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0-13:40    特别致辞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
13:40-15:30    圆桌论坛一：中国金融变革的动力与方向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一要求的提出，既是中国决策层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反思， 更是对金融业现存诸多问题的深刻认识。中国金融业为实体经济作出了什么样 的贡献？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导致资产泡沫和产业 空心化，中国与欧美情况有何异同？如何避免重蹈覆辙？中国金融制度如何进 行改革，以促进行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提高，并更有效地支持产业尤其是中 小企业发展？各项改革是否有优先顺序？
发言：
沈联涛，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顾问
刘福寿，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局长
廖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局长
马蔚华，招商银行行长兼CEO
董建岳，广发银行董事长
任汇川，平安集团总经理
李一，瑞银集团中国区主席
主持：
王 烁，财新传媒主编
15:30-17:20    圆桌论坛二：产业升级难题何解？
中国传统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之时遇上国际金融危机，是雪上加霜，还是可能 由此倒逼中国产业升级的改革之路？如何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减轻企业负 担，降低整个经济的制度与交易成本，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东、中、西 部能否完成产业升级和转移？内地与香港、大陆与台湾之间如何进行更有效的 优势互补？中国企业如何把握发达经济与新兴经济的消长，合理调整策略？
发言：
李春洪，广东省发改委主任
许小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
张房有，广汽集团董事长
李进明，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
薄连明，TCL集团总裁
姚良松，欧派集团董事长
主持：
张建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教授
17:20-17:40    主旨发言
姚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17:40-18:00    总结发言
刘明康，岭南论坛主席、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名誉院长、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前主席
18:00-18:10    闭幕致辞
徐信忠，岭南论坛执行主席、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院长

许小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
政府在产业升级上应该起什么作用，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瓶颈的因素，我们走到现在，已经走不下去了，全国上下各地都达成了共识，但是如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从制造经济走向创新经济，现在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做法。在这方面，政府做得事情和他们应该干的都不相干。
第一，政府应该做的是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创新、研发的投资很难完全收回。如果到处都是假货，前期的研发投资就没有办法收回。所以我们看到，哪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做得好，哪个国家的创新就越好。要保护知识产权，首先要保护一般产权，如果一个国家很多的企业家，这些创新的主体，手里拿着外国护照，随时准备海外移民。他就不会有长期的研发，因为研发需要时间，一个品牌的树立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必须使企业家、创新者长期在我们的国家投资，在我们国家创新，把这些技术留在这里，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要让他们有安全感。所以知识产权的保护离不开一般产权的保护。一般产权的保护的含义，让让企业家安心，有长期创新转型的愿望。另一方面，知识产权的保护会给他们带来足够多的回报，要防止伪造者来分走的他创新利润。
第二，我们国家目前的金融体系无法支持创新，一个以商业银行为主体，以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作为主力的金融体系是无法支持创新的，创新需要的是什么？创新需要的是支持创新的金融体系，这一套金融体系，包括从天使基金，风险投资，PE到VC，形成梯队。要形成一个支持知识创新的金融产业，政府应该做什么？政府应该提供VC、PE基金的法律框架，而不是监管细则，我们现在很多PE、天使基金，政府部门在抢夺核准权，审批改为核准，核准改为报备。现在核准权也在抢夺，因为你和政府搞不好关系，就不给你报备。这样对我们国家的创新产业、创新技术和创新企业杀伤力极大。为了推动中国创新经济，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散发改委！后来听完了李主任的讲话，我思想有点改变了，发改委很多人也是深知这个道理的，所以我现在的观点有所改变。
PE是什么？就是私募基金，不需要审批，不需要报备，这都是私人对私人的钱。我们现在是政府出钱搞PE，全搞错了，政府的钱是老百姓纳税的钱，不能承担这么高的风险。我们还对PE审批，还要纳入政府的监管体系，全都搞错了。PE就是私人对私人的，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不需要审批。所以我们要建立起一个能够支持创新，能够支持升级换代的体系，靠大国有的银行，大的保险公司，这是没戏的
第三，要建立起要素市场。中国的创新为什么推不动？因为政府要管制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资金价格，用低要素价格来支撑GDP的增长，这对于升级换代是极大的障碍。如果要素的价格，按照市场的供需关系提高了以后，这些企业马上就知道怎么样节能，怎样减排。让价格信号发挥更大的作用，让价格机制在我们的升级换代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人民币汇率更大幅度的浮动，就是要用价格引导企业走向高端。现在很多企业不走向高端，就是因为在低端过得很舒服。舒服的原因就是政府管制这些要素价格，管制人民币汇率，所以使这些企业不愿意升级。
第四，企业家精神。中国是一个企业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这是我们发展经济最宝贵的资源。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看到，在经济舞台上，企业家一个个走下去，政府官员一个个走上来了。我开会的时候经常发现，当然广东是个例外，10个发言者里面前9个都是官员，最后上来一个企业家，企业家说是前面几位领导的讲话，我们回去一定好好学习。我们完全把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关系搞颠倒了，市场经济要企业来搞，要民众来搞，要企业家来搞，企业家是这个舞台的主角，现在他们都在台下，在台下看和听，上面一排官员坐着！企业家精神在衰退，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受到压制，主要来自于政府，强势政府，大政府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成长，而没有企业家精神，就没有创新，就没有我们产业的升级换代。所以政府要做的事是赶快下去
