然带有改造现实的冲动，理想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现实世界不够完美。当中国宣称要创建和谐社会的同时，没有人可以否认当下的中国存在着太多不和谐的因素。在中国的东部和西部、城市与乡村、发展与生态之间横亘着一堵短时间难以跨越的“柏林墙”，这是中国在前进道路上摸索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代价：
从1949年建国至改革开放前，醉心于“站起来”梦想的中国人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利用价格剪刀差，牺牲农业发展重工业。那个年代人们可能常常感到生活的不富足，但极少感到尊严受到挑战；
改革开放后，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强大了中国，也产生了了贫富差距的现实。贫富分化是老百姓不愿意看到的，但是飞速的发展掩盖了一切瑕疵。不可否认今天的穷人要比30年前的穷人生活富足，可是当最穷的中国人都不需要再为温饱挣扎的时候，财富分布的高度不均衡就将凸显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中国在近20几年来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大力吸引外来投资，将发达国家希望转移的制造企业请进门来，代价则是环境的破坏和对未来发展能力的透支；
从封闭走向开放，必然会遇到“改革的盲区”，在法律体系和新的社会伦理跟不上的情况下，公共权力不可避免地被滥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地方政府以经济增长为纲，贪图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农民的土地被剥夺。有统计称，中国有4000万左右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近亿农民涌入城市寻求机会，他们在城市里从事最脏最累的劳动，却不得不面对被鄙夷的现实，在经济地位低下的同时被迫放弃尊严。
从牺牲均衡搞建设到改革开放后进一步牺牲均衡求发展，中国社会已经有走向失衡的迹象。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就到了一个反思过去的时候了，这是迈出更大前进步伐的前提。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政府不但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
问题的破解之道并不复杂，那就是调整财富分配格局，阻止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让全体劳动者“利益均沾”，共同享受发展的福祉；国家应该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让尽可能多的人享受到基本的教育、健康等权利；对那些长期以来在国家的战略部署下做出牺牲的群体，应该予以相应的补偿。在今年的“两会”上，中央政府决定施行“全面免征农业税”、“工业反哺农业”等措施，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这还不够。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仅仅是迈向和谐社会的前提，和谐包含着更广泛的涵义，从大处着眼是全社会的稳定健康，从小处看还应该包含阶层之间、种群之间、邻里之间、家庭内部的融洽，政治之外的文化内涵是和谐社会区别于福利社会的最大不同之处。
真正的和谐要建立在每个国民都享有同等的尊严的基础上，只要某个群体还享有特权，还能带给其他群体挫败感，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是真正和谐和稳定的。确保每个人的获得他应得的利益只是他拾起尊严的基础，真正的考验是彻底打破存在于中国人之间那道人为设置的界限，使出身不再成为享受国民权利的障碍。
和谐的社会之所以值得向往，只因“治世”不是历史的终结，还有“善世”在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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