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档案员建国60周年优秀征文
化验室主任从1995年进水泥厂，到20xx年企业停产改制离厂，刚好9年。在这9年里，我认识了一个大家都叫他汪老头子的人。
刚进厂那会，也许因为字写得还算规范工整的缘故，我被临时安排在组织干部科整理档案资料。这使得我有更多的机会从文字上来认识一些人，其中有一个从1958年建厂一直还在厂工作，当时任化验室主任，历年多次被评为各级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范的名字——汪礼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组干科长来指导我工作的间隙，有意打听起了他。哦，汪老头子啊，我们厂1958年始建的那批人现在只有两个还在上班，其中一个就是他。我们厂是把一个山坡全部靠人工挖平，建起来的。那时条件非常的艰苦，生料全靠工人双手搓成坨，用的也是土窑，直到后来我们拥有了湖南省第一台机械化立窑。他所在的化验室主要负责全厂的质量管理工作。他没读多少书，但脑子灵活，喜欢钻研。他用的那个计算器，经过他自己重新改装，有好多的功能，别人按一般的情况是用不了的。从此我记住了他的名字。
1996年元旦过后，我被安排到车间锻炼。有一次上晚班，大概凌晨一点多，我看见一个陌生人在调矿渣进料的转盘。我就问班长，那人是谁？哦，是汪老头子。这个时候还来车间动这个干嘛呢？班长回答说，矿渣掺入量既关乎产品的成本，也关乎水泥的质量。掺多点矿渣可以降低成本，但对质量有影响。掺少点质量会好些，但成本又高些。他啊，经常半夜三更到各个车间看看，发现问题一般会叫操作工当场纠改，有时操作工不正确的话，他会亲自动手示范，直到操作工完全掌握为止。他既细心又有相当的耐心，脾气好得很。大家不怕他，但相当的佩服和尊重他。看见汪老头子朝我们走来，班长也赶紧朝他走去。我尾随在班长后面，看清了他那张防尘帽沿下带着皱纹的但比较白净的脸，个子一米六左右，身体单薄瘦削。待班长和他打好招呼，我也望着他那一双不大、但炯炯有神的眼睛叫了声“汪主任好”。他微笑地朝我点了点头，又交代班长说了些要注意及时合理掺石膏之类的话。地地道道的、一口纯正的后山话，我听得很清楚。我老家在南岳的南边，即俗称的前山。后山是指南岳的北边，后山话跟前山话音不一样，但因为从小听，所以感觉也很亲切。他走出车间门口，脱掉帽子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谢了的头顶在路灯的照耀下还闪出了光来。
在车间呆了还不到一个月，组织干部科一纸调令把我调到了企业管理办公室当干事。我主要的任务是起草厂里的经济责任制考核办法并每月进行考核。那天上午报到，我办公室的头儿简单说了些我的工作职责范围后就开始交给我一项工作，起草当年的经济责任制考核办法。头儿说，往年应该在元旦前就制定出来了，因为另外一些工作耽误了，所以在过农历年前这几天得抓紧时间弄好。我遵照头儿的指导，到财务科和统计室搜集了一个下午的数据，并参照前一年的考核办法，加了一个晚上通宵的班，五大车间的经济责任制考核办法初稿就出来了。在我搜集的数据基础上经过分析计算，有些关键考核数据与上年考核指标有比较大的出入，就没填上，先空着了，分析和计算结果另附稿子说明。一大早把稿子交给头儿，并说明了那些数据没有填写的理由。从头儿的表情看，是非常满意的。他一边看稿子的同时一边填上了空白的数据。接着打电话通知五大车间的主任和化验室主任，说在开厂长办公会议讨论考核办法前，我们先开个碰头会，就某些产量、质量以及能耗指标讨论下。在会上讨论时，五大车间对指标标准定得是否过高提出了很多问题，气氛很是激烈，头儿甚至几次把我分析计算的附稿给他们传阅。这是我没有料到的，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出错了。但仔细一想，与每个车间和员工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这也正常。汪老头子也看了初稿和附稿，他是唯一还一声未吭的，除了作记录的我。头儿散了一圈长沙烟，汪老头子你有什么看法？他深深地吸了口烟，说这次考核办法有了一些新意。比如过去定基本产量，大家比较接受的是在月平均的基础上加一点，这次是通过计算盈亏平衡点来确立指标，使他看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很大不同，这种不同也体现到了我们的管理当中来了，这一点值得肯定。就质量指标来讲，以国家标准为基准考核指标，这是一贯作法，大家应该毫无争议。争论在质量不合格的产品采用一票否决制，不计产量，奖罚力度在上年的基础上各提高了十个点，我是完全赞同。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特别是我们的水泥质量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无论计划经济时代还是现在的市场经济时代，抓好质量这一点上永远不能改变和动摇，很高兴看到大家质量管理意识的深入提高并落实到实处来。经他这么一讲，大家的争论就停止了，并很快初步取得了一致意见。我一颗悬着的心也落了下来，也佩服他说话从大局着想，公正、公允，不失偏颇。
1997年底，由于受大的经济形势影响和自身的一些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出现困难。结合当时现状，按市经委的指导意见，企业走上了租赁经营的路子。由于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