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现代与后现代之辩第2页
出的一些价值观念，它是德法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所主要批判的，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抨击“人的主体化”。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主要批判的对象是近代一些思想家的观点。这种批判首先表现在对现代精神的批判，自文艺复兴以来，反宗教，反神学，以人权取代神权的观念以及自然科学兴起，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这个过程中存在许多的问题。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精神提倡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个人中心主义”，从哲学角度来看，是只看到了独立性，自然被看作是人类征服、占有、控制的对象；把自然科学方法视为唯一的方法，使之绝对化。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精神的第一点来看，我们可以将进步主义教育看作是现代教育的最鲜明的代表。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特别在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是过于强调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有突出个人中心之嫌。而这又恰恰是后现代主义所极力反对的。纵观人类教育的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出，现代教育往往偏重于科学知识教育而对人文知识教育缺乏足够重视，学校把培养各种专业人才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年级越高，专注于科学知识与技能教育的程度就越大，学生的知识专业化程度也越高。由于没有完备的人文知识，不少学生在社会生活中显得狭隘、不完整。很多人总是把国家的落后最终归结为科学技术的落后，看到西方世界科技的突飞猛进和巨大成功，于是把人类各种问题的解决依托于科技的发展，而忽视了人文精神与文化传统的作用，导致了重物轻人，重物质轻精神，重实际轻价值的倾向。
在一些学者看来，过去讲现代文化和现代精神，主要是以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为参照系的，突出人的主体性，突出工具理性是其主要特征；今天讲现代文化和现代精神，再不能将这种主体性和工具理性作为主要内容来强调，消解主体性的过度弘扬才是现代教育发展的走向。这涉及到教育的方向问题，有必要作出明确的回答。由此说来，后现代主义教育的主张并不能代表教育发展的方向。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不是处在后现代而是处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化时期，要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关键还在于培养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各种思想观念，如人的自我观念、法制观念、竞争意识等。我们的学生应敢于向教师学会说“不”，敢于对课本说“教材太陈旧”!既有的教学评价、竞争以及过重的学业负担似乎与教育的本意相背而行，教育的本真的确迷失了。为了正确把握文化转型时期教育的历史向度，目前应当特别提起对后现代思潮的关注。
二、教育被“噬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
在人类教育发展史上，可以说19世纪以前的教育基本上是人文教育或者说是人文教育占主导地位[1]。只是到了近代工业文明产生以后，科学教育对人的束缚开始显现出来。有人因此认为，20世纪教育的一大悲剧是充当了科技理性的奴隶。在我国，科学主义教育理念对教育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工具理性主义，其次表现为教育过程中的技术主义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养成了人们对科学的盲从心理，窒息了学生的怀疑精神。的确，现代教育发生在工业社会，它与主客二分的文化精神和科学技术相适应。现代社会日益强化的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最终使教育陷入“非人性化”的境地，使“占有”更多的知识以获得外在自身的身份，成为教育的目的。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渗透于教育、教学过程之中，使教育成为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控制和训练。如果我们不意识这个问题，只重视物质文化和科学文化，而把精神文化、人文文化的发展看作是无关紧要的，必定会使物质文化失去规范和方向，造成文化整体中人文文化的缺漏，从而使文化的发展受到阻碍。
