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制度背后的天才与刀剑

大学：制度背后的天才与刀剑
12世纪中叶，当具备民族-国家之近代色彩的崭新政治形态，在不列颠呱呱坠地之时，一些私人开始以教师的身份悄悄聚集起来，第一次向人们传授有关世俗生活的各种学问和艺术。他们所教受的对象一般是当时上流社会的青年。这些教师的教学方式和现在学院制度表现出相当的不同。至少不存在现在人们所习惯的那种拥有固定位置的教师讲坛，事实上这些教师和学生还没有明确的上课地点，双方的选择往往是随机的。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那么明确，不存在定期的考试制度。教师本人也决不指望靠教学谋取生计。毋宁说，教师心目中的理想乃是追随亚里士多德的雅?quot;逍遥学派"--边散步，边讨论，进而在即将到来的普遍世俗生活世界中，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教师和学生的精神共同体。拉斐尔于两百年后在梵帝冈教皇宫所留下的那副举世闻名的壁画"雅典学园"，多少也是对这些人的理智和野心的一个美妙表达。一直流传着一个古老的故事，说一个名叫帕齐的青年，因为对传统的宗教教育感到厌倦，遂转而深深迷恋世俗享乐。有一天，当他经过市政大厦时，一位教师叫住了他，问他在从事什么事情，帕齐象一般青年人所常回答的那样，说："及时行乐。"教师对他说："你有这么好的家世，生得如此峻峭，而对拉丁语竟毫无所知，实在是一种羞耻；如果你学会了它，它将为你大大增光，如果你不学它，你将一事无成，而青春的年华一经消逝，你就会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帕齐听到这些话，立刻感到这话说得很正确，并且说他愿意努力学习，如果能找到一个老师的话。这为教师立即毛遂自荐说："某，不才。"这个故事是否真实，我们无法考证了。但故事本身的确忠实再现了当时这个由教师和学生构成的共同体的氛围。很多年后，据说正是这个帕齐，在著名的"玫瑰战争"中表现出卓越的智慧和远见，成为了一个有学问的人和一个有崇高理想的政治家，并受人尊重。
大约一个世纪后，当牛津大学经历变迁、由这些原始的群体而初具面貌的时候，一个父亲把儿子送到大学、而不是修道院去接受教育也差不多成了更多人的选择。在年青的潘塔格鲁首次赴牛津大学学习时，曾收到父亲的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信中要求他把全副精力奉献给学术生涯。父亲之所以写这封信，其主要目的在于向儿子指明自己所希望他去致力的、带有几分英雄主义意味的事业。父亲在信中顺便作了一些贴切的警句格言式的评论，谈到了"健全的学问"所取得的重大进展。父亲指出，在他所处的这个时代，"健全的学问"已经在英格兰出现了。父亲不失惋惜地警告儿子，当他还年轻的时候?quot;时代仍处在黑暗之中，人类处于哥特人所造成的漫漫无期的苦难和灾祸中，哥特人已经摧毁了所有健全的学问。"但是，到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到处都充满了光明和启蒙，"到处都有学者、学识极其渊博的教师和包罗宏富的图书馆"。
这封信一方面刻画了一个合格的父亲形象，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在即将到来的知识革命中，教师和学生将走在一起，共同书写人类历史中这堪称壮丽的一页。
至今仍铭刻在牛津大学某学院徽章上的格言"美德即高贵"，乃是对这场早期的、肇端性的生活事件的最佳刻画。也正是通过这则格言，牛津大学认可了其根之所系乃在乎这些早期的私人教师和他们的追随者群体，即现代大学生的前身。有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人们都怀着充分的理由，期望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未来领导人将一代又一代地从这所大学走出来，事实也正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套完整的教学制度和确定的院系划分体系逐渐成熟，大学和学院的建筑几乎成了全欧洲的荣耀之一。大学图书馆取代了中世纪的修道院，成了人类知识和智慧的储存和传播之地。教师也顺理成章地取代了修士，终于成为宇宙、世界和人们具体生活的解释者。通过对学问本身的贡献，教师和学生所构成的这个共同体，同时、并且最终地掌控了对于整个社会的精神立法权能。究其根本，这个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自觉要向大学本身致谢，正是大学为他们的这种精神权能的发挥提供了一块当然的至高领地，也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足够、悠久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一个很隐蔽的事实在于：要获得这种为任何社会所必不可少的正当立法权能，惟一一条可供替代的途径就是人民激进主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起的社会整体的变革、甚至革命。1790年，西耶士站在法国大革命的废墟上，面对这场由自己亲手策动的大革命，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活过来了。"革命的枪声仍历历乎萦绕耳际，他内心的落寞却已昏昏然昭于人世。
正是考虑到这个事实，我们不妨说：法国人通过大革命所完成的大业，英国人是通过大学来完成的；在巴黎大学失败的地方，牛津大学无疑是成功的。
但是，作为一所越来越趋于稳固的大学，牛津辉煌的成就并不就意味着其道路的平坦。比如说，即使在我们的时代，人们也不能不感到，在英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不同。在中国，我们可以说，北京大学本身的历史，自其突然诞生那天起，就凝聚了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