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确定性出来以后，由于伤害了资本充足率，就不能够贷款，造成了信贷紧缩。信贷紧缩产生了流动性的紧张，波及范围就很大了。比如英国的北岩银行，实际上它本身没有持有多少信贷，它是靠向市场发行票据融资来开展业务，由于流动性紧张，市场上发不出债，风险溢价太高，人人自危，银行没有办法继续融资。危机波及到很多靠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融资进行正常贷款活动的一些金融机构，危机波及面是全方位的。
第五条，货币当局的稳定措施不断地在防止危机和道德风险两方面权衡，非常困难。
大家也可能非常清楚，英格兰银行、欧洲央行、美联储在对待危机前后的态度、表态，以及在救助的及时性、救助的方法方面有些不一致。所有这些不一致。实际上都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防止危机的扩散，比如1929年到1933年就产生了大萧条、大衰退，而1987年股灾就没有(导致发生大萧条、大衰退)。
但同时在另一方面，正像英格兰银行行长所说，也要防止道德风险，防止不负责任地依赖政府的道德风险。这两者的权衡，是货币当局采取稳定措施中最困难的。
货币当局在稳定措施中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如果货币当局介入太多，如果货币当局接受许多有问题的资产做抵押品，实际上影响了这些资产在市场上的价格发现，使得市场调整期延长，暂时掩盖了问题，价格发现和市场出清会减慢。怎样既能够防止危机的扩散，又防范道德风险，还能够最大效率地保证市场价格发现和市场出清的功能，这是货币当局应该思考的。
第六条，我提一个思考。
从1933年到1999年60多年间，美国实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这个法案是1933年大危机之后提出来的，基本的思想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对这个法案的本质，有人说是误读，有人说是正确的总结。1933年通过60多年后一直生效，直到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取代了它。
1999年到现在还不到10年，我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没有终止的话，会不会发生次贷危机?
13，如何扩大内需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对这个改变有更深的理解：“外需变化我们难以左右，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更加立足国内需求，要更加突出结构调整，要更加依靠改革创新，要更加重视改善民生，这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在201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政府把扩大内需摆到了未来众多要解决事务的第一位。会议指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新情况新变化，必须继续抓住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牢牢把握加快改革创新这一强大动力，抓住时机尽快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着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牢牢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一根本目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切实好涉及民生的大事要事，注重提高发展的包容性。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牢牢把握加快改革创新这一强大动力，抓住时机尽快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着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牢牢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根本目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切实办好涉及民生的大事要事，注重提高发展的包容性。在身后。此外，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汽车消费国、黄金消费国和最有潜力的旅游消费国，那么，为什么中国内需会难以拉动呢？“那是因为中国尚未建立起以市场力量为主导的消费市场，只有让多数人手中的钱多起来，出现真正的中产阶层，才能谈一个正常的消费市场。我所说的中等阶层并不是现在有些人提的时髦概念，我认为，拥有健康的中小企业并由此获得稳定收入和较为自由时间的人才是能够消费的中产阶级。这是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真心接受现代工业生产的产品，也有能力购买它们。”这是一种新的对中产阶层的解释。目前，已经有很多经济学者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一个国家由少数几个大企业一统天下，不仅不利于国家财富的增长，也不利于充分就业，大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总是小于中小企业，如果要坚持市场经济，就应打破垄断，让众多企业在市场中竞争，中小企业的数量也就会增多，各种产业才能催生出一批对消费产品有认同感的消费者
新规还允许银行在没有事先获得政府审批的情况下将不良贷款转移给资产管理公司。1999年成立的这批资产管理公司本来就是为了接收并处理银行的不良贷款组合。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它让银行在处理问题贷款时有了更多自由，并可能促进更多债务重组通过非诉讼渠道解决。这也可能促进资产管理公司接收更多不良贷款，并创造更多利润，尤其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华融、信达、东方和长城。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2日上午在海南省博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开幕式时表示，继续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转型是关键。
李克强表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十二五”发展的主线，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转方式的主攻方向，扩大内需是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城镇化是中国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同时，提升工业发展水平、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可以为扩大内需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就业支持；保障粮食安全全、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现代农业，可以为扩大内需奠定坚实的物资基础。
李克强说，总之，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实行“三化”并举，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路径，也是转方式、调结构、扩内需的战略举措，可以助推中国在“十二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保持经济适度较快增长，不断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完)