以人类中心主义的眼光看，世界被表达为与人的关系，人本身是自我建构的产物。随着科学的发展，人在要求自然屈从于人的成就的同时，也被自己的产品所奴役，因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是近代科学的深刻悖论。不可否认的是，近代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在于过度的分科教育体制，但分科化正是技术筹划的必然后果。今天弘扬科学精神，不必在科学与人文相区别的层面上突出科学的特异性，而应该在科学与人文合一的层面上，检讨我们时代的通病，重审自由和理性。在后现代世界中，人们不再相信知识内在的东西就是好的。为了抛开启蒙运动关于不可避免的进步的神话，后现代主义用悲观主义代替上个世纪的乐观主义。相信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这种信念消失了。正在成长的青年一代不再相信人类将解决世界重大难题，也不再相信他们的经济状况会超过他们的父辈。其实，自启蒙时期开始，在各个领域，从经济、政治、文化到文学乃至教育，就都有与理性主义相反对的浪漫主义思潮。理性主义与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社会组织、科层结构的日益细密、政治制度的工具化等等相互促进，使工具理性主宰、控制着现代人类社会的各个方向。而后现代则体现了对启蒙运动的事业、对现代技术理想和作为现代主义基础的哲学主张的拒斥。另外，长期以来教育的历史发展在伴随人类工业文明的兴盛的同时，教育本身也被社会“噬化”。噬化的结果用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来审视，可以这样来描述：在教育目标上追求统一。教会教育、私立教育和公办教育在培养要求上人才的目标指向是一致的。在人才培养的要求上，在工业化、技术化的过程中，机械成为了社会的中心，人和社会自身都机械化，人在社会机械化的过程中，成为了一个可以替换的零件，人的创造性、创新性被官僚主义扼杀了；教育价值的主导趋向以实用主义教育价值为主。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利益的追求超过了理解的寻求。学校教育成了生产商品的加工厂。反观后现代主义学者的思想，我们发现情况恰恰相反。以伽达默尔学说为代表的现代解释学认为，“解释”并非传统解释学所坚持的作为文本发言人的作者的一种自我意识的“独白”，而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种“视域交融”。无疑，这种对人类思想和行为的“互主体模式”的深入揭示，将为我们重新审视和反思教育活动中教与学、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本质关系提供有益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正如在解释活动中，作者与读者、文本与解读之间体现为一种“循环论证”的关系一样，在教育活动中，教师与学生、教与学双方亦是互构互生而良性互动的。因此，一种理想的教学模式不是以教师为主体、学生为客体的我说你听的单向灌输，而是二者之间互为主体的双向讨论、交流和沟通，是二者之间一种“提问应答”的互为因果的负反馈活动。实际上，这是对传统启发式教育思想的一种更为深入的理解。“启发”不仅体现在教师之于学生的向度里，亦体现在学生之于教师的向度中。换言之，教师并非人们常说的照亮别人而牺牲自己，只予不取的烛光，毋宁说，在照亮别人的同时，他也从受教育者那里不断地汲取燃料和能量，他自身的光芒唯由受教育者才得以点燃和照亮[2]。
针对现代教育中“个人中心主义”的观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教育哲学认为，不要把人物割裂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个人与社会，与他人之间存在有内在的本质联系，在与他人的联系中表现和个体特性构成了自己的身份。所以他们提倡学习“倾听他人，宽容他人，学习他人和尊重他人”，但前提是承认个体自我是关系中的自我，而绝不是个人独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四个学会”，在哲学层面，可以说是带有后现代主义的影子。当然，我们是不会简单将之划为后现代范围。从科学技术与自然的关系上说，技术之上所导致的工具理性，易于造成人在征服自然时的盲从行为。后现代主义自然是有待人去关照的，而不是被视为征服的对象，人与自然是在一种动态的平衡系统中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在现代社会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二者关系更显得重要了。从科学技术与人的关系来说，技术崇拜与工具理性的弊端表现为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藐视与偏离[3]。环境教育的重视，加强学生对自然、社会的了解，海洋意识、环保意识、地球意识的提出也反映了后现代主义对当代学校教育的正面影响。