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将意见和事实分开。1在标题上。美国的法院甚至“敏感的觉察到人们往往只关注标题，所以通常会仅以标题为据而做出判决”，避免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汇，诸如罚站、训斥、残酷、逃离、乱窜等。2要对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妥当使用。分离事实和意见的关键, 是对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妥当使用。新闻中的直接引语是记者对消息提供者原话的照录。面对纠纷, 记者只需提供原始笔记和录音即可; 而间接引语是记者对消息提供者所说话语的转述和概括。如果是间接引用, 记者需要证明自己的转述和概括与消息提供者的原意是相符的, 相应的举证责任很大。
二、舆论监督面临企业的危机公关
传媒自身要加强法制观念，具备必要的法治知识和遵循职业工作规范，从调查的规范到写作措辞和编排，都要严谨，形成一套应对企业危机公关的采访、写作、编辑的套路。
1 对于揭露之后可能出现的诉讼后果，要有相应的心里准备。不能因为自己有一定的权力背景而往往只重视稿件的采写和刊播。
2企业的危机公关涵盖了很多刚性和柔性的公关活动。其中刚性的公关策略包括诉讼手段。美国安德森诉太平洋电气公司案件中，该公司就是通过旷日持久的诉讼来压制媒体的负面报道。后来的电影《永不妥协》据此改编。
这样的刚性公关会出现的话题转换，对传媒十分不利。传媒的监督对象往往涉及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的事项，通过传媒的持续关注，才可能产生舆论监督的实效。这种关注不仅在取得初步成效的时候要坚持，面对被监督者的刚性公关时候更要坚持。
出现变动，新闻需要追逐变化，但是深度的新闻价值更需要挖掘，不能单纯重视“变动”产生的新闻价值，而忽略此前传媒监督事件因“重要”产生的新闻价值要素。而后者也是传媒的职能所在。
3 面对企业的柔性公关，媒介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在遵守职业规范的前提下与之友好交往。传媒对企业的报道不能只听从公关人员的安排，要多方探求，突破信息封锁，全面报道。
4 我国媒体舆论监督的历史尚浅，和发达国家从19世纪中叶就开始的“揭丑”传统相比，在很多具体的操作手法上仍显不足。
《大众传媒和消费主义扩散》秦志希
中国大众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也日益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传播内容重点的转移、媒介主体形象的转移和媒介形式的消费特征上。
传播内容重点的转移主要表现在传媒娱乐的兴盛以及包括广告在内的“生活方式报道”的大量出现上。传媒和娱乐的合流是一个全球化的趋势。2003年，中央电视台改版主要特征就是增加娱乐板块的份额。
媒介主体形象的转换主要表现在电视情节剧、影片以及名人报道等媒体形式中。展示的主要内容是异彩纷呈的生活和消费方式、消费场景，从而鼓励人们多多消费甚至奢侈消费和超前消费】。
媒介形式的消费特征，所指的是媒介自身的消费主义化。具体来说，是媒体在物质主义的影响下，以利润为目标，并因此迎合市场、趋利避害。者表现在媒体对制作成本高而风险大的硬新闻的淡化，更表现在娱乐化道路上的低俗化和非道德倾向，以及自身对社会责任的忽视等，表现为对感官刺激的迎合和对欲望的渲染美化。
《当代中国媒介风险报道透视》秦志希
在现代风险理论中，风险是一个相当灵活的概念，一般是存在于人们的评价性认识的一种潜在危机。但是在风险陈述中，这种理论又将现实发生的危机表述为风险。而在风险源层面，所说的风险又指激进现代化带来的种种为危害。而中国和西方这方面情形并不相同。我国我们所说的风险，主要指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语境在和现实已经发生的种种危机。
一、风险反思
作为一种思维:反思，总是人们关于身内和身外世界问题危机风险的反思，当人们认识、应对风险，其思维即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后风险反思在当代中国媒介的走势：
1 拓宽视域。如《鲁布革冲击》《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反思多体现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潜伏的问题，其视点在国计而不在民生。90年代后，中国媒介反思区域向“民生”扩展，注意告知百姓的生活风险。而今年，针对帝王戏等文化反思投向了文化、政治领域。
2 深化。体现在灾难方面的风险反思。如1987年中国青年报《红色警告》系列报道，着意挖掘和反映背后的官僚体制等问题。1998年长江洪灾，着意挖掘和反映其间的相对政策对环境管理的漠视。将触角伸向了“以为风险是制度性、决策性风险的即所谓‘制度结构主义’的反思”。
