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是怎样失去游戏的第2页

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⑥汉武帝毅然采纳了他的建议，把儒家学说之外的其它各派学说，全部“绝其道”，将儒家学说提到了空前的地位。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学派，在汉朝以前，儒家学说与其它学派一样，并没有取得高于其它学派的地位，与其它众多学派的地位一样，不被统治者看中。在先秦，尽管孔子和孟子极力向各国的君主们宣传他们的思想和主张，但那些好大喜功，各自怀着极大野心的君主们，竟没有一个采纳了他们的主张。在秦朝，统治者所采纳和实行的是法家的思想和主张，奉行的是法家的思想路线，走的是一条暴烈的治国之路。在汉初，统治者有鉴于秦的暴烈，则奉行了黄老哲学，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政策。但是，“无为”政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人民休养生息的机会，社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发展之中也蕴藏着各种尖锐的矛盾。而“以史为鉴”是古代所有统治者制定基本国策的基本参照系。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学说才在汉武帝手上取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教”。
在儒家思想中，孔子早就提出了“仁”的主张。“仁”又指什么？孔子告诉我们：“仁者，爱人。”“仁”的最主要内涵就是“爱人”，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的发现，确立了人在儒家学说中的至高地位。但我们要知道的是，孔子心目中的“人”，更多的带有伦理色彩的人。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式的人，而不是西方那种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在这点上，孟子说得更为具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这种人伦关系中，人与人之间所具有的，不是那种具有个人独立人格的自由的关系，而是一种有着很强的君臣、长幼之类特征的人伦关系，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伦关系，个体的人，只不过是那个巨大的社会关系网中的一个扭结。
这种人际关系，很明显，它是以尊卑、等级为特征的，体现在教育中的师生之间，就是绝对的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尊卑关系。在这方面，“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就是最好的注脚。师生之间婉若父子。在教师面前，学生必须绝对的服从，绝对的听从。明代洪武十五年颁布的国子监学规，有一条规定：学生“各宜遵承师训，循规蹈矩，凡出入起居，升堂会馔，毋得有犯学规，违者痛治”；“各生员每日诵授书史，并在师前立听讲解，其有疑问，必须跪听，毋得傲慢，有乖礼法”，“敢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讦者，即系干名犯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充军”。⑦教师呢？则具有绝对的权威，是个高高在上的指挥者，容不得学生在他们面前活泼泼进行游戏式的学习活动。因为那是不严肃的，是不尊的。
在儒家思想看来，“师”就是“师”，“生”就是“生”，不要说师生之间不可能有什么游戏之类的教与学活动，就是学生们之间，也绝对不允许进行什么游戏活动，否则就是不成体统，不懂规矩。在这一点上看来，儒家教育思想是绝对排斥游戏活动的。
另一方面，在儒家思想、观念的熏陶下，我们中国人养成了一种“老成温厚”的性格。中国人向来都讲究做人方面的“温、良、恭、俭、让”之类的君子风范。对于读书人而言，琴、棋、书、画一向被人视为高雅的事情。作为读书人，在他们的业余爱好当中，一般而言，都把这四件事情作为自己的饭后茶余最好的消遣。游戏，则绝对在他们的排斥之列。再说，这也是谦谦君子的风范，讲究的是以理智压倒情感，不论大人小孩，一律都要一本正经，不得随随便便、嘻嘻哈哈，失去礼节。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样，任何一个受教育者，就基本上成了小大人。一个个老成持重，缺乏天真活泼的少年特性。
而游戏，则是基本上排斥老成持重，拒斥一本正经的。所有的游戏，其实都有一个特点：体现人的个性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说：“游戏之中见本性。”有的人，可能在平时的日常生产和生活当中，温文尔雅、文质彬彬，可是，一旦到了游戏场，就露出了“庐山真面目”，所有本性，全都暴露无遗。这是我们中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总是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本性给隐藏起来的原因。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文化的感染、熏陶下，自从儒家思想获得意识形态的入门证书，被奉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以来，中国的教育中，一向都缺乏游戏精神和游戏活动。
可是，就在“独尊儒术”之前，中国的教育中，竟不乏游戏教学。
在先秦时代，祭祀作为一件国家大事，一直都被看作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这种教育，后人称之为“宗教教育”。宗教教育的常用的方式就是宗教仪式。据荷兰学者胡伊青加的考察，在古代的许多民族当中，都有以游戏之类的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那富有韵律的唱词以及仪式上的舞蹈等等，其实都是实实在在的游戏。中国也不例外。在西周，祭祀知识的教育属于礼教的范畴，因为祭祀是讲究礼节的。“‘礼’必须用‘乐’配合，大司乐的职掌是以乐德、乐语、乐舞教国子”。⑧“德”“语”“舞”三者结合，游戏的色彩特别浓厚。被中国古代人特别看重的所谓“射”的教育，则更是在活动中进行的。虽然我们不能说所有的活动都具有游戏的特征，都可以视为游戏，但其中的很多活动，都是游戏性质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事教育，在整个先秦时期，都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内容，训练与比武的过程，有着浓厚的游戏色彩。这一点，史书都有记载，在此不再多论述。
