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悼词授毕生从事教育史研究，他学识渊博，功底深厚，富有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80年代以来, 在他的组织、主持下，出版了各类学术成果20余种, 多次荣获国家级、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和国家图书奖，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教育史学科重建、繁荣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 集中了全国教育史学界智慧、代表80年代中国教育史研究最高水平的《中国教育通史》、《中国教育家评传》两部大型著作，他是实际主持者和统稿人之一；他主编的《中国书院史》，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外书院史的研究；他新近出版的8卷本《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在系统总结20世纪制度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展现了从远古到1999年的中国教育制度发展史，形成了新的教育制度史评价体系，体现了崭新的研究理念；他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区域教育发展史》系列研究，充分体现了他晚年进一步更新研究观念、拓展研究新领域的不懈努力和学术追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始终坚持把教育史研究建立在坚实的文献积累、整理与研究基础之上，先后主持完成了《清代前期教育论著选》、《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清代前期教育制度史料选》等大型文献编纂，为中国教育文献的建设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在病逝前，他仍主持着《中华大典·教育体育典》的编纂工作，这是由国务院立项的重大文化建设工作《中华大典》的子课题，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中国历代教育文献系统整理工程。李国钧教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和学科建设。他虽长期受高血压的困扰，仍然全身心地投入科研。此次病发前夕，为尽快完成《中华大典》的编纂任务，他还在亲自搜集、校点有关资料，认真审定已成的书稿；在第一次病发缓和期间，他还一直牵挂着《大典》的进展情况，为住院耽搁的几天时间而自责不已，表现出极其崇高的敬业精神。李国钧教授为人宽厚，富有同情心，虽不善言辞，却始终秉持着自己的为人准则，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同事们的尊重和后生们的爱戴。“文革”期间，他一以贯之地保持着知识分子的人格，在担任华东师大《二十四史》校点组组长之际，凭着自己的良心、胆略和智慧，想方设法为从事校点的老专家们创造尽可能安定一点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令这些老专家感激不已。他向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自誉，团结不同个性的校内外同仁，有效地开展了广泛而持久的合作研究，表现出宽容、谦逊、大度的学者风范。李国钧教授长期从事教育教学工作，视教书育人为自己的天职。他因材施教，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从不因为学生与自己的观点相左而表现出丝毫的不快。他虚心随和的态度，不仅提高了教学效果，而且也赢得了“宽厚的长者，学业的良师”的一致赞誉。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学生：要抛弃短期功利行为，甘于寂寞，练就“板凳一坐十年冷”的硬功夫。他是经师，更是人师。他全面关心学生们的生活、学习与思想，即使在学生毕业工作以后，仍耳提面命，关怀备至。他竭诚扶助中青年学者，全国各地得到他帮助和教诲的青年学子不计其数。他培养了众多的中国教育史与研究人才，许多已成为教育史学界的骨干力量，有的成为博士生导师，有的成为学科带头人。李国钧教授的逝世，使我们痛失一位难得的前辈、良师和益友。这是华东师范大学、也是整个中国教育史学界的损失！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把他的未竟事业继续下去！安息吧，李国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