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公文应讲究语言文采提起机关公文，不少拟写者厌倦，认为没写头；更多的阅读者皱眉，认为没看头。这倒使我想起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列举的党八被的罪状。其中的“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语言无味，象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倒是言中了我们当今公文中的一个十分严重，却又末被充分认识的问题。这就是缺少文采，甚至根本没有文采，成了当今公文的一个通病。为什么55年前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问题，今天重又出现呢?这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是历史的原因。古人写文章是很讲究文采的，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是十分中肯的意见。一部《论语》，不但是孔子和他的弟子的思想和学问体现，其语言的精炼、优美、含蓄，也是古代文章的典范。后世的学者也都很注重文章的文采，人们所以爱读司马迁的《史记》，不只是为了了解历史，还常常是出于欣赏文章的文采。至于诸葛亮的《出师表》、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文》等虽属公文，也是很有文采的。但是，自从文学与其他学科显著地分途以来，有些非文学作品的作者对于文章，特别是对公文的文采便有所忽视。宋代以后，甚至有“作文害道”之说。清代某些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更有轻视文采的倾向。到了本世纪40年代则有“党八股”的出现。以上可以说是历史的原因。
二是认识上的原因。不少人对公文语言必须庄重、朴实的要求作了片面的理解，以为庄重就不能抒发情感，朴实就不能使用华丽的词句。于是公文语言在运用上便越来越枯燥乏味，在表情达意上便越来越平淡浮浅，好似患了“贫血”病和营养不良症。又有不少人认为公文属于应用文，又不是文学作品，只要通俗、明白、易懂就行了，要什么文采?于是不少公文便只有抽象的道理，缺少具体的形象;便只有一二三四的叙述，没有生动鲜明的论证。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种“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的文章。还有一些人则死守着公文的既定框框和固有程式，不敢超越雷池一步。所以，如今虽说谁都认为毛泽东的文稿很有文采，也常以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为范文。可要是谁真的象毛泽东那样撰写调查报告，恐怕十个有十个要以“不合规范，没有章法”被“毙”掉。而我们经常接触到的一些调查报告，虽然是既合规范，又有章法，却是没了生气，没了个性，形式呆板，语言枯燥，不要说群众不愿意看，就连自己读起来也味同嚼蜡。
三是作者的原因。领导懒于动笔是其一。领导在办文上如何使用秘书，毛泽东同志对此讲得最多，最尖
锐，也最深刻。他历来主张领导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可是现在又有多少领导亲自动手写文章呢7有的同
志原本是写文章的，文笔也不错，但一当了领导就“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如今，大领导不写，小领导也不写，甚至不写文章的办公室主任也大有人在。曹操、王安石等古代将相的文章为什么很有文采，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章为什么很有文采，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是一个重要原因。领导着一个方面的工作，甚至是领导着一项伟大事业的领导干部，其呕心沥血的辛劳，其屡经挫折的感慨，其运筹帷幄的灵感，其百战百胜的激情，绝非秘书所能感受，更非秘书所能写出。唯有领导亲自动笔，才能情感洋溢，异彩纷呈。缺乏真情实感是其二。公文虽属受命之作，但若没有真挚的情怀，实际的感受，也是不可能写出文采的，更不可能以这样的文章去感染、感动他人。如《转发××××通知的通知的通知》之类的“接力”文;既无新内容，也无新举措，更无新精神，年年如此的“季节”文；照顾方方面面，大段摘抄引证，不能不发的“应景”文。还有一些要求下级令行禁止的公文，需要深入调查研究才能写好的公文，本人却不令行禁止，自己从不下去，又让秘书闭门造车，又怎能写出文采呢?素质太差勉为其难是其三。多数机关工作人员，包括秘书原本文学功底就浅，进入机关这个门后，又从没遇上个本领高强的“师傅”，如此一代传一代，文通字顺已经很不简单了，哪有文采之说。加之，今天晚上布置的文，明天早上就必须交卷，只好“萝卜快了不洗泥”，质量服从速度，还讲什么文采?
综上所述，可见公文缺少文采并非一时之问题，也并非一个部门的问题，乃是长期以来并不以为是问题的问题。笔者只见过起草了不合规范的公文要被清却从未见过写了没有文采的公文要挨批评。那么，什么是公文的文采呢?所谓公文的文采公文中经过选择、加工后，能够增强公文表现力的词藻。但它不一定是华美的语言词藻，因为华美语藻的堆砌，并不能产生文采。正如巴尔扎克所说：“是来自思想而不是来自词藻”，所以华美的语言词然可以使公文增添文采，就是很朴实的俗言哩语使公文顿生文采。那种能激起人们思想活力和高操的语言词藻是文采，那种质朴无华、情真意切能浅中见深、平中见奇效果的语言词藻也是文采。其就在于对语言词藻的选择与加工的艺术如何。公文为什么要讲究文采呢?首先公文的文采是增强公文实用性的机关公文应讲究语言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