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简述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和人文景观。
［提示：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老舍用他的大部分小说构筑了几乎可以包罗现代市民阶层生活所有方面的广大的“市民世界”。而构筑起这个市民世界的支柱，正是作者用“文化”分割出来的三种类型的市民形象：老派市民、新派市民和正派市民。老舍在执著地描写“城与人”的同时，始终在做着“挖根”的工作，无论是早期的《二马》和《离婚》，还是后来的《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他都一直关注着与民族性问题有关的文化批判，而这种批判都是通过他的作品的“人文景观”，即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的全景式的风俗描写来实现的。因此，与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通常采用的对现实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的方法不同，他关注的始终是文化对于人性以及人伦关系的影响］

5．简述老舍笔下的市民人物形象系列及内涵。
［提示：在老舍笔下塑造了老派、新派、正派和“贫民”等市民人物形象。“老派市民”形象主要有老马（《二马》）、张大哥（《离婚》）、牛老四（《牛天赐传》）、祁老太爷、祁天佑、祁瑞宣（《四世同堂》）等。“新派市民”形象主要有张天真（《离婚》）、兰小山、丁约翰、祁瑞丰、冠招娣（《四世同堂》）等。“正派市民”（理想市民）形象主要有赵四（《老张的哲学》）、赵景纯（《赵子曰》）、李子荣（《二马》）、丁二爷（《离婚》）等。“城市贫民”形象主要有洋车夫祥子、老马、妓女小福子（《骆驼祥子》）、老巡警（《我这一辈子》）、拳师沙子龙（《断魂枪》）、洋车夫小崔、剃头匠孙七（《四世同堂》）、艺人方宝庆（《鼓书艺人》）等。所谓其“内涵”，则是作者描写这些人物的用意。在作者的笔下，老派市民虽然可笑，但大多值得同情，都是“悲剧性”的人物，在批判中注入了作者自己的情感，因而其批判并没有力量，最多也只是一种幽默。然而，对于，新派市民则完全不一样，无论是早期的张天真(《离婚》)，还是后来的祁瑞丰(《四世同堂》)，几乎都是采用的十分刻薄的嘲讽手法，虽然其批判也常常是无力的，但作者宁可作“漫画式”的处理，其鄙夷之情毫不保留地溢于言表。而老舍笔下的正派市民形象，其内涵则在于他们寄托着老舍的一种理想，是老舍在描绘城市资本主义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变迁与分裂的图景时，在对老派市民和新派市民都失望之后，仍然不放弃对理想的追求的结果，他希望这些“侠客兼实干家”的正派市民能为社会锄害，从而既使他的作品能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也使作品变得更有思想启发意义。当然，这也正说明了作者思想上的平庸和幼稚。而贫民形象的内涵，一方面贯穿着作者批判和排斥西方文明，甚至包括“五四”以来时兴的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潮的主题，另一方面更是从城市文明病与人性的关系这一角度，体现了作者对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社会的认识，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关注和同情］

6．简述老舍在批判传统文明时所表现出来的失落感与对“新潮”愤激之情交织的复杂感情。
［提示：老舍对传统文明的态度从他的创作一开始就是带有批判性的，但他的态度与鲁迅的猛烈甚至偏激完全不同，不但温和，而且在批判的同时常常表现出一种“失落感”。在作品中，无论是早期的老马(《二马》)、张大哥(《离婚》)，还是后来的祁老太爷、祁天佑、祁瑞宣祖孙三代(《四世同堂》)，这些老派市民虽然可笑，但大多值得同情，都是“悲剧性”的人物，在批判中注入了作者自己的情感，因而其批判并没有力量，最多也只是一种幽默。然而，对于他笔下的新派市民则完全不一样，无论是早期的张天真(《离婚》)，还是后来的祁瑞丰(《四世同堂》)，几乎都是采用的十分刻薄的嘲讽手法，虽然其批判也常常是无力的，但作者宁可作“漫画式”的处理，其鄙夷之情毫不保留地溢于言表。而老舍之所以在批判传统文明时，常常表现出来的失落感与对“新潮”愤激之情交织的复杂感情，究其原因，又在于对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不同态度。老舍对代表着“乡土中国”精神的老派市民的态度，表明他对传统文明的惋惜之情，而他对一味逐追新式的洋派的生活的新派市民的态度，则表明了他对西方文明的反感。老舍是旗人的后代，对传统文明的衰落自然有着自己深刻的见解，但老舍也有着在英国的生活经历，对西方文明的弊病也有清醒的认识。只是他与许多“西洋派”文人不同，宁可表现出美化带有封建宗法社会的东方文明的民粹主义倾向，也不愿对洋派青年手下留情］

7．简述老舍创作的艺术视点。
［提示：对老舍来说，市民社会中阶级的划分或者上流下层的划分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对于人性以及人伦关系的影响，这就是老舍的基本的创作视点。这一视点既决定着老舍小说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也决定着老舍作品的独有的特点。对于前者，我们从老舍研究的历史状况可以看出，由于老舍习惯于用文化来分割不同阶层的人，描写的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的命运和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走的是“俗文化”的路子，不同于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通常采用的对现实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的方法，因此，虽然拥有大量的读者，但仍然不能得到当时主流派文学阅读时尚的欢迎，主流评论界也自然不会给他应有的评价和地位。对于后者，也正因为他的“俗”，他的作品的“北京味儿”、幽默风，以及经北京话为基础的语言，使他远离当时的“新文艺腔”，使他在现代作家中独具一格，成为了把“乡土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心理用文学形式表现出来并取得巨大成功的第一人。同时，也正因为他重视文化对人性与人伦关系的影响，决定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也决定了他的批判不同别人的批判。比如，他通过对自己最擅长的人物——骨子里仍然是农民的老派市民的批判，来实现自己对北京文化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成分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