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风关键在于实文风，文章和讲话的风格与风尚，它是学风、党风在语言、文字上的表现，是一个人立场观点、思想作风、语文修养的综合反映，也体现着一个人政治责任感、社会责任感和思想品德的高低。因此，古人讲： “夫文章，天下之公器，安敢私焉！”
文风不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若不同的表现。比如：隋唐之初为“浮”，魏晋南北朝为“艳”，明代为“繁”等等．当前则突出表现在一个“虚”字上。不少文章和讲稿，假话、大话、套话连篇，流于一种空泛的形式．对实际工作没有多少指导意义，写者、讲者心知肚明，只是写写、讲讲而已；读者、听者也心里清楚，只是读读、听听罢了。倘若有人在文章和讲话中说了实话、道了实情．有时还会被视为不明智、不成熟，惹得一身麻烦，甚至因为讲实话下岗、丢官、获罪的情况也不时见诸报端。长此以往，恐怕会使文风愈加虚空；给思想作风、社会风气带来消极影响；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
克服文风中的“虚”象，最根本的是要端正指导思想，解决好文章为什么写、写什么、怎样写的问题。从起草者方面看，也有一些问题值得重视研究。
一是运用理论要“放之一定范围而皆准”。马克思主义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所决定的。但是我们也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威力必须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文章和讲话作为传播、运用科学理论的载体，其质量的高低、作用的大小，取决于理论阐述的高度性和思想认识的深刻性，这也是文章和讲话的灵魂所在、力量所在。但是理论上的高度和思想上的深刻，并不等于语言上的“大”、“高”、 “空”，脱离实际、生搬硬套，不是对理论的运用，而是对理论的破坏。理论的正确运用，应该表现为科学理论与上级指示、要求融合贯通、紧密结合；表现为按照科学理论对本单位、本部门特点规律的认识和掌握；表现为运用科学理论对具体矛盾、问题的深刻分析和独到见解；表现为依据科学理论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对策、措施和方法。也就是说，理论发挥指导作用，决不是断线风筝飘在空中，必须要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范围内、在具体的实践中，植根于坚实的实践土壤。这就要求文章和讲话中阐述理论问题时，一定要站在适合本单位地位作用的高度，把落脚点放在具体实践上，注意把本单位的具体情况“揉”进去进行深入分析，讲话讲在“实”处，说理说到“点”上，防止理论运用上的生吞活剥，力避讲那些放在什么单位、什么场合、什么时机、由谁来讲都看似正确却无真正作用的空话、套话，切忌书云亦云、上云亦云、他云亦云。
二是论述问题要敢于直面现实。现在很多文章和讲话显得“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联系实际或离实际很远，看过之后不知针对哪个地区、哪个单位、哪种情况讲的。要防止这种情况，在文章和讲话中，一个是要立足具体实际。在论述问题时要认真分析解剖大量的事例、数据和情形，善于认识和把握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特点规律，这样，文章自然就会看起来充实厚重，依据分析结论提出的对策办法，也才更有针对性和指导性。再一个是要敢于触及矛盾。写材料的目的，不是为写而写，而是为了解决问题。一份材料只有针对矛盾问题去写，写出来的东西才有意义，才会对解决问题有所帮助，材料才能写得实在。针对的矛盾问题越尖锐．材料写得就越实，引起的反响就越大、越强烈。一些材料之所以写得比较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去联系实际，更不敢触及矛盾和问题，只好说一些套话、空话或不着边际的虚话，甚至连隔靴搔痒的作用都没有，导致材料空洞乏味、观点模棱两可、态度暧昧不清，缺乏战斗性和震撼力。还有一个是要研究、提出实在管用的办法。认识、把握规律特点也好，分析解剖矛盾问题也好，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一份材料要实、要管用，文风要正、要好，也主要看有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依据情况的不同，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办法也不同，—般来说，解决全局问题，需要提出一些方向性、思路性的东西；解决具体问题，则需要出台一些具体政策和规定，拿出一些针对性和操作性很强的措施办法。这些内容有了，不仅材料实、文风正，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会更大。
三是运用语言要质朴精当。质朴的语言，精当的论述，是文风正最直接的表现，也是当前改进文风最好的切入点和突破口。语言要质朴精当，就是要多运用群众语言、个性化语言、通俗易懂的语言；要讲实在、实用的话，讲自己心里想说的话，亮出自己想表达的观点，不说心口不一、是非混淆的假话，不说信口开河、无中生有的谎话，不说虚情假意、不合实情的空话，不说可有可无、絮絮叨叨的废话；要“惟陈言之务去”，甩干“水份”，简洁明快，言约意丰；要敢于引领语言的时代之风，敢于提出不同于前人的新论断、新观点、新语言，体现出一种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体现出一种深入思考的睿智之光；要大力提倡写短文、讲短话，多以简洁精悍的电报、简报体式，去承载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语言质朴精当了，文章自然短小精悍，开门见山，一针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