“为人生而科技”、“为个性发展而科技”、“为社会而科技”的新技术文明观似乎契合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要求。从男女平等意识来看，强调女性的重要性，反对男性中心主义。后现代对异质性、差异性、微观政治等等的强调直接促进了女性主义目标的实现。对差异性和多元性的强调有助于防止抹杀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因而有助于阐明妇女的特殊需要和利益。女性是创造性的角色，在很多方面都有重要性[4]。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吸取了女性主义观点，具有宽容的精神。女子教育的重视在当代因此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男女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在后现代那里因此也有明显的体现。
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是处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3个历史向度的交汇处。这种状况，极大地增加了文化及教育转型的难度。如果处理不好，前现代的东西未加批判地保留了，后现代的东西也未加选择地拿来了，唯独没有把握住现代性。这也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教育的重要提醒。也就是要使教育文化建设贴近时代与生活，引导人们注重活动的文化追求，以提高人们的精神品格，促进社会文明的全面实现；要使文化建设顺应现代化的潮流，在光大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在新的起点上熔铸出新的民族精神，以求在一种宽广的人文背景下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后现代除去了历史对于人的规定，亦即对于人的区分。不仅如此，后现代还消除了现代对于一个未来的人的期望。现代的人的区分不是人与自身相区分，而是一个将来或未来的人和自身相区分。对于后现代而言，这种未来的区分没有意义，正如其流行语所说：“没有未来。”由于没有规定，理性被彻底的清除。从这个角度看，在教育领域，人的培养也就不存在什么目的和规范。工业社会的“理性主义教育”似乎被全面的否定。
三、教育需“解构”：后现代主义观点
学习过外国教育史的人都知道，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非学校化”思潮是对现代人类教育的最大抨击。伊利奇认为现代学校教育的最大问题在于“制度化”教育的不平等。他坚决反对学校对知识的垄断。他积极提倡“学校化社会”[5]。的确，长期以来，教育被视为一种传授知识的活动，教师是课堂中主宰一切、控制一切进展和处理全部事件的权威者。因此，在这种课堂中，时时刻刻充满着教师为唯一的中心的单极表演和知识授受。教师把课堂当成了他自己的舞台，他是发号施令者，学生只有一味地被动静听，完全变成了教师所代表的成人主流文化知识的接受者和容纳器。而这种知识始终被视为绝对客观的，它与知识接受者的主观参与和体验无关。学生以读死书、死读书为荣，从而使应试教育成为现行教育的主要模式，学生高分低能和缺乏独创个性成为阻碍教育发展的顽症。因此，随着解释学的“理解”概念在教育学中得到认可，随着对教学活动中学生认知参与作用的积极肯定，不仅将极大地发挥出学生的学习潜能和调动其个体创造性，而且也必然意味着长期以来统治人们头脑的顽固而僵化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教育思想的寿终正寝。
再来审视后现代主义学者的观点，如维特根斯坦的关于语言和意义的观点，对认知适应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教育研究中被作为反对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的工具。我们如果用巴门尼德的区分来描述历史、世界和语言、教育4个整体的话，那么，历史的主题是真理之路，世界的主题是意见之路，语言的主题是虚无之路，教育的主题就是解构之路。博德尔认为，越过世界的边界到达语言的领域，这决不意味着进入后现代，相反，它要求的是语言的区分。同理，教育的全面改革绝非仅靠教师语言就能完成。目前，在我国有学者极力呼吁教育的本意就在于寻求课堂教学的意义，教学就是对话，教学就是交往。显然这些说法是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其不足及片面性也是显然的。为此，我们不妨试问一下：“教育就是对话吗?”而博德尔是不再追问“谁在说话”，而是追问“说了什么”。在这种问题的转换之中，他突出了语言的道和说的区分。当然，道和说的区分是晚期海德格尔的基本主题，他发现了语言学的悖论，所说并非所道，所道并非所说，而语言的道说只是在其宁静。所说和所道的区分在海德格尔那里构成了技术语言和诗意语言的区分，而后者正是他所要经验的纯粹语言。湖南师大教育系的石欧先生在他的一本专著中曾明确提出教学的本质在于教师语言的飘忽不定性。固然这种理解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有其创造性的地方，但是完全的赞同和提倡恐怕还是不妥。从后现代主义学者的思想中，我们能否悟出一些道理?