14，有关房价问题
中国房价不会大跌的理由
预测房价拐点并无公认评判标准
对房价的研究，中国几乎人人都是专家，因为房地产市场已经火爆了10多年，无论是投资、投机性买房者还是刚需或改善型买房者，都时刻关注房价的变化。但看了不少关于房价的分析报告，发现大多拘泥于供需关系分析预测或根据一些惯用指标来判断房价的合理与否。
例如，房地产总市值/GDP是国际上公认的衡量房地产泡沫程度的一个指标，大约一个普遍的说法是09年国内房地产总市值接近90多万亿，而当年的GDP为31万亿，即为3倍左右，与美国08年次贷危机时相当。但这两年来，房价涨幅明显趋缓，而去年名义GDP的涨幅为17%，明显超过房地产市值的增幅，故目前该指标应该略有回落；再者，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时，房地产市值/GDP大约为4.6倍，故判断房地产是否会崩盘，采样不能只取一个国家。
又如，房地产投资的杠杆率也可以看成是房地产泡沫会否破灭的指标，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开发贷款和购房按揭贷款的余额占信贷余额的比重大约为20%，并不算高，且基本可控。当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时的该指标达到40%，而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就是因为金融衍生品的不断放大、杠杆率过高引起的。
再如，房价收入比更是作为判断房价高低的重要指标，世界银行曾在90年代对中国的建议是3-6倍的房价收入比是合理的。为此，不少人算出上海的房价收入比平均为15倍左右，故即便按6倍为合理房价水平，房价也应该下跌70%。上海及其他城市房价超高，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同样还可以用人均居住面积或空置率作为房地产是否供过于求或衡量刚性需求指标，如我国中国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约30平方米，比30年前增长了4倍多，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超过了日本、韩国和香港。即便是发达、富裕的欧洲国家，其城市人口的人均住宅面积也不过是36平方米，且中国的住宅空置率更名列全球前茅。但若对这些评价指标进行细化和分析背后的原因，或许就不能轻易得出房价将大跌的结论了。
首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居民收入这一数据是根据抽样调查获得，存在明显的低估，即便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中数据，08年的住户可支配收入总额为18.24万亿，比当时抽样调查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数据高出5.24万亿，以此来推算，去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约低估了7.89万亿，即低估了27%左右。故实际的房价收入比会高一些。
其次，从房屋所有者的结构看，由于过去30多年来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富人拥有多套房屋的现象已经非常普及，有调查表明，中国富裕阶层人均拥有房产3.3套，房产价值占全部资产的72%。因此，人均居住面积达到30平米及空置率过高现象，并不能说明中国房地产已经供过于求了，因为富人将房屋作为投资品，而中低收入阶层对房屋的刚性需求和改善型需求依然强劲。
第三，房价收入比究竟多少为合理，其实不应该有一个国际标准，因为不同国家的文化、习俗有差异性，如从历史上看，农耕民族都看重房产的所有权，而游牧民族则看重占有权，习惯于租房。故东亚的房价收入比应该欧美的高才是，因为前者的投资性需求较大。
此外，还有些指标的确可以作为看空房价的理由，如中国人口抚养比的拐点已经到来，而当年日本人口抚养比拐点的出现，与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时间都在1990年左右。再从购房需求最强劲的30-39岁年龄人口结构看，中国自05年起，该年龄段的比重就一直在回落。但另一方面，中国城市化率又比较低，仅为50%左右，未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又是支持房价上涨的有利因素。
人口向城市迁移或是支撑房价的主因
近期中国房价已出现明显的回落迹象，这究竟是限购等调控政策初见成效呢，还是房价久涨必跌呢？这确实不好回答，但若从库存、土地价格等这些更直接的指标去预测房价的变化，应该更有效。如2011年底10个典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库存总量达6000万平方米，与2010年同期相比，库存增长约40%；而2011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4.10亿平方米，比上年增长2.6%；土地成交价款8049亿元，下降1.9%（国家统计局），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土地价格会有回落？不过，房价的回落在08年末至09年初也曾出现过，也不好以此来判断房价的长期回落拐点是否出现，更不能作为房价将大跌的依据。
笔者认为，房价是否会出现长期拐点，主要考虑的因素是经济增长潜力和人口格局的变化。且经济增速与人口迁移具有一定相关性，即人口流动的加速会促进经济增长，一旦城市化率不再上升，则意味着人口流动也将减少，经济增速随之放缓。以印度的孟买为例，孟买的人均收入仅为900美元左右，而上海去年为5750美元，不足上海的六分之一，但平均房价却是上海的3倍以上，即均价为每平米6-7万元人民币。因此，仅从房价收入比的角度看，孟买的房价比上海高得更离谱。但由于孟买是印度人口最多的城市，且人口密度也超过上海，居世界前列，加上印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较少，在城市化率远低于中国、大城市集聚化程度却超过中国的前提下，孟买的未来增长潜力会更大。因此，房价中应包含了未来预期因素，就如同买股票就是买未来，故不能简单用房价收入比或其他指标来评判房价的高低。
中国而言，城市化率也在不断提升中，人口迁移的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随着户籍制度的放松，人口迁移的规模会进一步增加，流向会进一步遵循经济规律，一些具有综合优势的大城市会更能吸引人口流入。据统计，中国百万城市人口的占比和大城市化率是非常低的，城市人口中只有47%的人居住在100万人口以上城市，而全球平均为73%；大城市化率不仅低于印度、印尼等人口大国，更是远低于日本、韩国等与中国文化相近的东亚国家。研究表明百万以上人口城市的劳动生产率高出小城镇20%─30%，因大城市有利于信息及人员交流和规模经济。
如此看来，中国未来不仅面临农村人口继续流入城市，而且面临小城镇人口还将流入到大城市。正是这种人口的迁移活动，导致人口集聚地区经济增长更能持续，房价更加坚挺，如长江、珠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冀地区、成渝西安金三角地区以及武汉、长沙、湘潭、株洲等中部城市聚集群等地区，将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口流入。
那么，中国这一人口迁移的过程还将持续多久呢？若按城市化率每年上升1%计，假定目前的实际城市化率为55%（官方为50%），则当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70%时，保守估计全国性的人口迁移活动大致完成，则还可以持续15年。而日本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是到1975年才结束的，对应的城市化率为78%，而如今大东京圈的人口已经占到日本总人口的28.7%，GDP占日本的30%。
房价结构性调整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