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成果的量化与大学教育体制改革

学术成果的量化与大学教育体制改革
　高等学校学术成果的量化指标，自它诞生之日起便引来了颇多的争议。到了每年的年终，不论是教师还是有关的管理部门，都像是经历了一场战争。而填报科研成果的教师们则如同刚从大型仓储式超市里抢购回家，必须一样一样地清点自己的“胜利果实”，生怕落下个别。因为是一年一报，今年不报明年不作废也要费一番工夫申请才能作为特例来累积计算。如此的阵仗，真的不是校园外的人所能理喻和认同的。
　　中国知识分子（就国内一般泛指而言）在近半个世纪真的没少折腾，以前是政治运动的沉沉浮浮，现在不兴政治运动了，又在职称、学位上动足脑筋。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说，这就是“中国特色”，但是要说在中国，知识分子在学术以外的方面的意识比较突出应该不会错。以环境决定论的角度言，这都与学术界长期以来的恶劣环境有关，但更主要的可能还是政治本位化的社会中，政治的权术向学术领域渗透的结果。在大学里生活过的人，除了天生感觉麻木者外，大概都不会对官场作风感觉陌生。有意思的是，在一些大学，这类作风不仅不令人讨厌，还成了某些人追逐的“时尚”。大学校园从来不是“一方净土”，但是时下一些校园中官场作风以及“关系学”如此盛行，也的确让人困惑不解。
　　从某种程度上看，学术成果的量化方式，也是官场作风的产物。它的出发点可能比较复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是便于有关方面“管理”的。大学虽然以尊崇个性，思想自由为特征，但并不意味着教师可以各自为阵，一盘散沙，必要的管理也是不可少的，这也就是管理部门树立管理信心的依据。不过，依据归依据，信心归信心，在具体的管理人员中，谁敢说他们没有“管”人之心。特别是在目前，许多工作人员对真正的管理理念不甚了了的情形下，教师们所能感觉到的也就是处处受管制，所以这种种的不合理，也很容易地成为大家议论的主要话题。说到这里，我想起曾经听到的在国外大学任教的中国学者说过的话，大意是最好的学校管理是看不见的。也就是说，真正的管理并不是管理者在那里守株待兔，爱理不理或者颐指气使，而是默默地主动地向教研人员提供周到服务以致接受服务者几乎没有感觉到管理者的存在。
　　实际上，现在人们反对学术成果的量化方式，不仅仅是针对量化本身，它隐含的也有对实际操作人员的官场作风以及种种非学术化倾向的反感。当然，事情远没有那么单纯。据我的观察，反对者的出发点，可以归为这样几类，一类是真正站在学术的角度认识问题的，这一类见解容后面再讨论。另一类则基本是出于现实利益考虑的。因为量化后，一切都马上显得“冷酷无情”，原来曾经得利者有可能得不到利益，因为一切都要按照学校下达的指标（比如每年每人发表多少篇论文）来进行之后，职务的影响缩水了，关系的因素部分地失效了，怜悯同情更是考虑不到了。这样的事情一旦动了真格，这部分人所要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如果套用“改革就是要触及某些人的利益”的公式，这部分人面临的处境并不完全叫人同情。真正叫人同情的倒是那些原来就得不到利益，现在还得不到利益的一类。这一类人往往本本分分，中规中矩，论学术能力他们并不是最差的，但可能由于某一方面的能力上的欠缺，特别是自身又不擅长关系学，所以始终是身处“底层”。实际上，这部分人在目前的大学里可能占大多数，他们的权益谁来保障？
　　估且不说量化方式合不合理，就从一些学校争相实施一刀切的政策时的做法看，是否真的在“从实际出发”，照顾到大多数，的确难说得很。比如有的大学所规定的各类专业人员每年完成的科研指标几乎等于全国的学术期刊每年发文量总和的一半，换言之，全国的学术期刊一半的版面必须在一年内都发表这一个学校的论文，这个学校的大部分教师才能完成基本的科研指标。而又有的学校在国家出版署认可的“核心期刊”中又人为地圈定自己比较熟悉常有礼尚往来的几家作为本校认可的“核心期刊”，结果是同一学校的稿子都拥向这些认定的“核刊”编辑部，让对方无法处置，只好以关系远近与版面费、赞助费的多少来取舍。还有一类人情况比较特殊，他们是学校学术的中坚，完成指标不成问题，但他们对这种政策也不会表示真正的认同。原因有可能与此方式本身的不合理有关，也有可能是他们即使能够完成指标，但草草出笼的文章与其学术态度、学术地位是否相配，也不能完全保证，因此他们也在承受着另一种心理压力。
　　从现今的情况看，量化大致采取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规定论文或著作的数量，要求专业人员按职称的高低完成不同的指标。另一种则是记分，即以论文发表刊物的级别、著作出版社的级别分别记分，然后以分数的高低，加以奖惩。两种方式当然不那么简单，它还分别包括许许多多具体的要求以及实施细则。但无论细节上有何差异，其指导思想与原则并没有什么差别，即一是要求教师或专业技术人员完成若干项科研任务（包括论著以及一定级别的科研课题），二是这些指标要作为将来晋升职称（连带的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