当前中国媒介的风险反思正在引发公众、政府的相关“互动”，在成为社会的一种助益。而当今某些传统的形态也在作用于媒介，这种作用其实在在阻抗媒介风向反思，即让使他这种反思难以在中国媒介实现稳定化。如果说传统是过去被重复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一般由权力建造。如中国首例艾滋病人发现于1985年，而大陆媒体做出报道是在1994年以后。再则，是人们自主性的缺失，从过去走向未来时总是伴随传统的生成。
二、权力博弈
当代中国报道社会风险，里面存在一种权力博弈现象：一方面相关权力在打压这种报道，而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媒介依托政府权力或将政府权力转借为自身一种权力，予以抗衡。
报道社会风险，对于媒介具有职业上的正当性。但是权力机构总是保持很高的警惕。美国政府在911时期也是如此。
当代中国的媒体风险报道受到两种权力的制衡。这两种权利主体给出制衡，各有不同的原因。
首先是媒介管理者给予制衡。对于媒介2003年的“非典”报道,广东省委宣传部门首先要求统一报道口径：既要求报道“病情得到初步控制”,以便“最大限度减少社会恐慌”;而当相关报道出现,便声称媒体影响了社会稳定,禁止媒体再作报道。对于稳定，媒体应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如果为了稳定而限制媒介的风险报道,从长远看,其结果可能是相反的:“风险愈少为公众所知，愈多的风险会被制造出来。”
再者，风险发生地的政府及相关部门，以封锁信息、防堵报道等行为，显示出他们制约媒介风险报道的某种权力：权力在表现层面的特征之一是对他者的制约性。如2003年中国11名记者受贿隐瞒山西的一场矿难，县委书记、县长、宣传部长是其始作俑者。
有人说,主要由于当前中国媒介与党和政府的关系还是一种从属关系,在批评报道上它还不拥有自主权利,批评报道的得以展开,主要得益于党和政府的支持。同样,在风险报道上,面对如上两种权力的制衡,当代中国媒介是从党和相关政府的支持那里获得某种传播权予以抗衡、坚持运作的。
1980年媒介对勃海2 号沉船事件的披露,引发中央究问相关领导责任。自始以后,中央以及省、市 (地) 党政部门,注意把媒介的风险信息作为追惩风险责任者、加强社会风险治理的依据与助力,在客观上支持了媒介的风险报道。就中央而言,支持风险报道,原因之一是它要依托这种报道实施有效的社会控制。
另一方面,即便当代中国媒介对党和政府关系是一种依附关系,而包括风险报道,其传播权力又决非完全由它从党、政部门那里转借而来,媒介传播的能动性亦可以使它出现权力自产或自赋权力现象。
总之,在风险报道上,当代中国媒介同对其制衡的权力相博弈的那种权力,既来自它对党、政相关权力的转借,又来自它的自产。我们看到,对于当代中国媒介的风险报道,因为有这种权力博弈,它才有了现实的可能。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传播实践中,某些媒介以其对制衡它的权力的屈服,使这种博弈“失语”。南方某电视台“非典”时期的一次采访是这方面的实例。这家电视台记者在广州某医院采访时,意识到在场护士、医生所戴口罩是风险信号,拍摄前,要求他(她)们摘去口罩,以示“非典”并不可怕[13](第10页)。显然,对于这位记者,其做法是在配合、服从当时主管部门下达的“要减少社会恐慌”的报道指令;而从精神方面说,它反映了这位记者甘愿接受制衡权力制衡的工具化心理。
三、处世态度
面对社会风险,当代中国媒介的积极处世表现为:
1 审视过去。那类不给答案、只反映危机的报道而言,它们确有如此用意:引起全社会对问题的重视、思考、求索。如《鲁布革冲击》。
2 着意创新。尽其可能,当代中国媒介在反映风险的同时还着意思考风险治理方略。海德格尔认为人由现实之“畏”而“操心”,由“操心”而走向“未来”。
（某些新闻从业者这种对“自我弱小”的认同,其实是马克思以来的许多社会学家都在论说的人的一种“无力感”:即个体在现代社会系统中其自主性被剥夺的一种感受。包括当代中国某些从业人员,这种感受有其产生的现实根源,苛责其存在是非理性的。但就人在社会实践必要的积极性而言,人又应该致力于消除这种感受。这方面吉登斯的一个观点值得注意。吉登斯说在一种不能避免磨难的人生中,活着的人其活着本身就是一种自主,因为他只有通过自主控制和能动地去克服磨难才能生存。这种说法对我们的启示是:当我们有一种“无力感”,甚至会因其产生某种“宿命”观念的时候,不妨作出这样的自我意识:我们恰恰是“有力”的,因为自主性和能动性与我们的生命同在。）
  综述：一如现代风险理论的相关认识,风险反思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因此,当代中国媒介有必要坚持推进其风险报道。而我们看到,当代中国媒介的这种报道,正呈现贝克基于现代事业发展的某种曲折性所指出的现代文化的一种特征——堵塞(congestion) ,这即是它在反思风险,但这种反思受到过去某种报道理念的羁绊;它在进行权力博弈,但这种博弈受到“工具性心理”阻抗;它在风险情景呈现积极处世态度,但这种态度又受到其某种观念上宿命倾向的影响。贝克还说:“你并没有陷入堵塞,你自己就是堵塞”,意即要消除堵塞,在于被堵塞者这方面的能动性。按照现代风险理论的观点,这种能动性即是人自我监控、自我修正、自我调整的反思。当代中国媒介要消除其风险报道的种种“堵塞”,从总体上说,亦要靠这种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