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干部感怀建国60周年--杜鹃花的记忆

欣逢共和国诞生60周年，阳春三月，一位来自井冈山的朋友带给我一包杜鹃花蜜饯，原本让我品尝当地的土特产，却令我想起了60多年前苦涩的童年。
　 杜鹃花呀，杜鹃花！杜鹃花的记忆积淀着多少凄凉和辛酸。
　 大约是1943年秋天，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我们全家随父亲所在单位由上海向浙西、福建一带逃难。身患肺病的父亲承受不了路途劳顿的折磨，竟亡命于他乡——福建。我们没有留在沦陷区，没有遭受日本鬼子的直接践踏和凌辱，但是，自我们离乡背井的第一天，就日日夜夜遭到日本飞机疯狂轰炸追杀，天天处在生与死的搏斗之间，真是度日如年。战火纷飞、颠沛流离中的一家人，本来生活就极其艰难，父亲的去世，一个家庭失去了主心骨，就更是雪上加霜，哪里还有家可谈？
　 还能生存得下去吗？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妈妈在父亲的坟头旁哭干了眼泪也难以找到答案。无奈，最终母亲只能牵着一个九岁、一个八岁的一双儿女的手踏进了孤儿院。

　 这是一所由两浙盐务管理局开办的慈幼院，抗战初期规模较大，除本院外在浙东、浙西一带还设有分院，收容战争中失去父母的难童达数百名。随着抗战形势日趋恶化，慈幼院经济拮据，院内生活愈加困难，逐渐缩减了规模，并迁到了福建松溪。我们入院时院址原是一座破庙，荒芜不堪，经过全院师生们一齐动手将所有的泥菩萨和垃圾清理出去后，才改建成简陋的慈幼院。

　 1943—1944那两年，慈幼院学生生活十分困难，往往一天只能吃上两顿稀粥。所谓稀粥，正如饥饿的孩子们抱怨的那样，“三粒米，两担水的稀汤”。有时难得见到有煮熟的黄豆，得一粒一粒地分着吃，每人能够摊上10来粒就够满意了。由于营养极度贫乏又缺医少药，不少孩子患浮肿病、鸡盲眼、疟疾、蛔虫病、疥疮等。年幼的孩子经不起折腾，三天两头有人病死、饿死。

　 为了填饱肚子，孩子们都本能地自找出路，年龄大些的去溪水里摸鱼，用自制的弹弓打麻雀；我们年龄小的到田头挖野百合以及叫不上名字的许多能够充饥的野菜，或去山坡采摘野果，只要能嚼得动、咽得下的东西就敢吃。但我们从不曾想吃那美丽的杜鹃花（更不曾想到在60多年后的今天，还能尝到杜鹃花蜜饯）。只有在饥不择食以至不计后果的情况下，我们尝到了杜鹃花的美味：涩中带点酸，酸中又有点甜。于是，春天杜鹃花开满山坡的时候，便成了我们最快乐的时刻。绽放的杜鹃花的海洋像偌大的盛宴上的佳肴摆在我们眼前。那一瞬间，我们的眼里对她们的美艳已视而不见，只顾对其美味垂涎。我们像春蚕一样，吞噬着每一朵杜鹃花瓣，吃掉一撮又一撮。饱食之后，满意得似乎遁入了世外桃源，竟惬意地唱起了山歌：

　 “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儿开满山，痴心的村姑娘，送情哥儿上前线……”但唱到最后一段：“年复一年，哥哥至今未还，杳无音讯……”大家就又回到了现实的苦难，歌声变得有气无力，再也没有力气喊。我的小伙伴还同情地问：“她哥哥什么时候回来呀？”另一个凄然地回应说：“大概只有她哥哥回来，我们才能回家乡吧”。一时伙伴们沉默无语，我们的“杜鹃花宴”也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杜鹃花的记忆却铭刻在了我们幼小的心中，她像母亲的乳汁一样哺育过我们，在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像她那样鲜红的“热血”，我们由衷地感激她，终生难忘。

　 大约在1943年冬，慈幼院里年龄较大些的孩子被安置在县城的松溪中学学习初中文化。我们所在的慈幼院距松溪县城不远，大约四五里地。闽浙边区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区，在抗战后期我党的抗日宣传深入人心，在松溪中学学习的孩子常把进步思想、抗战歌曲等带回慈幼院。他们在慈幼院还成立了自己的剧团，常常排演抗日的短剧，演唱抗日歌曲，宣传爱国抗日。当时，我们年幼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有时国民党的势力也很猖獗。县城里常常抓人，残酷地把人头砍下来撒上些白灰挂在城门口，见了令人毛骨悚然。听慈幼院的老师和大同学说，被杀的是共产党员。更可怕的是国民党成批地屠杀进步人士。

　　 大约是1944年的春天，县城内搜捕了一大批农民打扮、头上系块白布的人，也有些人穿着打扮很像我的父亲。他们都被捆绑着双手，在溪水滩边跪成一排。围观的百姓，怯怯地议论说：“这些都是好人哪，为什么中国人要杀中国人”。说着，枪声大作，随后数个刽子手便开始用大刀砍下他们的头颅，鲜血四溅，惨不忍睹，不仅当时感到恐惧，至今想来不寒而栗。顷刻间，清澈的溪水被鲜血染红。岸上正在怒放的杜鹃花，红得像血又像火，它们倒映在水中，溪水呈现得更红更鲜，是杜鹃花用世上最美的花朵，为无名烈士们送行悼念。

　　 花红，血更红，杜鹃花深深地把这段历史镌刻在我童年的心田，是它们引导我走上了红色的道路，懂得了我们的五星红旗所以那么红、那么鲜，是因为有无数先烈的血的奉献。为了维护这面红旗的鲜艳、国家的安全，1950年12月我带着杜鹃花的记忆和思念，毅然决然地步入了抗美援朝的行列。

　 60多年来，每提到杜鹃花就会忆起我苦涩的童年，也就格外能品味到共和国当今的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