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建立统一的常设性的危机应急管理专门机构。中国长期以来采用分部门、分灾种的单一灾情救援体制和危机管理模式，并没有一个独立、常设的危机管理协调机构，对复合危机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显得效率较低，而且不能把危机的前期控制纳入政府长远的战略规划与日常管理中，对可能产生的各种危机缺乏宏观性的总体考虑。相比之下，西方国家依据各自的国情，相继建立了适应本国危机管理的专责管理系统（见表2）。因此，建议在国家层面上建立一个常设的、专责的危机应急管理机构，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对各类危机开展分析总结工作，在国家安全的高度上制定长期的反危机战略和应急计划，并协调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各级政府之间的工作，加强其协同运转能力；在地方层面上建立起与统一应急管理机构相对应的对口管理部门。这样一来，以后再遇到突发情况，就由专门的政府机构来应对，而不是临时搭建一个班子，通过统一有效的管理，形成合力，提高应急处置效率。
4、建立危机应急管理的社会共治模式。国家公共危机管理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和反应能力，但就危机来说，它考验的是整个国家、社会的整体应对能力；面对危机，单靠政府的力量去控制和化解显然势单力薄。因此，政府应与社会各阶层展开全方位合作，建立危机管理社会共治模式。通过加强危机教育，培养大众和企业单位的危机意识、风险防范意识、自救互救知识，提高社会动员能力，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使公众与政府同心同德，休戚与共。
 5、完善公共危机应急管理信息系统。在应对突发性事件时，公众对信息的需求迅速上升。透明度越低，危机发生的概率越高，公共危机应急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必须依托统一的信息系统，因此政府应把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到危机应急管理中，建立有效的信息收集、管理和发布系统，形成即时的危机反应网络，迅速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加强有害信息的监控和管理，掌握有益信息的发布时机，在危机前防患于未然、预防危机，在危机中区分轻重缓急、及时处理危机。为了控制危机事态，稳定社会秩序，避免社会恐慌，政府必须完善信息沟通机制，塑造开放的信息通道，及时、公正、充分的披露信息。通过公众与政府的有效沟通和信息交流，防止信息的误传和谣言的传播，使公众保持情绪稳定和理解，并提升政府公信力，树立负责任、透明的政府形象。
8、试分析影响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
答：答：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共有三大类，即政策决定、资源和执行环境。
一、政策决定因素。是指经由完整的法定程序，由法定的公共权力主体用自然语言表述出来并昭示公众的、关于某一特定政策问题的具有社会公共权威性的规定。这种规定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直接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联系实际举例）
二、政策资源因素。是指政策执行中所必须具备的主客观条件，大体可分为：执行经费、执行人员、执行机构、执行保障。（联系实际举例）
三、政策环境因素。是指除政策执行机构自身外的社会和自然因素的总和，是公共政策分析研究的一个重要角度。其中社会因素主要在公众关系和对政策执行的整合程度（公众态度、执行机构的态度、政府的整合态度、公共管理部门的威信等），以及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利益集团、国际势力）。自然因素主要在自然条件的突发性变化。（联系实际举例）
9、联系实际谈一谈为什么要进行行政改革？
答：（一）行政改革是适应时代发展和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必然要求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促进世界向着和平方向发展成为许多国家政府的重要职能。为此，政府必须对传统行政职能和行政管理方式进行调整和变革，以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各国政府管理提出更高要求，为应对全球化挑战，行政改革成为当代各国政府的必然选择。
（二）行政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变化发展的迫切需要
行政改革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要求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如果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就会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行政改革能增强政府管理活动的公开性和民主性，扩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渠道。促进政府与社会公众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从而较好地调节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推动经济基础的发展。
（三）行政改革是适应当代科技发展、实现行政管理科学化和现代化的需要
行政管理科学化和现代化，是当代行政管理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各国政府行政管理活动的基本目标，需要行政职权合理划分、政府职能的科学配置、组织机构的精干高效、制度的建立健全、行政管理方式方法的不断改进和完善，而这一切需要通过行政改革才得以实现。不进行行政改革，旧的行政弊端无法克服和消除，新的行政体制不能形成和运作。因此，行政改革是促进和实现行政管理科学化及现代化的基本途径与重要手段。
10、请结合实际评述我国当前财政体制。
答：（一）我国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二）财政体制是指国家通过规定各级政权管理财政收支的权限和各企事业单位在财务管理上的权限，据以处理国家各级政权之间，国家与企事业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的管理制度。它是国家财政管理工作中的一项主要制度。（三）分税制财政体制是在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根据各自的职权范围划分税源，并以此为基础确定各自税收权限、税务机构和协调财政收支关系的一种制度。我国实施以分税制为核心内容的预算管理体制。分税制财政体制的主要内容包括：
1．划分中央、地方的支出范围。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支出以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地方财政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　　
2．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为中央税，主要有关税、消费税、进口产品消费税和增值税、中央企业所得税等；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主要有增值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税等；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主要有营业税、地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
