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象山教育思想研究第2页

在逐渐更新，教师的角色在悄悄变化，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慢慢确立，“素质教育”的落实将成为可能。但由于管理水平和人才素质的差异，新课程实验所反映出的新情况也值得重视：一、新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留下了让学生积极主动学习的空间，教师如何利用这个空间，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方法，启发学生自觉学习，对学生的动机、兴趣、情绪、意志和信念、理想、价值观等，进行全面培养，开发个体身心潜能，促进学生人格整体水平的升华，这对我们的教师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存在着新课程空间自由度大和教师创造性实施能力小的矛盾。二、新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从激活学生的思维、激励学生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出发，信息量大，呈现形式多样化，师生互动存在可选择性和开放性。这对智力发展有差异的学生来说，存在着教学的开放性和学生的可接受性的矛盾。三、新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为加强课程内容、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经验和兴趣，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在课时安排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这对学校管理来说，存在着课时安排的灵活性与传统课时时间固定性的矛盾。

以上教、学、学校管理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如何解决？解决的唯一办法，只有提高教师（包括从事学校管理的教师）的素质。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就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二、“素质教育”提出的理论依据

“素质教育”已成为当今社会最受关注的热点，上自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大、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家长，都给予了热情地关怀。什么是“素质教育”？为什么提出“素质教育”？

所谓“素质教育”，就是把注意力和着重点放在提高学生的素质上，使学生所学的知识得以最大程度的“内化”，身心潜能得到最好的开发，人格整体水平得到升华。

“素质”一词，指个人的先天秉赋（生理、心理特点）和后天获得的品质的统一。按照儒家的观点，一个正常的儿童，个人的先天秉赋是差不多的（性相近），素质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后天获得的品质上（习相远）。我们的教育应营造适应青少年成长的最佳环境，开发个体身心潜能，促进受教育者人格整体水平的升华，造就一代当今时代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当前提出“素质教育”，主要是针对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而言的，有些地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完全趋向功利，教师通过各种机械的学习和训练使学生获取高分。学生手拿高分成绩单，却缺乏应有的适应社会的能力，缺乏丰富的个性和创造精神，缺乏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有的学校领导和教师，只重视知识，认为只要有了知识，也就有了能力，也就提高了素质。这种观点被逐渐强化，并且影响到学生，使他们的学习较多的停留在知识的层面。有的教师，虽然也重视能力的培养，却只停留在知识转化的层面，而忽视非智力因素的开发。非智力因素的主体，指价值意识体现内在尺度的心理表现形式，如动机、兴趣、情绪、意志和信念、理想、价值观等，这是个人素质提高的重要内容。“素质教育”要求把以往重知识、重能力的教育认识水平再提高一步，提高到更加注重提高学生整体的人格素质的新水平上来。

“素质教育”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素质教育”吸取了几千来中国传统教育的优秀成果，是千百年来人类教育发展和改革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对自孔子、墨子到宋儒以及近代先进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阐明了社会主义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社会主义文化是一个大概念，包括社会主义教育和我们提出的“素质教育”。1997年11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中，提出要从历史文化角度来了解和认识中国，因为现实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四大发明”改变了世界的面貌，造就了中国的文明传统。中国的文明传统不仅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想追求、乃至中国的发展方向，至今仍然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精神动力。

中国传统教育的优秀成果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宝贵财富，而且是世界文明的宝贵财富。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曾考察欧美，他认为理想的教育应包括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加之英人的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等，采欧美之长，熔铸孔墨教授之精神。其教学方法应参酌兼采欧美教育新法与中国古代教授法。[1]当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如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心病加剧、价值标准失范、道德滑坡等等，十分忧虑地说：“人类的生存没有比今天再危险的时代了”，“不道德程度已近似悲剧”。他认为解决当今存在的社会问题和人文精神的失落，要求助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仁爱”、墨家的“兼爱”。他说仁爱“是今天社会之必需”，“墨家主张的兼爱，过去只指中国，而现在应作为世界性的理论去理解”。[2]西方有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曾联名发表宣言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避免世界性的混乱，就必须回首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的道德智慧。[3]

20xx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发表了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温总理指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特别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世代相传。所有这些，对家庭、国家和社会起到了巨大维系与调节作用。”[4]温总理所总结的就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是“素质教育”提出的重要根据。
三、学习和研究象山教育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自身素质

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有两个高峰，一是春秋晚期打破“学在官府”的教育垄断；二是唐宋时代高于蒙学的书院教育形式的产生。春秋晚期以前，只有少数贵族有受教育的权利，叫做“学在官府”。孔子的时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孔子提出“有教无类”（教之则善，本无类），将学校由“官府”移到“民间”，广大平民也可以受教育，扩大了学校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这是中国传统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书院”之名始于唐代，“书院制度”形成于宋代。书院教育以教育学生“学做人”、追求人格完善为目标，适应社会多方面需要而培养不同专业和不同层次的人才；书院教育不仅挽救了宋代因教育附庸科举考试造成的人才危机，而且推动了德行、学问并重的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

中国传统教育经历这两个高峰所产生的教育思想，是中华文明宝贵的精神财富。象山教育思想产生于书院教育时代，研究象山教育思想，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素质教育”的理解，并且提高自身素质。

