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发展及其方法论问题

一、引言
谈到中国式管理，人们就会联想到易经、孔子、道、仁义等，甚至有学者把中国式管理分四类：由儒家思想及于现代管理；从《孙子兵法》演绎出的经营谋略；中国帝王学与企业管理；禅宗与管理人员个人修炼。但无论哪一类、哪一种管理思想，无不涉及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无不出自于古代中国的政府管理社会的思想。而且，如果说到真正具有“企业”意义的组织，最早也不过是近代史上外国人在中国投资开设的工厂或企业，而在传统思想的组成部分里，对于“组织”的概念除了“家”便是“国”了。因此，中国的管理思想脱离不了政府管理社会的窠臼，其思维结构、思维模式必然也带有这种痕迹。

另外，雷原先生指出，“研究中国式管理必须从研究中国文化开始，只有抓住中国文化所揭示的最深层次的理念、价值观，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人。”而且他认为，要真正了解、把握中国文化，就必须了解农耕文明的特点。了解这种农耕文明为什么会导致独特的、不同于西方的管理思维结构、思维模式？

还有学者研究得出观点认为，中国人的某些思维结构的特点不利于大规模组织的生产。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作者——韦伯，也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新教伦理，而中国却缺乏这种宗教背景作为发展的动力。还有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讲到，中国的信任关系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因此在超越家庭以外的大型企业中，是一种低信任度的文化，缺乏量化思维，不善团队合作等等，那么中国企业的前途何在？这种单向度地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做法，对中国式管理是一种悲观的论调，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深究中国式管理的内在思维结构和思维模式。

因此，对中国式管理模式的讨论，必须从其内在的思维结构、思维模式之特征开始，因为这些是构成中国式管理的主要内容，也是其存在的最大理由。

二、集权式管理的思维结构和模式

由此，我们将开始来探讨农耕文明下的思维方式的特点，首先，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因素。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基础，然而，每个民族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是极不相同的。尤其在生产力发展处于程度较低的阶段，人们对大自然的依赖性很大，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自然环境的不同自然使一些民族的地理、气候条件适宜于从事农业，而另一些则适宜于从事商业、贸易。这样，各民族在不同的环境下创造着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就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体系。有的民族具有封闭性，而有的民族则具有开放性，如我国的传统文化相对而言就具有封闭性的特点。

其次，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极大的影响，而中国长期处于小农自然经济的形态，这种形式是以自给自足为经济特征的。因此长期以来我们形成的是重农轻商的传统，因为只有农业可以循环生产，只有农业是可持续性的恒产，而有恒产才有恒心，社会才有稳定。虽然也有商品交换的存在，但是由于传统的政治上的重农抑商，商品经济在很长的时期都受到压抑。因此在自然经济成长下的农业文化，有一种求稳定的心理和观念，这是统治者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也是政府管理社会的价值取向。

再次，不同的社会政治生活结构，决定了不同的政治文化体系。在我国古代，奠基于以小农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在政治上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同时，血缘关系长期影响着我国社会，在我国的政治文化中长期保留了专制思想和家族观念，人们对君权的认同，清官思想的保留，家长作风的存在，都是其表现。所以，不同的政治生活结构，就创造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培植不同的政治情感和政治心态，形成不同的政治观念，也就造成不同的政治文化。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这种政治文化确实与现代政治文明所强调的民主、独立、自由等格格不入，但从另一方面看，在这种政治文化影响下的政府管理思想，在大到国家，小到家庭的组织管理中维持了那么长的历史，这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管理是非常成功的，其合理的内核不应该被忽略。

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还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的构成理论，在农耕社会中，人们要取得理想的收成，必须具备有关天气、播种以及收获贮藏等方面的丰富知识，而在古代以父系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生产单位的情况下，此类知识往往靠家族内部的代相传承。因此祖先不仅具有血缘传递的属性，还兼有农耕社会的经验传递这一属性。滋生于农业社会的孝道理论于是就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孝养，二是继志述事。

《礼记·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

实际上，有关于“人”的原初观念，就是农业社会中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结合体，也就是说，人的构成与天地父母是分不开的，人既是天地的造物，又是父母的造物，于是人便成了天地二元和父母二元的结合体。这种自然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