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给我们带来的反思和启示

非典给我们带来的反思和启示

非典已经来了，我们无可逃避，关键是如何面对它。就像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灾害和疫情一样，不论时间长短，人类终将取得最后的胜利。除了想方设法尽快打赢这场“非典”战、消除危机的消极影响外，我们是否还需要思考一些其它的东西呢？我们是不是还应该从这一次非典的冲击中获得更多的反思和启示呢？
在我们众志成城迎击非典的时候，我们也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停住曾经匆忙的脚步，彼此深切地注视，复苏一些曾经麻木的情感。我们可以反省一下以前的某些生活方式：是否过于亏欠了大自然、亏欠了亲情、亏欠了我们对公共事物的责任？这些反思和启示，对于我们逐步地纠正人类的错误行为，进一步的思考社会的本质，进一步的改进我们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启示之一：政府当以民为本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弗里斯特与国家主席胡锦涛会面，当胡锦涛总书记说到“SARS疫情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是一场灾难”的时候，弗里斯特特别拿出笔将此记了下来。弗里斯特告诉华盛顿邮报，他说，能够听到来自中国最高层这样的表述，令人十分安慰。因为这说明中国的领导人深知非典对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党和政府新一届领导人所表达出来的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的价值取向。
事实上，危机发生之后，我们没有听到太多地对新领导人的批评，而更多的是理解和支持。人们已经感受到了政府和民众关系新风扑面。这次危机中之所以人心稳定、百姓拥护，与危机发生后政府勇敢地向民众公布真相，及时对渎职官员予以惩处是密切相关的，它使民众从中看到了政府的决心，强化了民众对政府处理这场危机的信任。政府，给了民众更多信心；民众，给了政府更多信任。
就像温家宝所说的，“非典”的短期影响不可避免。但若客观冷静分析一下，这次突发事件很有可能历史性地成为一种“新政”气象的开端，成为新政府更加致力公共事务的开端。我们注意到，在广东抗非最紧张的时候，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非典”最前线广东考察工作，并在深圳约见了董建华特首，为深受非典型肺炎困扰的香港打气，展现出了与百姓休戚相关的亲民形象。我们也注意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走出中南海，走进北京的建筑工地、超市、社区和高校，稳定民心，强调要同心同德战胜非典型肺炎这场重大灾害。在一南一北两个重灾区，两位新领导人亲力抗炎，将“非典”提到了“三个直接”的高度：即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直接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直接关系国家利益和中国国际形象。这也许正是中央反复告诫各级官员“要对人民高度负责”，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深义所在吧。胡锦涛与温家宝多次强调：经济上的损失是可以弥补的，而人的生命则只有一次。我们已经感受到中央重塑政府开放与诚信形象的决心。
事物是辩证的，所有的危机都意味着转折。对于一个成熟的政府来说，善于利用危机和不善于利用危机是截然不同的。成功的危机公关行为，不但能极大地提升政府的形象与威望，也能增强政府在公众中的凝聚力和美誉度。如果运筹得当，这次危机也将是一次政府赢得民众信任的机会，一次政府整顿吏治革新自身机制的机会，一次提高政府和社会有效应对任何危机能力的机会。
在“入世”和十六大两大标志性事件后，我们的政府最大的问题是职能转变。随着市场力量的发育和成熟，我们要把视野和精力从过多地抓经济转向处理重要公共事务。发生在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初的“非典”事件，可能恰好是一个开端性的案例。经历了这场抗击非典的风雨洗礼，我们正在以一种对内更加体恤百姓，更加公正开明，对外更负责任，更尊重国际惯例，更受人尊敬的姿态，走进世人的视野。
启示之二：钟南山的政治观
前两天的新浪网上，刊登了《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的非典政治》。其中工程院院士、广州医学院呼吸道研究所所长钟南山的一段话颇引人思考。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对我们搞这一行的人来说，我想搞好业务工作，这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你在你的本职岗位上，你能够做得最好，你这个就是最大的政治。”这句话多少有点出人意料，却足够深刻，也是迅速可以理解的。他说，（非典）这不是一般的学术讨论，是救命的问题。以“救命问题”看待“非典”，这当然是最大的政治。
事实上，4月2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应约与美国总统布什通话，胡锦涛首先强调的是，“中国政府始终把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从党中央、国务院强力介入“非典”防治，到4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生命高于一切一直是一以贯之的主题。目前，非典大敌当前，全党全国人民应该把打好歼灭战看成当前最大的政治，应该像钟先生那样讲政治，在艰苦、充满危险的工作中救死扶伤，在救死扶伤中为政治输入新的因子。这样，到了宣告抗非成功那一天，我们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