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系统纪念建国60年征文：农民，工人，总裁

我在1968年至1972年，曾在****北郊的一个叫**的村子里插过4年多队。我没有房子，借住在房东牛大爷家里。

　　在五六十年代，有许多从河南山东逃荒来的难民到**市的农村落户生根。当地的土著居民把这样的村户叫做“外来户”。我的房东牛大爷家，就是这样的“外来户”。当年，牛大爷和老伴一起，他挑着一副扁担，一头挑着全家的家当，一头挑着坐在箩筐里幼小的儿子，一路颠簸，一路乞讨，从河南林县逃荒来到这里。牛大爷家原先在河南林县的一个叫“石板岩”的村子。牛大爷常常哼唱他老家的民谣：光秃山坡旱河滩，雨大冲的粮不收，雨少旱的籽不见，一年四季忙到头，吃了上碗没下碗……

　　牛大爷是种庄稼的行家，更是中国农民朴实勤劳的典型，他连上下工都肩上挑着柳条筐拾粪。60年代农村十分缺少种地的肥料，没有今天这么多的化肥，也没有这么多钱。那时，拉人家的粪，是要付钱的，不像现在，单位还得付钱请人拉走人粪尿。拾牛羊粪，不太值钱，给记的工分少，属于“杂粪”。珍贵的就是人粪，干燥的人粪，一担，两箩筐，六七十斤，可以计一个工作日，外加一斤粮食。

　　牛大爷还是脱砖烧窑的把式。我插队时，曾和他一起干过活。我看他挽起裤腿准备用脚踩在泥里和泥时，腿上露出盘根错节的青筋，我才知道那是静脉曲张，是腿脚经常浸泡在冰冷的泥水里所致。拓一个砖坯，从刨下土，运到自己的砖场里，和成泥算起，经过拓、修、扶，好多工序，到砖坯成型搬到砖架上摆好，上下弯腰，一共要磕十五个头。一个模子三块砖坯，一个模子拓三块砖，就要磕45个头。拓砖、计件，380个砖坯一个工，一个工起初只分红三毛多钱。牛大爷一天都拓1000多块砖，一天弯腰磕头15000多次，为的是得除夺得工以外，还贪图每个工补助的半斤粮食。

　　他一生极为节俭，一辈子嘟噜着大裤裆，掖着大裤腰带的老伴自己纺的线，织得土布缝制的衣服。

　　管一家温饱，修房盖屋娶媳妇，这就是他一生最大的心愿。他去世时达到了他的目的，嫁出去了姑娘，建了五间土坯房子，给儿子春荠娶了媳妇。

　　我插队的时候，第一个月干完活，参加评比“大寨工”，大寨工，就是每月民主评议每个社员每天干活应得的工分。我觉得给我评议的工分太少，8分。春荠对我说，“跟我和我爹上砖窑吧。那里不用评工，干的多，得的多，还有补助”，我这样才跟春荠上了砖窑干活。

　　春荠就没有他爸爸牛大爷那样安分了。

　　在村子里干活受制，受人监视，上了砖窑，砖窑上的活计件，干完了，自己有很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每年的夏季和冬季几乎能放三四个月的“假”。春荠开始寻找赚钱的门道。他经常是干完活，骑上那辆破自行车跑的没影。他去干什么了？砖窑上的伙计没有一个造反派，大家懒得去问。直到有一天，他被邻村子的人用担架抬回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他是又在偷偷地“搞资本主义”。他悄悄修好爆米花的器件，利用空闲，骑着车到几十里外的村子去爆米花。那时，他的爆米花的高压气表坏了，他没钱修，结果是自己被崩倒了。生产队开过好几次社员大会，批判他，还多次没收了他的爆米花工具。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文化革命咋啦，还能开除咱老农民的“球籍”。他边崩爆米花，边还向人发狠地发出抱怨，“看你们还敢来到老子头上拉屎，老子崩烂泥的腚！”但胳膊拧不过大腿，三弄两弄，他那“资本主义的尾巴”还是最终被“革”掉了。

　　我本想和春荠要搭一辈子伙计，谁知由于牛大爷在村子里人缘极好，工厂招工，他去了煤窑。

　　那时，当上工人很荣耀，“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喊得震天响；最重要的当了工人，就脱了农村这个苦海，就吃上了供应粮，就成了城里人，走在人前都趾高气扬，觉得高人一等，村里的姑娘们都抢着嫁你。春荠上了煤矿，当了工人，在村子里高人一等。但春荠却跟我说，他下煤矿的当天，给他发工具的老师傅对他说：“小孩子，小小年纪，干什么不行，要下煤窑，你看我这条腿”，他说着用根木棍敲着他的腿，“当当当”的响。春荠在煤矿上的工作，就是拿着像小簸箕那么的大铁锹往传送带上装煤，一天干整整8个小时，浑身上下下了工，就像泡在澡堂里，衣服积的汗水“哗啦啦”地往下倒。

　　春荠一辈子要比他爹的业绩大，他拆掉了他爸爸的土坯房，盖了一个两层小楼，院落门楼的墙上都镶着瓷砖，家里有了各种电器，已经实现了电气化现代化。

　　到了春茗，春荠的儿子，牛大爷的孙子的时候，社会巨变。就是你想老老实实地做个农民都不可能了，因为我插队的那个村子临近城市，村里的土地都被一些单位占去了。

　　后来知青分配工作，我进了城，在一所中学当了教师。

　　一天牛老伯的孙子春茗找到我家，他一进门，就诉了一肚子苦水。春茗高中毕业，回家务农，那时他也结了婚，成了家。没了地，我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