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生学会做人

我以为，百年来的中国语文教育，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弊端，其中一个弊端是“伪圣化”。
　　所谓“伪圣化”，就是用一套唯一的“群性话语”“公共思维”模式，钳制师生丰富多元的精神方式、说话方式，压抑精神自由，禁绝个性语言，让全体师生都用一个模式思维、用一套话语说话；就是用专制色彩的、伪神圣、假崇高的观点去看待“高尚”。“健康”、“先进”、“有意义”等真正的人文价值范畴，让师生的语言，远离真实的人生和真实的现实生活。“伪圣化”产生于语文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化”情结。推动它的是中国语文教育中的两股思潮，“文以载‘道’”思潮和“文‘道’合一”思潮（“道”之所以加引号，是因所谓“道”不过是狭隘的、急功近利的、甚至带有极左色彩的政治思想）。它是极左政治在中国语文教育中的遗留物，又与封建传统的教化教育接上了渊源。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语文教育中较严重地存在着。
　　第一种表现——禁绝个人语言、个性语言、多元解读
　　譬如，我们总喜欢面命耳提地引导十几岁的学生“要写有意义的事情”，“说崇高的话”；我们总爱说，“《项链》是批判资产阶级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雷雨》是揭示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麦琪的礼物》是表达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小人物悲惨生活同情”，甚至“《绿》是对祖国山水和大自然的热爱。”崇高、有意义这些人文价值并不错，理应倡导；但关键问题是，怎样理解、如何把握“有意义”、“崇高”？那些课文也的确可以如此解读，但是，是否只有如此唯一的解读？必须强制性地如此解读？可否允许教师与学生做出自我的、多元的合理解读？一位高中生说，“最令人气愤的就是作文课了……所谓练习议论文是怎么个练法呢？第1段必须在四行以内，并且提出论点；第2、3段都必须先设立分论点，然后行文；第4段总结全文，提出口号，也必须在四行以内。纯粹一个‘四股文’！且慢，论点还有要求，必须是靠近理想、奉献、爱国等重大主题。有一次老师要求评述《祥林嫂》一文，我评论的是她的几个希望的首先产生与幻灭，自以为文采等都还可以，没想到被判为零分，并被勒令重写。原因是评述本文最佳角度是抨击封建礼教的罪恶。”（付刚《学生：作文如八股》，《中国青年报》1998年3月25日）
　　学生不能说出自己真实体验过话，不能抒发自己真实经历的内心感受，不能说出有独立精神体验的有个性的话。再者，教师们如此这般日久天长地面命耳提，一节课一节课地训导熏染，我们的学生就学会了根据不同的公众场合、根据不同的人们的不同需要，说人们想听的话，而不是说自我真实体验的话。有时甚至说假话、套话。
　　作为一个教师，在课上不敢跟学生说自己的真心话、心里话，不敢抒展自己的胸臆与怀抱，只能把真实的个性的自我隐藏起来，包裹起来：只为考试、迎合流行的公共话语，背一串教参上抄来的话，说一通不得不说的话，长年累月，是否太过压抑、太过沉重？语文课，应是最具人文特性的课，可是人的最基本的精神自由哪里去了？《项链》题旨是否只能唯一地解释为批判资产阶级虚荣心与追求享乐的思想？能否像北大钱理群教授所解读的：“作者正是为人的命运的‘变化莫测’，人太容易为生命中的‘偶然’所左右，而感到不可理解”，《项链》作者自己也说“人生是多么变幻无常啊，极细小的一件事可以败坏你，也可以成全你！”对统编教材中的每一篇文章，为什么只能有全国绝对一致的或大体一致的解读？对有些文章，可否允许教师和学生自己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生命体验，进行稍许独到的自我阐释、自我解读？譬如对《雷雨》除了前述的解读外，能否解读为一一通过描写人的生命欲望和追求、以及为实现欲望和追求的挣扎，既表现了作者“对‘人’（特别是中国人）无论怎样‘挣扎’终不免失败的生存状态的历史发现，同时又表明了，作者对宇宙间压抑着人的本性，人又不可能把握的，某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无名的恐惧’”等等。
　　第二种表现——定制统一的公共话语套子让师生共同使用
　　师生的表达，都大体有统一的套子。如，写青松，必须联想先烈；写石子，必须联想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写太阳、写春雨，必须联想党的温暖、党的培育、党的政策；写长城，必想解放军。我们年纪稍大一点的人，都是被上千堂语文课“培养”、“训练”出来的。我们可以沉静下来，深入想一想，通过这上千堂语文课的“循循善诱”的“训导”，在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当中，甚至连一些基本语汇，都成了“公共”的了，都是两两相合的。譬如白衣天使与护士、医生；蜡烛、孜孜不倦、兢兢业业与教师；残酷、黑暗、吃人与资本主义、旧中国、旧社会，光明、温暖、与社会主义、新中国、新社会等等。在说话、写作中，只有如此这般相联，方才合格，主题才积极，才是有意义。否则，语文老师那里就通不过。比方，你不能写一个教师的懒惰、不敬业；不能写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文明与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