在墨子的教育方法中，游戏之类的教学，是他常用的。我们主要从《墨子·公输》中的一段话就可以看出：“子墨子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拒之。公输盘攻城之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接着，他便告诉楚王：“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久矣。”从这一段，我们可以推测，墨子在此之前，主要运用了模拟性质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他假设了战例，有敌我双方，进行攻守训练，否则，他的弟子何以就能使用他的那些守城之械？这就是典型的游戏教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墨子是那个时代进行游戏教学的杰出代表。
在那个时代的典籍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
可是，到了汉代以后，游戏教育就基本上不见踪影了。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讲究如何对儒家经典进行诠释和记诵的教学。一般都是由一位“生乎吾前”“术业有专功”的先生，传授儒家经典。而且，一些庸师们只会照本宣科，照搬权威注解，进行枯燥的教育教学。“逑者，逑也。”式的先生非常普遍。《牡丹亭》中的那位老先生，当学生问道“君子好逑”的“逑”什么意思时，先生竟回答：“逑者，逑也。”这样的教育，有何游戏可言？有何活泼可言？人的个性、创造性等等，全都给泯灭了。
直到今天，这种照本宣科式的教育，不是仍然还占据着我们的课堂吗？游戏，已经远远地离开了我们莘莘学子。
其次，科举考试，则从制度上将游戏拒于校门之外。
肇始于隋朝，成型于唐朝的科举制度，对我国一千多年来学校教育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作为一项人才选拔制度，它在世界上首次确立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为许许多多出身寒门的读书人提供了进身的台阶，使中国的一大批布衣人士走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激发了读书人发奋读书，努力求学的上进之心。使一些人，一辈子用心于科举考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对于古代读书人而言，读书为什么？宋真宗的诗句：“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文经勤向窗前读。”最好地表达了古代读书人的最大愿望。孔子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⑨在整个中国古代一千多年的教育史中，科举考试，一直是学校教育的最大的和唯一的目标。金榜题名，也成为所有读书人一生所梦寐以求的事情。为此，他们可以忍受任何困难，只要有朝一日能够榜上有名，光宗耀祖。西方学者李维在其所著《中日两国现代化因素比较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人的文人学子，宁愿熬受‘十年寒窗’的苦楚，埋头研读索然无味的经书，学做机械式的八股文章，而一次复一次地去参加在未来是成功与失败甚难预料或把握不定的赌注，以图获取功名，光耀门楣，使自己和自己的家族过着令人羡慕的荣华富贵的生活。‘科举、做官、发财’变成这个社会中上进的三步曲和不可动摇、不可怀疑的公式。其结果致使许多迂腐的儒生，将一生的生命整个投入无止境上午考试准备中，而一无所获。”⑩莘莘学子们，为了他们的功名利禄，耗尽了自己的心血。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板凳须坐十年冷。”等等，都是对那些在漫漫求学路上攀登者的鼓励与描述。为了能“金榜题名”，他们宁愿忍受那许许多多的学习中的痛苦。在民间，还流传着“哭文章”的说法。那意思无非就是说：文章是哭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
这些，都在向我们表明：传统的教育是没有任何快乐可言的，是根本排斥游戏的。更多的，是痛苦。
制度的力量是无穷的。科举制度，作为一千多年以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对教育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不论是课程内容，还是课程形式，甚或是教学方式方法乃至学习的方式方法，都无不体现着它的影子。更为重要的是，它向全社会宣告：只有符合这一制度的教育才是受欢迎的、有价值的。钦定的教材，铁定的内容，逼得天下所有的求学者都不得不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记与背之中；也逼得教师不得不以单向度的传授方式进行教学。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了一点：绝对地排斥游戏，排斥愉快！
“所有游戏活动都具有两个共同特点：游戏者都‘高兴愉快地参加游戏’和游戏的自我满足。”“游戏着的人是完全摆脱了一切压力的人。”“游戏状态是有意识活动的创造，人在其中是在实现可能的目标，而不是必需的目标”。⑾游戏的参与者，都是自己自觉自愿地加入游戏队伍之中的，并没有谁有意强迫谁去参与某一项具体的游戏，而且所有参与者都是高兴又愉快的，并不是带着“苦瓜脸”与游戏拌始终的。这一点，只要我们去仔细观察一番孩子们游戏时的情景，就再也清楚不过了。而古代的那些“头悬梁锥刺骨”的学子们，从那些描述中，我们能发现一丝一毫的“自觉”“自愿”与“高兴”吗？游戏的目的，就在于游戏本身，而不在游戏之外。这也是游戏区别于其它任何活动的重要特征。古代，为了功名与利禄去求学，这本身就不具备游戏特征。游戏的快乐在于游戏的过程中，而不在于游戏目的的实现。象小孩玩过家家，那兴趣，百分之百的在于过家家这游戏的过程本身的乐趣，游戏结束后，什么外在目的也没有。玩了之后，孩子们并没有得到什么游戏之外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一场游戏一场空”是对游戏的最为恰当的描述。得到的，是快乐，是乐趣，是性情的陶冶，是个性的形成。
