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回忆录第2页
公斤，不能用扁担，得用杠子抬。我那时36岁正值壮年，每天一大早就去参加劳动，一位壮实小伙子与我一起抬。一喊号抬起来了，杠子压得吱吱响，可走起路来得带小跑，因为越慢越压得慌。一天下来肩头隆起老高，红中带紫。第二天杠子一挨肩，钻心的疼。我咬紧牙关，坚持到底，好在我两个肩都能抬，可以左右轮换。这一关闯过了，我便练成了铁肩膀。和农民一起劳动很有乐趣，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同甘苦，心相通，大家无话不说，连姑娘找对象都要听听我的意见，真是成了知己。不久，“文革”开始了，县委被冲击得七零八落难以工作。眼看秋收在即，我却身陷“运动”之中，真是心急如焚。所幸党中央毛主席发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我们抓住时机，分头下去组织秋收，我还是去三山。
我一进村，乡亲们就围过来，关切地问长问短:“又来运动了，你受苦没有？造反的那些人难为你没有?”“看起来消瘦了，真难啊！多操心哪！”他们还诚恳地对我说：“如果他们要打倒你，我们敲锣打鼓把你接到三山来，他们不要你，我们要你。”多好的乡亲啊！质朴的话语，纯真的感情，使我热泪盈眶，一颗受伤的心顿感宽慰和温暖。
已经挥镰数日了。那天，我们正在南地割高粱，几十号人，欢声笑语，热火朝天。我当时穿的是已经褪色、袖口磨破的紫红色秋衣，黑色条绒裤早已磨平了。从春耕到秋收，风吹日晒，脸色黑里透红，头发也一个多月没剪了。
不知什么时候，地头北边来了4位学生模样的“红卫兵”，远远地站在那里，一边观望我们，一边在争论着什么。这时有几位农民悄悄告诉我：“可能是来找你麻烦的，别理他们。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你都不要出头，一切由我们应付。”这些好心的农民执意要保护我。
歇气了，大家围坐在地头，喝水，吃干粮，抽烟，磨刀。一位农民从怀里掏出一个大饼子，掰了一大半给我。真是饿了，我大口地吃起来。一个小青年递给我一舀子凉水，我咕咚咕咚一饮而尽。大家一边磨刀，一边说笑打闹。那几位学生忍不住了，走过来大声说：“我们是从**来的大学生红卫兵。我们到过县城，进了县委的四合院，一看，县委果然修了。一个共产党的县委机关，院子里不种庄稼，却种了那么多花草，这完全是资产阶级情调嘛！可见县委书记一定是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我们一路追踪，说是这个余弘达就在你们这里。赶快把他交出来，让我们带回去批斗！”农民们听了他们这一番慷慨陈词，先是一阵哄堂大笑，继而一阵沉默。几位大学生一再催问，有个小青年笑嘻嘻地迎上去说：“你们干革命够辛苦的，仔细察看察看，我们这一伙里有没有县委书记？”人群里又是一阵哄笑。几位大学生开始在人群中转来转去，瞅瞅这个，不像，看看那个，摇头。他们有些急了：“我们看不出来，你们说实话，他到底在不在这里？”小青年又笑嘻嘻地指了指自己的鼻子说：“嗯，我就是县委书记，信不信？”农民们又是一阵开心大笑。几位大学生恼羞成怒，厉声喝道：“据我们调查了解，县委书记余弘达肯定在你们村里，你们如果当保皇派，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农民们更不示弱，小青年们手握镰刀怒目相视。
不能再僵持下去了，我站起来迎上去:“我就是县委书记余弘达，有什么话跟我说吧！”农民们一下把我围在中间。我劝他们闪开，让我与这几位大学生谈一谈。大学生们先是一惊，继而疑惑不解。他们交头接耳，似乎不相信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庄稼汉”会是县委书记。不是说书记都“修”了吗！怎么会同农民滚在一起挥镰割高粱呢？他们一再盘问：“你真是县委书记吗？真是余弘达吗？”我再一次作了自我介绍。他们又问农民：“他说的是真话吗？”农民们严肃地告诉他们：“这就是余弘达，他就是巴彦的县委书记。”大学生们十分惊奇和激动，好像是一个意外的重大发现。他们纷纷上前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眼中闪现出欣喜和信任的目光，一时说不出话来。农民们见此情形热烈地鼓起掌来。大学生们说：“今天你和农民们给我们上了一堂极为生动感人的教育课。我们回去要告诉同学们，肩膀上一定要长着自己的脑袋。要学会独立思考，切不可人云亦云；要学会用自己的眼睛看人看事，不能总是戴一副别人给的有色眼镜观察世界。”一位大学生拿出相机，执意和我合影留念。小青年们兴高采烈，也一同跟我和大学生们拍了一张合影。然后，大学生们深情地向我鞠了一躬，转身离去。他们已经走出很远了，还转回身来向我招手，再招手。我站在路口沉思良久。
——选自《时代潮》20xx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