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务工作者国庆60周年优秀征文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60周年了。这60年来，国家几经风雨；几经波折，幸好终于走上了正轨，现正踏上漫漫复兴之路，朝着既定的目标进发。不过笔者认为，尽管国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渐渐走上正轨，中国正日益繁荣富强，然而也应该看到，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已经爆发了不少尖锐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重读郭沫若于65年前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一书，不失为一种深具警示意义的活动，因为其文很有现实启示意义。

想来稍为熟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朋友都不会遗忘，在1944年我们还未能最终战胜日本鬼子，“二战”还未彻底结束的时候，郭氏撰写了这么一本书，意在提醒中国共产党人，要戒骄戒躁，防止被胜利冲昏了头。后来在1949年全国解放时，毛主席再将此书抛出来，提醒中国共产党人要做好“进城”这道考卷，要用“民主”这个工具来破解中国历史的兴亡周期率。在过去的65年里，中国共产党早已由当初的在野党，变成现在有着60年执政经验的执政党了，对于“进城”这道考卷，算是有了初步的答案，总体来说还算答得不错，但是接下来还要继续答卷，因此仍然不能骄傲自满，要注意吸取历史的教训。

在《甲申三百年祭》一书中，郭氏曾在总结明亡教训时讲到，崇祯非一般亡国昏君可比，在他内心深处，也是很想有一翻大作为；想挽大明于危亡之中，重振大明声威。奈何，所用之法不正确，加上生性多疑，而终以至亡国。郭氏还说到，崇祯帝口头上也屡有爱民惠众之说，常把民众百姓挂在嘴边，但是往往是口惠而实不至，以至最终闹得天怒人怨，其自己也走投无路，只能吊死在北京煤山上。

郭氏在书中还讲到，当年崇祯对时局的认识是相当清醒的，但是他却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拿出什么行之有效的对策来应对，只能采用旧往的法子处之，通过不断地加重民间税赋来“外拒满清；内剿闯匪”。结果只能是“治标而不治本”，以至终于政权崩溃而致使明王朝灭亡。借古而可以观今，关于这一点，是十分值得警惕的。因为这里所说的情况与我们对当前城乡间的贫富差距一样早已有相当的认识，拿出与之相应的对策的对策却不怎么有效有点类同，可以说一样是相当危险的局面，必须加以重视。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所做出的全国性调查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收差距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将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究竟高到了什么程度呢？中国当前的城乡收入比率可能达到了6：1的高度，竟比非洲的津巴布韦还要高，实在是让人触目惊心。

这份富有警示意义的调查报告已很清楚地说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早已大到了非下决心解决不可的地步了。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光听了老半天的响雷，却半天也不见滴下几滴雨来，老百姓最终要看到的是实惠，而不是要墙上画的饼。不要对人民耍花招，要少说漂亮话多做实在事，多做些真正能改善人民生活的事。这一切，上至中央，下至地方政府，都应该心里清楚。人民会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的，都说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称，谁好谁坏，他们都心知而肚明。

再回到《甲申三百年祭》一书，郭氏在书中还指出，李自成亦非一般寻常之人物可比，他在进北京城前后乃至败逃北京城之时，都可以说是相当朴素的，他有相当远大的抱负，奈何他最终还是失败了。关于他的失败，可以有千百条理由，但有一条却不得不提，那就是他未能有效地管住或制止自己的部下在“进城”后目无法纪的行为，这是导致他最终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许多时候，上梁固然要正，但下梁却不一定就能保证不歪，必须要有行之有效的制约机制才行。郭氏也说：李自成之所以失败，很多程度上，并不全是他自己一个人的错，而很大一部分上要归在他的部属上，基本上是错在他倚为左右膀的牛金星、刘宗敏之流。笔者认为：不管怎么说，没有管住部下，使其胡作非为，最终导致失败结局是他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失败之处。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李自成其实并不可怜。

这一点，对当今现实社会也很有启示意义。例如许多时候中央也不是看不到下面各级机关的腐败，不是看不到许多不法行为，也一直都在采取各种行动制止这种行为。例如最近由重庆引爆的“打黑”行动。然而，倘没有确实可靠的手段，没有改革体制、发扬民主的勇气和闯劲，而依然只是停留在运动式的“严打”层面，只是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可以说真正的效果并不显著，最终能不能真正地管住下边是一件很令人担忧的事情。

从三百六十五年前崇祯的遭遇来看，对于执政者来说，光是看到了社会问题之所在或光有解决社会问题的决心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拿出确实可行的方法来，彻底解决它。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其实还应是“得民心者守天下”。历史早已告诉了我们，中国共产党要继续执政下去就必须得到民心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