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公司纪念建国60周年征文：关于手机的记忆

手机作为一种通信工具，对居住在城镇的市民来说已经是一个很普通的大众消费品了，在街上走、公园里散步、商场里逛、乘坐公交车或地铁，随时都可听到各种不同的优美手机铃声，使用者可以是从政的官员、也可以是腰缠万贯的富商、也可以是普普通通的市民、甚至也可以是中小学生，然而，我们现在看来极普通的这些手机，曾经是一种让人可望不可及的“奢侈消费品”。

我最早见识手机是在1992年，记得是大学毕业后的第五年，由于在单位工作比较出色被调派到外省办事处负责经营工作；那时还是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办事处的一切开支均由行政拨款解决，虽然吃喝无忧，可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员工们每月的收入：百多元的工资、加上驻外津贴和奖金，也就三百来元，不过这在当时已经算令人羡慕的高收入了。

办事处主任是位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为人处事方面算得上是个人精，不过就是缺张文凭，大概只有初中学历，在当时文凭风盛行的条件下，职务提升自然受到影响。我到办事处时，他已是“科长代行处长之事”多年，一直无法转正，对此时常愤愤不平，不过工作到还是一如既往的努力。

我虽然负责经营工作，可办事处一无资金、二无资源（产品），好在财务帐上有十几万元未上缴的房屋撤迁补偿款，经上级同意可暂时借用。

在我的映像中，第一笔业务好像赚了八千多元，那是这年五月份的事，这笔钱也是办事处开张几年来赚的第一笔钱，当时大家那种高兴劲简直没法形容，经大家商量决定将这笔钱拿到省城中最豪华的“馆子”消费了，以示庆祝。

经过半年多的折腾，到年底一算帐，居然赚了三百多万，办事处“人均创利十余万”，这在当时应该是史无前例的事了。不过，那时我国实行的是价格双轨制，做生意主要靠通过关系拿到计划内价格的产品然后再以市场价格销售，只能算是做生意的初级形态，任何人都会，实在算不上什么本事。

虽然赚了钱，但在当时这些钱是不能自行处理的。经报有关部门批准：可按利润的10%提留作为经营活动的业务费用开支，由办事处自行支配；不过这些可以“自行支配”的几十万元钱，按当时有关部门的规定是不能用来发奖金的。

有了这笔可以自行支配的钱，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买一台手机，那时人们习惯上把手机叫“大哥大”，价格大约是三万块一台，当时在我国能用得起手机的人极少（每月费用大约1000—3000元），一般的企业、省、市级领导对此也是可望不可及的事了；可见手机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分量绝不亚于现在的“宝马”和“大奔”等高等轿车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

购买手机在当时属添置固定资产，需报有关部门批准，报告打上去很快就批下来了，不过申请两台只批准一台，这一台自然就只有归主任使用了。

主任见我有些失望，赶快安慰道：先买个传呼机，这次不行就等下一次了。不过在当时传呼机也算高档消费品（每月服务费180元），用得起的人也不多了；我记得那个传呼机是通过省公安部门买的原装进口货，3700多元一台，摩托罗拉中文机，虽然有些失望，但也只好如此了。

时光慢悠悠的晃荡了三个多月，订购的手机终于到货了：美国进口原装摩托罗拉：黑亮的机身，美观时尚的外形，优美的铃声，让人十分眼馋；办事处的每个人都想体会一下手拿“大哥大”的感觉，结果弄得主任十分紧张。

自从有了“大哥大”，主任似乎暂时忘记了“科长代行处长之事”的烦恼，脸上总是带着灿烂的微笑；而且隔三差五的带着有关人员，在当地最有名的酒楼请客，手机自然摆在最醒目的地方，引来一波又一波羡慕的目光；吃完饭等驾驶员到车库开车的短暂时间，主任也不会忘记用手机给熟人打几个电话，以便引起路人的注意。

不过我也注意到，每次到省政府有关部门办事的时候，主任总是把手机关好放在皮包里，我想大概是为了避免对方“万一开口要、自己又不想给”的尴尬场面出现。

我拿到手机是第二年春节过后的事了，同事们虽然没有第一次看到手机时那样兴奋、好奇，但羡慕之情还是难以掩饰的；对我来讲，那种兴奋劲也是难以用语言来表示的：晚上回到宿舍，先用眼镜布反复擦试，然后拿出使用说明书认真阅读，生怕按错了键。

驾驶员小李为人乖巧，部队转业后托关系到办事处开小车，比我晚到三个月；我们同住一间宿舍，年龄相当有一些共同语言，加上经常和我外出办事，自然比较熟悉；每次外出遇上红灯，或者车停在路边，只要有漂亮的妹妹路过，总要拿起手机、脑壳探出车外、找些理由和人家说上两句。

时间一晃就到了96年，国内销售手机的商家多了起来，品种也有了“摩托罗拉”，“罗基亚”和一些国产品牌，样式也有了直板、翻盖等；价格降了下来，使用的人也多了起来，原来的“大哥大”开始褪去了昔日的光环，人们送了个不大好听、但还比较名副其实的别名“砖头”，即笨重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