第五，创新是人的思想的自由创造，是他的脑力活动的自由创造，如果没有一个松宽和开放的社会环境，就不会有创新的精神，所以政府能做的应该是创造一个松宽开放的氛围，标新立异不再被认为是弊端，创新的人我们要尊重，要形成这样一种社会文化氛围，才能在无数的创新尝试中，结出一些果子来。同样，政府能做的是什么？就是请你们少管一点！思想的产品、观念，让他们在市场中有机会能够尝试。你不要今天说我三俗，明天又说我不符合雷锋精神。思想、文化、社会只有自由的发展，才有我们民族文化的不断的成长和不断的繁荣，政府管得越多，越是压制了我们民族的创造力。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谢谢刘明康院长！前面几位我们的高级官员都有比较专业的领域，所以讲起来就比较言之有物，我是教书的，做研究的，可能讲起来就比较空洞。
我想讲五点意见：
第一点意见，20世纪最后20年，我们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取得了很重大成就，通过改革开放，在20世纪末期把生活水平、市场经济的框架建设起来。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奠定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制度基础。这样一个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支持了我们30年来的快速发展。它主要有几个具体因素：
1.把中国人民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能力，从旧体制的压制下解放出来。不用我多说，我们看一看广东的大地、我们岭南的大地就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过去民间是不能创业的，并称之为资本主义为大，资本主义复辟。我们有几千万的民间企业成长起来了，这是支持我们经济快速发展，支持我们经济崛起的最基本的力量。
2.原来低效利用的资源，首先是劳动力资源转向比较有效的使用。过去低就业状态的农民大概将近2亿人转向了城市非农企业，效益得到了提高。另外一个资源就是土地，改革开放以来，相当爱尔兰面积的农村土地转城市了非农使用，使资源利用效率大大提高。
3.开放。开放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两个有力支撑：一个有利的支撑就是，我们原有的增长模式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消费率下降，所以最终需求不足。而对外开放以后，净出口大量增加，也就是出超，弥补了国内需求不足，支撑了高速增长。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在我们自主创新、技术创新比较薄弱的情况下，通过引进国外的技术，缩小了我们跟先进国家的差距，提高了我们经济的效益。所有这些，就在两个方面使得我们能够高速的增长，一个方面就是投入的增加，另一方面就是效率的提高。
这里说的都是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即市场化改革所为增长提供的动力。政府也有很大的作用，政府的作用就是，在市场还很不成熟的情况下，动员资源的功能、协调的功能也发挥了作用，这是在市场改革的情况下才能发挥的作用。
在讲到这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第二点，我们在上个世纪末期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离十四次次党代会，1992年设定的改革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中共十四大确定市场经济的时候，对市场经济下了一个定义，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什么叫做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说到底就是市场自由竞争形成的价格，它能够引导资源的自由流动，这种自由流动是由价格所引导，所以它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按照这样要求来看，我们在20世纪末期形成起来的市场经济框架还是有很大的缺点。这个缺点的特点跟我们的历史有关系，就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它主要的表现：一个就是政府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仍然过多，另外一个就是国有经济的规模仍然太大，而且相当一部分的国有企业具有行政赋予的权力，妨碍了市场的有效性作用。所以在2003年，中国共产党就通过了，即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有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在若干方面，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造，使它得到完善。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决定执行得并不好，有不同的原因，我们这里不能够详细分析。有一个很明显的原因，就是改革进入了深水期，涉及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另一方面改革有阻力有难度，第三因为上个世纪改革很成功，日子过得很好，官员一方面要很喜欢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又缺乏这方面的压力和动力，于是改革就放慢了。所以2003年中共中央的决定执行得并不好。
这样就造成了一个问题，政府干预市场使得市场在发挥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受到限制的情况没有完善，甚至有的时候出现了恶化的迹象，这就出现了两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一个就是经济增长方式，或者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转不过来。这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问题，已经提出来几十年了，特别是在1995年制定第9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正式把它写进了五年规划中，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型。“九五”计划因为是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大改革的情况下推进的，所以在改革上有所进步。到了21世纪之初，放慢了，改革的缺点越来越突出，加上21世纪最先开启的城市化的加速，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向旧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回归。我们想一想，大致上在2003年以后，大规模向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投资，用这种方式来支撑高速的增长。各个地方都要求走产业的重型化，增加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所以虽然要求转型，可实际上转不过来，甚至有恶化的状况。“十一五”就再次规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到了“十一五”最后一年的时候就发现没有转过来。所以“十二五”在制定的过程中，就把这个议题提到更高的要求上。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又是“十二五”的主线。连续了这么多个五年计划，但是执行得不好。
旧增长模式造成的问题，已经到了没有空间给我们了。我们资源匮乏的状况，环境的破坏的状况，以及宏观经济上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造成的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压力增加，一直到劳动者的收入提高缓慢、消费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权力对市场上午干预，对于价格的管控，造成了很庞大寻租的蔓延，这个腐败的蔓延，当然就会造成许多社会的甚至变成了政治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