3．确定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数额。税收返还额在1993年基数上逐年递增，递增率按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平均增长率的1：0.3系数确定。
4．原体制中央补助、地方上解以及有关结算事项的处理。为顺利推行分税制改革，实行分税制后，原体制分配格局暂时不变，过渡一段时间再逐步规范化。自2003年起，所得税不再按归属划分，而改由中央和地方按一定比例分成。
（四）财政体制的原则
第一，统一领导，分级财政。这是我们确立财政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也是由我国经济制度决定的。
第二，财政管理体制必须与国家政权结构和国家经济管理体制相适应。 
第三，财权与事权统一，权与责要结合。
11、联系实际论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思路。
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新的政治理念，它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邓小平同志曾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能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极大地丰富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目标的内涵和要求。这个提法，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是现代国家所特有的一个概念，是在扬弃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基础上形成的。首先，它凸显了政权的管理者向政权的所有者负责并可以被后者问责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其次，它强调政权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等多种力量合作管理的重要性。最后，它把增进公共利益同维护公共秩序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实现这两个目的的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最重要的体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目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普遍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和实现可持续的稳定。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衡量标准至少有4条：一是民主化。人民成为国家政权的所有者，能够通过合法的渠道直接地或通过自己选举的代表参与决策、执行和监督等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并拥有追究责任者的制度化手段。二是法治化。国家政权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国家治理的行为，都应纳入法治化的轨道进行；国家公共权力的运行也应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规则和程序之治要代替人治。三是文明化。国家治理应是“更少的强制，更多的同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更多的对话协商沟通合作，更少的独断专行”“更多的激发权能，更少的排斥和歧视”。四是科学化。各类治理主体拥有更多的自主性，他们履行各自功能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分工程度不断提高，执政党和政府机关协调其他治理主体的能力、进行战略和政策规划的能力不断提高等。
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制度体系，包括了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政党治理等多个领域以及基层、地方、全国乃至区域与全球治理中的国家参与等多个层次的制度体系。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来说，国家治理体系实际上就是我国经济社会管理制度体系，既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制度安排、体制机制。治理能力则是我们运用这些制度和机制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继“四个现代化”后我们党提出的又一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
为什么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举世公认。中国已经进入了从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向后期阶段迈进的新的历史时期，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浪潮有力地冲击着现有的国家治理体系并挑战着当下的治理能力，社会大转型推动着国家治理的转型和现代化。
首先，现有的政府强势主导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消极管控的维稳模式遭遇困境难以持续，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的稳定迫切要求国家治理转型。其次，相当数量的资源分配权和行政审批权仍然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地方、基层、企业、民间组织的自主权和自由活动空间不足，自主创新的环境不容乐观，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不足。最后，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导致人的现代化，从而不断推动国家治理制度的现代化。随着义务教育和互联网的普及，中国加速融入全球化进程，青年人群参与政治的愿望和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在接纳政治参与方面的制度容量上以及人们对更高水平的社会公共服务的期望中，现有的国家治理体制还难以完全满足这些需求。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和政府主导的现代化模式使得党和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处于关键位置，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没有国家治理的转型和现代化，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现代化就难以进一步深入推进；不推进国家治理改革，市场化改革也难以走向深入。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明我们现存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相对落后，跟不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的积极回应，若无这种回应，则可能出现全面的、系统的国家治理危机甚至导致国家治理失败，现代化进程将因此而中断。
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既改革不适应实践要求的体制机制，又不断构建新的制度和体制机制，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制度和体制机制更加科学、更加完善，推动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