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默顿还提出了反功能的概念。他告诫功能主义者不应假定所有制度化模式都具有促进系统调整的后果，被分析的项目很可能具有减少系统调整的后果，即反功能。反功能概念明确重申了过去所忽略的方面，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探求社会变革的原因。默顿认为，对反功能的研究应当放入历史的框架中进行，任何项目都可能有连续性的多重后果，应当引进时间的维度进行观察，反功能可能在短时期内显露，也可能是某种长期的后果。
显功能—潜功能及正功能—反功能的交互分类构成了功能分析的四个最重要的基本取向（显—正、潜—正、显—反、潜—反）。对任何项目都可以按照这四个取向进行分析。体别是潜—反这个组合应该引取高度重视。这一分析取向可以引导功能分析考察社会问题和社会变迁现象。一项社会制度除了显现的正功能之外，常会附带产生一些没有预料的副作用，这种潜在后果可能导致系统的紧张和紊乱，他们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被确定为社会问题，就有可能威胁到原有的结构，为了消除这种威胁，不得不建立新的补偿机构，从而刺激社会变革导致社会结构的变迁。
“功能接受者”是有一个概念，在分析某一项目的某一特定后果时，要注意划清它在其中发生影响的系统范围和受它影响的群体界限，因为对不同群体或系统来说，统一后果可能有不同的功能性质，一个群体可能是该后果的功能受益者，而同时另一个群体则可能是反功能受害者。特别在不同群体或组织存在着利益冲突、同事资源又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做出对这种功能接受者的区分特别重要。引进这一概念也即引导功能分析对社会中存在的利益冲突、阶级矛盾进行深入研究。
默顿坚持认为，即使承认了某种功能需求，也不能因此而断言实现这些需求的特定项目是必需的。在这一问题上，他提出了“功能替代”或“功能选择”的概念。他指出，鉴于不能用满足某项功能需求来定义特定项目（这会犯定义项与被定一项外延不符的逻辑错误，如用促进整合来定义宗教），坚持特定结构是实现系统功能的要求的维一项目是毫无根据的。在多数情况下，总是存在着可供选择的功能替代物，跨文化研究可以清楚证实这一点。
默顿还提出了，“结构制约性”概念用以解释为何一个特定的社会恰恰实现了某一项目而非其他项目去实现特定的概念需求这个问题，他认为社会结构的既成状态，即各个结构要素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一种结构制约力量，它规定着一个社会的结构变异程度即功能替代的可能范围，同时决定着各个替代项目的选择，但默顿强调，人们不能仅仅根据“结构制约性”进行先验的推导，这一概念只是提供了指导经验研究的总原则，对具体社会的功能选择现象的解释必须依赖于细致的经验研究。
总之，默顿的功能分析范式包括以下步骤：
（1）    能分析的重点是制度化行动模式（即结构）的客观后果。
（2）    要充分认识这种客观后果的多重型，特别注意那些处于参与者意识之外的潜在后果；
（3）    结合时间要素，根据特定后果与相应系统之间的关系这一后果进行功能评价，即确定功能性质并通过反功能考察社会问题和变迁现象；
（4）    必须清楚界定某一后果，所涉及的系统范围和群体范围，认识到对不同群体来说特定后果的功能性质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5）认清在不同类型社会中功能替代的可能性，并通过对“结构制约因素”的考察解释这种替代过程。

●达伦道夫的辩证冲突理论
一、辩证冲突理论的提出
达伦道夫在提出辩证冲突理论时，首先把矛头对准了结构功能主义的者会正和理论，认为是一个乌托邦（这里所说的“乌托邦”与“乌托邦”的意愿—对现有社会的控诉与批评—相去甚远）式的幻想。
乌托邦的社会学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不能正视历史过程中毫不停顿的潮流，认为社会变迁不存在于所有的乌托邦中。乌托邦社会含有一些结构上的先决条件。第一，乌托邦并不是从熟悉的社会现象中产生出来后，再接连实际的发展模式，它只有一个模糊的过去，但没有未来，它是突然就存在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完全静止不动。第二，乌托邦社会对于普遍流传的价值和制度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共识，因此，所有的乌托邦社会都出奇的稳定。第三，普遍共识意味着在社会中并不存在着因结构所导致的冲突的情形，许多乌托邦的作者用相当大的篇幅来阐明在这种社会里，加之上的冲突或制度上的冲突不但不可能存在。而且是不需要的。乌托邦对于任何价值或制度，可以是绝对地赞同，也可以是绝对的不赞同，在赞同与不赞同之间毫无争议，它也没有阶级和阶级压迫。因此，社会的和谐是导致它稳定的一个因素，也是这种社会结构的又一先决条件。乌托邦社会中的破坏分子是外来者，不是它会结构的产物。第四，乌托邦的社会，在时空上虽可能是类似静止的社会，但它仍有某些社会活动的存在，只是所有乌托邦社会的活动过程沿守一再重复的方式，并且它在社会的安排下活动，它们会更强化和支持社会既有的形态。在此情况下，乌托邦社会才允许这些活动的进行。这样，社会活动中的某些部分虽然沿着既定可预测的方式移动，但就总而言，它仍然停留在一个完全静止的状态。第五，乌托邦社会结构的最后一个先决条件，使它大半与其他社会隔绝，即它在空间上是独立的。因此，乌托邦是统一和同质的。因此乌托邦社会的每一种结构在实际社会中是找不到相同之处的。像这样一个静止社会的假设如果被认为或采纳为最普遍或甚至是唯一可能的假设的话则已经危害到社会学的研究。因此，必须找出一个更有用途和更实际的研究方法，来取代这个研究方法，以便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