象山先生，公元1139年4月生于江西抚州金溪，公元1193年1月卒于荆门知军任内，享年五十四岁。象山先生一生除任中央敕局删定官四年、荆门知军一年半以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学生数千人，姓名可考的上百人。象山先生曾于1187年，应他的学生彭世昌等人的邀请，赴江西应天山讲学。应天山去贵溪县城80里许（上清镇东南），重峦叠嶂，飞瀑流泉，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是读书治学的好地方。象山先生带领学生在山南修建了一座草堂，学生建房搭棚，种菜栽禾，勤工俭学；崇拜先生学问和品德的人，从四面八方来到应天山，围绕草堂建起了一幢幢书斋。先生看应天山象一头大象，便给草堂命名为“象山精舍”，学生从此尊称他为象山先生。“象山精舍”匾额挂在草堂门额上，围绕草堂的是“居仁斋”、“由义斋”、“养正斋”、“规斋”，还有“明德”、“志道”、“储云”、“佩玉”、“愈高”、“惠林”、“达诚”、“琼芳”、“濯缨”、“封庵”、“批荆”等书室。从1187年到1191年之荆门军前，先生一直在“象山精舍”潜心于他的教育事业。

象山教育思想是以其心学为哲学基础的“人”本位思想，与当时已沦为科举考试附庸的应试教育的“知识”本位思想相对立。象山先生认为教育的根本就是“人”。教育的出发点是“人”，落脚点还是“人”。象山先生说；“天地人之才等耳，人岂可轻？人字岂可轻？”[5]P279教育就是教学生“学为人而已”[5]P26，“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间。须是做得人，方不枉。”[5]P278“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5]P353象山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辨志”、“明心”、“做人”。

“辨志”：辨识义利尊德性。

象山先生说；“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5]26“识义利公私之辨”就是“辨志”，知所以为学者，必“识义利公私之辨”。为人重义轻利、先公后私，乃人之自然至诚之性，是儒家君子贤人所尊敬的“德性”。儒家教育思想中，既强调“尊德性”，又强调“道问学”。“辨志”就是“尊德性”（尊重道德品质的修养）。象山先生发展了儒家教育思想，不仅把“尊德性”（德育）放在第一位，而且把“识义利公私之辨”规定为道德品质修养的核心内容。

“明心”：区分正邪求放心。

象山先生说；“为善为公，心之正也。为恶为私，心之邪也。”[5]P204“良心正性，人所均有”。[5]P221象山先生认为，有的人能保有“良心正性”，有的人“溺意功利，失其本心。”[5]P221“失其本心”，即本心放失。本心放失，“诚能反而求之，则是非善恶将有所甚明。”[5]P269求放心，就是寻找放失的“良心正性”。区分正邪求放心，就是培养学生具有“良心正性”、“为善为公”的思想情感，就是对学生进行“人品”教育。“人品”教育是以知识教学为前提的。知识教学开发学生身心潜能、提高素质，是“人品”教育的重要基础，但知识教学只是手段，它必须服从思想情感的培养。1192年正月十五，象山先生对荆门军老百姓说：“实论五福，但当论人一心。此心若正，无不是福；此心若邪，无不是祸。世俗不晓，只将目前富贵为福，目前患难为祸。”[5]P204象山先生在这里明确指出：人心的正邪是作人的根本，以人心正邪论福祸的，是“人品”高尚的正人君子，以目前富贵患难论福祸的，是“人品”低下的世俗小人。象山先生的“人品”教育，就是现代西方所说的“人格”教育。

“做人”：修进德业做大人。

象山先生认为“做人”是教育的根本目标。象山先生说：“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身立其中，须大做一个人。”[5]P284然而“时俗汩没，未有能自拔者”，因此他主张教育学生“先理会所以为人，深思痛省”[5]P281，“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5]P289，然后“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师友载籍（师友：老师、朋友；载籍：书籍）”[5]P281。所谓“自得”（自我晓悟），就是要独立思考，自觉提高；所谓“自成”（自我完成），就是要有创造精神，自觉成才；所谓“自道”（自我实现），就是要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中心意思是自己修德进业，独立成就一番事业，做一个德行高尚志气高远的人（做大人）。能如此成就事业的人，就是象山教育思想所要培养的人才，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高素质人才。

象山教育思想，内容博大精深，这里只举要谈了象山教育思想的三个核心问题，“辨志”是品德教育，“明心”是人格教育，“做人”是人才教育。这三个核心问题，以及有关品德教育、人格教育、人才教育的方法问题，都需要专题讨论。如何深入研究象山教育思想，有一个态度问题，象山先生在《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指出“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此章以义利判君子小人，辞旨晓白，然读之者苟不切己观省，亦未能有益也。”[5]P323研究象山教育思想，研究者的“切己观省”，最为重要。现在有些人热衷于把“象山”作为招牌，但并不认真研究象山教育思想，甚至背道而驰，正如象山先生所批评的“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乡，则有与圣贤背而驰之者矣”。象山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要做“喻于义”的君子，而不做“喻于利”的小人，要为“义”、为“公”，不为“利”、为“私”，然而热衷于把“象山”作为招牌的人，却巧立名目，化“公”为“私”，践踏象山先生“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的教育思想，这是十分错误的。希望受象山教育思想恩泽的荆门人的后代子孙，努力提升的自己的道德境界，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办好荆门的基础教育。

参考文献

[1]陈平原.中国大学百年[N]，〈学人〉第13辑[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2]荀春生等.展望21世纪——汤因比池田大作对话录[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公司1985.

[3]（新加坡）吴德耀.古今人对孔子的评价[N].济南：走向世界1989年第5期.

[4]温家宝.把目光投向中国[N].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xx.

[5]涂宗流.陆子心语[M].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xx.（文秘114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