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和谐社会中几种值得讨论的观念

文章标题：建设和谐社会中几种值得讨论的观念
和谐社会”提出的意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和谐社会”的相关理论；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几种值得讨论的观念。现将该文最后部分摘编如下：
一、阶层协调是社会和谐的轴心。中国的阶层分布是不是哑铃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社会少不了分层。阶层是执政党的第一政治资源。阶层之间的矛盾在卓越的执政党面前，是考验执政能力、检验执政理念、优化执政方式的难得机遇，也是可贵的执政资源。一般说来，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布以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为佳。可我们的情况怎么样？有人说，“中国现阶段的中间阶层的规模大约只占就业人口的15”，是不是太小了？这是不是同早几年大批中产阶级有关？越批判，中间阶层越小。哑铃型的社会结构难以和谐，难以稳定。
二、弱势群体的状况是检验文明的试金石。中国有没有弱势群体？一两年前，中国报刊上没有出现过“弱势群体”这个术语。可是，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研究报告《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的计算，如果将城乡贫困人口、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失业和下岗职工、残疾人、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等各类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口加总，再扣除彼此重叠的部分，中国的弱势群体大约有1.4―1.8亿人。这只是从经济上看的，还有“看病难、上学难、打官司难”的人，他们算不算弱势群体？是不是存在越不承认有弱势群体，弱势群体越大的问题？
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说：“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邓小平年谱》20xx年版，第1364页)对这句话如何理解？如果出现“两极分化”，那又该怎么办？
四、原因比结果更值得注意。造成中国出现贫富悬殊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原因自然不是单一的。从贫富差距时而缩小、时而扩大的历程来看，有一点似乎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有些贫困主要是旧体制造成的。“解铃还须系铃人。”缩小贫富悬殊无疑要从体制上和政策上下手。运用经济杠杆是第一位的。加大扶贫力度诚然重要，可是，提高点所得税，增加点利息税，扩征点遗产税，比什么力度都大。抽肥补瘦，再翻一番的拨款也拿得出。说不定有了合理的经济政策，只用今天扶贫款的几分之一就能“补”好“瘦”了。现在既有穷人不会做穷人的问题存在，也有富人不会当富人的问题存在，不过，不能各打五十大板，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富人不会当富人。应该让富人懂得：抽肥补瘦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普遍的做法。要让富人懂得：缩小差距以后仍然有差距，富人依然是富人。要让富人懂得，这样做也是富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要。
五、经济与社会互为前提。“经济高速度发展的黄金期”一定是“社会问题的凸发期”吗？在人均GDP从一千美元向三千美元的过渡时期，通常被认为是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实际上是三种情况：第一确实引出大量社会问题，即所谓“拉美现象”；第二是没有引发出像拉美那么多的社会问题；第三是引发出不少社会问题，但很快得到缓解。既然是三种情况就不能以偏概全。既然是三种情况就足以供后发国家趋利避害，跳出怪圈。经济高速度同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并没有必然联系，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只同超常的高速度有联系。社会矛盾的高发期是忽视社会发展的片面发展观的产物。坚持科学发展观就能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
六、选举与文化是什么关系？中国选举的进程赶不上GDP增幅。有人埋怨选民对选举冷漠，也不问一问为什么冷漠。说什么“没文化不能选”，殊不知影响选举的主要是利益，而不是文化。文化会影响选举的水平，不应该决定要不要选举。不管怎么说，处于“草根”地位的村委、居委在扩大选举的覆盖面，意义深远。选举是民主的基石。没有民主就没有和谐。只是不知这“草根”民主何时长成“钻天杨”？
七、社会组织是社会的血脉。中国的社会组织知多少？人是社会化动物。尤其是现代人，无论是生理上还是智力上，都很难以个人的形式来满足需要，只能以群体的形式来增强满足人们多种多样需要的能力和可能。因此，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追求特定目标的人群、按一定的社会规范联合起来的社会群体不断涌现。几百年来，这类社会组织的范围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多，组织形式由初级走向高级。现在世界上，社会组织发达的国家按人口平均每一百人就有一个社会组织。拥有社会组织的多寡早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参与社会组织的多寡也已成为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尺度。中国的社团纵向比，突飞猛进；横向比，发育得还很不够。千人拥有社团的数量只抵法国的九十分之一。我们应当努力克服“社团恐惧症”。
八、社会管理不能少了硬件。社会事业的投资少到何等地步？社会事业的投资一直在增加，试问：与GDP同步增长了没有？相对数增长了没有？科教文卫体、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