我们重新回到教育史中去看看。在教育史上，主体性素质的培养曾受到教育家的广泛关注。在西方国家，从古罗马昆体良的“教是为了不教”，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运用他们的智力到夸美纽斯的教育应遵循自然性的原则；从卢梭的必须把人当人看待，把儿童当儿童看待，到杜威的儿童中心论，让儿童主动获得发展，无不包含着对主体性的追求。教育家赫钦斯呼吁：“教育应是主体为人的教育，教育的目的唯在发挥人性，使人达到完善的境界”，“其目的是人性不是人力，教育不应该成为可悲的经济工具。”赫钦斯的观点也反映了人们对工业文明下理性主义教育的批判与反思。当然也有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如永恒主义者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理智的训练发展人的理性，培养有理性的人。学校不是社会的仿造，学校的中心任务便是向学生传授真理性知识。而在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那里，主体被看作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发明，是启蒙和理性的产儿。他们主张抛弃主体。而所有后现代主义都特别突出它否定现代主义，区别仅在于激进程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则要提供一个世界观。否定是要通过彻底摧毁原概念、原基础而扭转教育、哲学、文化的一个方向。比如，反基础是后现代主义的共同特点。通过反基础，才能实现反对中心、反对统一性。在教育领域，既是反对教师权威，在反对教师中心的同时，也反对儿童中心，主张师生平等交往和交流；反对教材的统一模式，主张知识来源的多样化，摒弃课本中心论；反对构建统一和划地为牢的科学体系，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提倡意见的差异性存在。张再林先生因此在20xx年5月10日出版的中国教育报上撰文说，后现代主义思想体系中的现代解释学带给当代哲学的变革既体现在认识论领域，又体现在伦理学领域。也就是说，解释学对解释活动中互主体性关系的认可、对他人理解可能性及积极意义的认可，不仅意味着一种独断论真理观的消解和一种开放性真理观的奠定，而且也同时意味着一种权威主义的社会理念被一种民主和平等的社会理念所取代，意味着诸如宽容、同情、信任、善解人意等德行的强化，和作为一种“普遍伦理”的“交往理性”的积极生成。以诠释真理为宗旨的解释学最终又指向了一种开发道德意识的所谓“教化”理论。在解释学里，真理与伦理的关系由二元对立开始走向了一元统一。这毋宁说宣布了一种后现代主义教书育人理论的可能。我们可以看出后现代思潮为教育研究指出了一个发展的方向，即教育研究活动中的差异性，揭示了教育真理的条件性，使教育研究从现代性下解放出来，从一元转向多元。
承认后现代主义已经或即将进人我们的生活确实比较痛苦，也许，当我们把后现代主义琢磨透了之后，后现代主义也就不那么可怕了。后现代作为对现代的反思、补充、解毒，始终处于次要而必要的地位，可以作为今天社会发展的某种新动力。但是，一旦反理性主义成了主要方面，影响、控制整个社会的物质统治时，便必然走入纳粹、“文革”等等。我国著名美学家李泽厚认为，将后现代观念搬进目前大部分地区、情况尚处在工具性远未成熟的前现代状况的中国，需要特别小心[6]。当然“文革”时期“踢开学校闹革命”、“读书无用论”绝非后现代的产物。后现代主义毕竟是西方的舶来品，作为还处于前现代性下的中国来说，历史辩证的对待是必要的。这也是我们审视现代教育的科学态度。
参考文献：
[1]张应强.论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整合[J]．高等教育研究，1995，(3)：33.
[2]张再林．现代解释学对教育理论的启示[N}．中国教育报，20xx，(5)：10．
[3]欧阳友权.现代科技文明的人文哲学[J]．北京大学学报，20xx，(2)：69．
[4]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xx．273-274．
[5]季苹．西方现代教育流派史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217-218．
[6]张斌贤.西方教育思想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684-685．
[7]严万约．西方后现代思潮与教育研究[J].宁波大学学报，1999，(1)：45．
[8]李泽厚.历史本体论[M]．北京：三联书店，20xx．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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