社会学家所构思的“社会体系”的概念，只是表示一个巨大而又无法证实的无所不含的超自然现象，他的概念无法归类，他的假设无法验证，它的模式更是无法遵从。因此，至少可以说“社会体系”的概念既不属于也无法说明社会学家所研究的社会的实际情况。
达伦道夫认为，主张结构功能主义的学者坚信他所谓的均衡不是静态，而是以懂得，这种移动的均衡表现在，体系通过其有机体般的结构，经由某些模式化过程的周期性出现来维持其内在的稳定，也就是说，这种移动的均衡实际上是一种循环，社会从总体上看，仍处于静止状态。体系的另一个含义，就是它的封闭性。结构功能主义者认为社会体系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系统，内在的调和而隔离外在的世界。就逻辑而言，体系一词没什么错误，只有当它被用来分析整个社会，同时用来作为分析的最后的参考架构时，体系的分析才会产生很多不是所期望的后果。
因此，某些社会学理论家所构思的“社会体系”的概念，显然与乌托邦有相同之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研究的社会是乌托邦。
二、辩证冲突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两种社会模式
达伦多夫认为，存在着考察社会的两种不同模式，一种是社会均衡模式，一种是压制模式。
均衡模式的要素是稳定、整合、功能协调和价值共享。它的核心概念是社会系统。结构功能主义是均衡模式的典型代表。
压制模式的基本要素是四个基本假定：
1、社会变迁是普遍存在的最基本的现象；
2凡是社会生活的地方就在上冲突，冲突现象可以加以疏导和控制，可以暂时被压制，从无法彻底消除。
3、社会中的每一要素都可能促进社会变迁，破坏社会整合；
4、每个社会都以其内部一部分成员压制另一部分成员为基础。
达伦多夫正是在社会压制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冲突理论的。
（二）理论目标
达伦多夫为自己确定的理论目标是，证明冲突的原因既不是心理变项（人的侵犯性冲动），又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冲突产生于社会地位结构；换句话讲，把冲突同特定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用社会结构来解释冲突现象。他认为，他的理论研究层次仅仅在考察产生于社会组合的权威结构中的团体冲突，把冲突理解为团体间的斗争，也就是说，它的目标仅限于对冲突团体及团体冲突进行结构分析。
（三）基本概念与命题
1、权威与权威结构。权威是指“具有一定内容的命令被既定个人执行的可能性”，而权威结构则是指统治地位与服从地位的结合。
2、强制性协调组合。达伦多夫认为，从社会压制模式出发，社会成员是靠着一种压制性力量强行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他用强制性协调组合来指称一切具有权威结构的社会成员的结合形式，构成强制性协调组合的是两类人，一类是统治者，一类是服从者。他强调指出，对团体冲突进行分析的基本单位只能是强制性协调组合，因为权威只有在这一基本单位中才呈现出清晰的分析层次。
3、利益、潜在利益与外显利益。利益是与一定的社会地位相联系的，对地位占有者行动取向的期待形式，或者叫角色期待。在强制性协调组合中因为权威地位的不同因而存在着两类最基本的利益。根据利益是否成为地位占有者的有意识的目标而将其区分为潜在利益与外显利益。如果社会地位所具有的期待形式没有被地位占有者所意识到，这种被期待的行为取向就只是潜在利益，反之，则是外显利益。
4、准团体与利益团体。所谓准团体是指在强制性协调组合中占有相同地位因而具有相同的潜在利益的人群的集合，他们具有共同的特质，由此区别于人群的随意集合。如果准团体具备了社会学关于团体定义的各个条件，就上升为利益团体（有成员的经常性接触、有可识别的结构与及共同的特殊行为模式）。
他有关冲突的基本理论命题有：
1、关于冲突团体形成的命题－对冲突团体形成的理论说明。
2、关于团体冲突形式的命题，在这里，他区分了衡量冲突形式及其变化的两个标准：冲突的紧张程度（测定团体在冲突中消耗的能量和在各方面的卷入程度的标准）与激烈程度（衡量冲突的表现形式，测定团体在表达其愤怒时所采取的各种手段）。
3、关于社会结构变迁的命题：利益团体之间的冲突，通过改变统治地位的占有者而导致社会结构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