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费“暗战”何时了？
今年全国商学院EMBA春季招生计划一公布，着实令许多人感到有些意外：原本昂贵的学费不减反增。调查显示，共有十家商学院提高了收费标准，学费平均上涨1.94万元，而其余大都维持上期收费标准。
惟一例外就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两年学费仅收13.8万元，这无疑创了近年来国内EMBA教育的最低价，比一些学校少了近20万元。对此，校方负责人胡立君教授的解释是：“我们的价格是根据自己的综合实力而定的，根本没有打‘价格战’与其他学校抢生源的想法。 ”
事实也是如此，涨价的学校招生行情更加看好。教育部对EMBA的指导价格为20万元，而目前各校先后公布的EMBA学费正屡破中国教育史纪录。像复旦、北大、清华、中欧、长江、上海交大等七所商学院，EMBA学费都在25万元以上，这还不包括出国接受培训的交通、食宿等费用，但每个指标都有数十人在竞争。
一些教育界人士对涨价有多少含金量持怀疑态度，理由是价格和国际看齐，教育质量却无法与国际著名商学院相媲美。甚至有评论认为，涨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 荣誉战”。一家EMBA涨价了，那么你不涨价就意味着比他差，结果导致学生多支付了数万元，买来的“知识” 还是和过去一样。按照“学校越好学费越高”的不成文“ 规律”，名校间还要为学费标准“暗战”。
这似乎让我们又看到了MBA教育由盛转衰的脚印。十几年间，国内MBA教育从无到有，发展迅猛。然而，各地层出不穷的MBA却令人眼花缭乱，以至于良莠不齐。如今，处于起步阶段的EMBA在培训市场上引发的“圈地热”，让不少有识之士开始担心它会重蹈MBA覆辙。
另一方意见则称，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EMBA的市场潜力巨大。据悉，在世界500强的管理层中，20%是哈佛毕业生，而中国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中，仅有44%达到大专以上水平。中国目前共有上亿家企业或单位，倘若其中1%有高级管理培训需求，就需要培训100万个EMBA。
果真如此，中国目前获得EMBA培训资格的30所重点院校简直就是“杯水车薪”，这也意味着今后5年内中国EMBA教育至少有10亿元左右的市场需求。或许，EMBA学费还没有升至波峰。
“合格”教授知多少？
昂贵学费在很大比例上用于支付教师报酬，毕竟师资才是竞争的最重要“利器”。据业内透露，请国外一流大学一流教授上一天课，一般的报酬是两三千美元，最高可达5000美元，而国内一些“明星教授”一天的讲课费已突破8000元人民币。
根据有关规定，EMBA教育在课程设置、授课方式和师资配备等方面由各院校自行确定，但授课教师中有博士学位者必须占授课教师总数的50%以上，有企业实践经验者必须占授课教师总数的80%以上，在国外或境外有较好EMBA教学声誉的教师必须占授课教师总数的30%以上。
因此，对各大商学院而言，“抢师资”甚至比“抢生源”还重要！然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张新民曾公开表示，国内大学能够为EMBA学员授课的教授加在一起应该不会超过50人。而且，由于供需缺口较大，国内的一些EMBA教授忙于应付，有些教授的实践经验已经过时。同时，相比于国外两年EMBA教学可剖析数百个案例，国内不少EMBA项目却只有几十个案例。
实际上，国内MBA教育普遍缺乏合格的师资队伍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EMBA就更不用说了。另外，由于合格师资短缺，即使一些著名大学的商学院，也常出现上百人“超级大班”。一位在职EMBA告诉记者，“我们上课就像开会听报告，没有充分时间相互交流，倾听别人意见，阐述自己观点的机会也很少。”
任职于上海一家著名投资银行的陈先生说：“我当年在一所名校读MBA时，就是这些老师教课，水平实在不敢恭维，没有丝毫企业实战经验。现在一看，又是这些老师在教EMBA，给国内一些拥有亿元身价的企业家上同样的课，不知道会不会加速EMBA教育在企业家心目中的贬值。”
对此，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邹恒甫教授说：“ EMBA在中国还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真正能走上讲台的教授少之又少！且不说国内，即便在世界范围内，对得住这笔昂贵学费的经济学、管理学教授也十分稀有！”
平台“价值”有多大？
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中国EMBA教育似乎就充满了浓厚的重商氛围。相对于已办了十年的中国MBA来说，中国EMBA的门槛显然要低很多。有人戏称，EMBA的E是“容易”(easy)或“昂贵”(expensive)的意思，因为企业老总们不必削尖脑袋参加入学考试。