游戏中的学习，是没有外在压力下的自由自在的学习。曾经在山东电视台看到一个精彩的节目。一个四岁小孩，能流利的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及一些唐诗宋词，而且，背起来还浑身是劲。听他的幼儿园老师介绍，她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只不过是在小孩玩耍中边玩边唱。象很多小孩玩的那种游戏，边玩边唱：“一米一米三，三面红旗，解放台湾。”那位老师要求孩子边玩边背《三字经》《百家姓》及一些唐宋诗词。孩子边做游戏边唱，效果极好，记得特别牢，这就是游戏教学的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史上，我们根本就看不到以游戏的方式进行教育的记载。我们所能看到的，大多都是那些通过自己努力在科场上春风得意的成功人士如何刻苦学习的故事。鲁迅先生当年在他的那篇著名的《狂人日记》中所描写的，狂人在读书时，所读到的是满纸的“吃人”二字。在我们中国的教育史上，其实只写满了一个字，这个字就是——“苦”或“哭”，根本就与“乐”无缘。
最后，实用理性观念的深入人心，更让中国教育排斥了游戏。
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认为：“如果说，血缘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根基方面的本源，那么，实用理性便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⑿所谓的实用理性，是以实用为最根本的目的的理性。就是说，对于任何对象，我们中国人都以是否实用的眼光来看的。换句话说，一切以实用为标准，为目的。
“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读书戴顶”以及“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都带着明确的功利目的，这些都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发奋求学的目的。这些宏观上的考察，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可以容纳游戏的蛛丝马迹。相反，都是排斥游戏的，与游戏水火不相容。再从微观的视角来看，结果也一样。所谓微观的角度，指的是求学者的学习过程。虽然我们很难在史书中发现这样的实例，但可以通过其它方式找到。比如一些戏剧的剧本。还是以《牡丹亭》为例。那位先生以“逑者，逑也。”来解释“君子好逑”中“逑”的意义时，先生所传递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你只要记住了，背下来了，也就行了，也就有所得了，至于其它，那只是浪费光阴，心有旁骛，达不到求知的目的，不必学习，不必掌握。在其他的一些戏剧中，也常常有这样的场景：先生一板一眼地教弟子读或写；弟子呢？则表面上老老实实地在读，在写。那场面，非常严肃，容不得弟子门有半点随意。可是，当先生一旦有事暂时走开，那就完全是另外一景象了：弟子们打打闹挠、玩游戏，孩子的本性暴露无遗。古代所谓的“闹学”，其实就是孩子们对那种太过于功利，过于实用的教育的反抗。每天要学有所得，每个时辰要有所得。每天的学习结束时，学生都要向先生“交书”（背诵），“交”不了“书”，即背不出，那就要受处罚：罚跪、拧眼皮、打手心、掌嘴巴，挨骂。
这便是实用理性给教育带来的恶果。因为游戏的无直接目的的特性，使得它根本就无缘渗入教育。
当然，中国教育几千年，我们始终很难发现有明显的游戏的特征，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那个封建的社会。因为在那个以专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中，所需要的人才，绝对不是那种具有个性的，富有创造意识和创造能力的个人；统治者所需要的，只是唯唯诺诺的庸才，乃至奴才。所以，在那时的教育中，根本就容不下游戏。没有游戏的立锥之地，也就毫不奇怪了。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所指的游戏，重要是方法意义上的，偶尔也涉及精神领域。
注释：
①蔡丰明《游戏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②〔荷兰〕胡伊青加《人：游戏者》,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8页。
③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106、107、108页。
④黄行福《教育即游戏》，《江西教育科研》20xx年第11期。
⑤转引自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106页。
⑥转引自孙培青《中国教育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一卷254页。
⑦转引自高时良《中国教育史纲》（古代之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版，416页。
⑧高时良《中国教育史纲》（古代之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版，30页。
⑨《论语·卫灵公》。
⑩转引自刁培萼《教育文化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7月版，134页。
⑾[奥]茨达齐《教育人类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xx年5月版，164、172页。
⑿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301页。

（文秘114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