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但是，在旧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革命的主力军和主要同盟者是农民阶级，革命根据地在农村。这就遇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如何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里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正是从这里起步，开始探索的。 一、从思想上建设党 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是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得来的。每当中国革命处于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党总要提出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个历史性课题。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革命才能向前推进。 1929年12月发表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是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的奠基之作。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道路，面临着在农村建党和建军的紧迫问题。如何把广大的小生产者改造成为具有高度组织性和先进性的无产阶级战士，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毛泽东批评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并着重强调要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政治化、科学化。 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历史责任，毛泽东再一次向全党提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任务。同年9月7日，他发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文章在列举了革命集体组织中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深入分析其根源后，提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至今重读这篇文章，仍使人感到切中时弊。 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在向大会提交的《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里，毛泽东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走向城市并成为执政党前夕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不但提出了创建新中国的各项基本政策，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而且严肃地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要求全党防止骄傲、以功臣自居、不求进步、贪图享乐等四种情绪，防止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这实际上提出了我们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如何继续坚持从思想上建设党，防止在歌舞升平的和平年代里自我解除思想武装的严肃课题。 建国以后，毛泽东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一直警钟长鸣。1959年以后，他又根据长期观察，提出了如何防止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问题。尽管他在探索解决这个问题时，犯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灾难，但这个历史性的课题，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毛泽东高度重视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从思想根源上解决问题。问题的核心，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他始终不放松。早在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时期，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目的就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建国以后，每当他察觉到一些问题、着手纠正错误的时候，也总是从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的角度来阐述问题。最著名的是作于1963年5月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在这篇文章里，他系统地阐明了一个道理：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遗憾的是，毛泽东在晚年没有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彻到底，而是沿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越走越远。他自己对此并不自觉，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证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也是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根本保证。 从思想上建设党，就必须造就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毛泽东在1955年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了这个问题。他提出，我们要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4][5]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