还有句简单的话，把EMBA和MBA之间的关系说得十分清楚：MBA关心“谁是我的老师”；EMBA则更关心“谁是我的同学”。国内一家著名的商学院招生广告赫然标出一些国内企业界风云人物的名字，其中一些名字在中国富豪榜上排名前20位，广告词极具诱惑力:“ 在这里，你可以叫他们同学。”
“上课并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班里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做不同事情的成功人士，这个平台很有价值。”几位在武汉大学攻读EMBA的学员，一个月之中只花四五天时间去上课。当记者问及选读EMBA学位初衷时，他们作出了这样的回答。
采访中，记者发现这种心态在EMBA学员中很有普遍性，这或许是EMBA班又被称为“富人俱乐部”的原因吧。许多学员看中的是和他们一起学习的EMBA同学这一含金量很高的“特殊关系网”，并大都认为这对自己的职业生涯“非常有帮助”。
而在大打“校友牌”的今天，一些学校也不否认创办EMBA班是“醉翁之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张中华介绍说：“学校不仅不与学院分成，反而拨出经费支持办EMBA。同样，今年在浙江开设教学点并不指望在学员身上获多大利润。教授们的飞机票、食宿费用都由学校承担，却没有多收学员一分钱，与到武汉读的费用完全一样。”
张中华说，EMBA学员都是企事业单位或政府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他们是学校的一笔巨大财富，对学校各方面发展都有益处。仅以学生就业为例，将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学生面试遇到的“法官”，很可能就是这些学员。
但对于“EMBA＝特殊关系网”的这一观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教授不完全认可。他认为，衡量中国EMBA教育成功与否，除了“关系网”这个指标外，还要考虑另外两个关键指标：一是看其学员毕业以后的年薪能达到怎样水平；二是看学员知识增量状况。
不管EMBA的平台价值有多大，一个不容否认的现实是，EMBA学员们正在日益成为他们所在领域的引导力量。也就是说，不是选择了EMBA就能成为精英，但的确越来越多的精英在选择EMBA。
走出困境要多久？
作为培训市场的塔尖部分，中国EMBA教育势必经历一场裂变。业内专家分析认为，EMBA办学中的浮躁之风，只是中国经济学教育现状的一个缩影，其在起步阶段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在深层上折射出了中国经济学教育长期处于贫困的尴尬。
十几年前，戴着“新中国第一位哈佛经济学博士”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等光环的邹恒甫回到母校—— 武汉大学。但这次回来的所见所闻让这位爱国学者痛心：用的经济学教材与他上世纪70年代末期读本科时几乎没什么区别，个别教师的备课本甚至已发黄了。
“贫困”，邹恒甫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 “现实生活已经粉碎了许多传统经济学理论，可教材依然没有更新，有的翻译甚至错误百出。”为了振兴中国经济学，他最终决定回来。他给武汉大学学生以及年轻的经济学教授讲授最新的经济学理论，强调要重新调整课程表，并每年都从欧美一流大学聘请多名顶尖经济学、管理学和金融学教授到武汉大学授课，但这就意味着80%的老师将不能登台上课。有一段时间，有些老师联名抵制邹恒甫回国讲课，但富有远见的校领导为他顶住了压力。
此后，在邹恒甫及其追随者的努力下，全国性经济学教育的改革悄然启动。邹恒甫每次从美国回来，都会带回一大箱书。正是这些书，哺育了中国新一代经济学人。如今，多年的努力开始结出硕果，邹恒甫每年都要送十几位学生到欧美一流大学直接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但改革要脱胎换骨并非一朝一夕。武汉大学商学院教授邹薇说：“现在，国内各大商学院开始引入主流经济学的教学体系和方法，恒甫先生只是把研究方向扭过来了，今后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她表示，作为舶来品的EMBA教育如果不引入先进的师资、教材和教学方法，必定要走太多弯路。而这种“拿来主义”式改革，对许多高校无疑也是一个冲击。
业内预测，中国的EMBA教育出现优胜劣汰乃大势所趋，未来十年后将会有十个左右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本土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