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试论述苏轼儒、道、释合一的思想。
答：苏轼生活在十一至十二世纪之时，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化思想成熟定型的时期，由魏晋以来所展开的儒道释之间的冲突与斗争，逐渐演变为互渗融合与共存，到唐宋时代，三者形成了共尊的局面。作为深受传统文化陶冶的封建文人，苏轼思想有着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最典型的结构形态。
儒学精神是苏轼复杂多层思想的主色调。苏轼出生于书香之家，其父是名冠一时的文学家，深厚的家学渊源培养了他广泛的兴趣和多样的才能，也铸成了他独特的思想性格。传统儒家的功名思想深深地溶进了他灵魂的深处，使他从小就立下凌云之志，抱有高远之怀，将人生的视点投注于广阔纷纭的社会生活，面对北宋积弱积贫、岌岌可危的险恶局势，他希望加强和巩固封建王朝的阶级统治，曾向朝廷献计献策。苏轼一生仕途偃蹇，命运多舛，屡受群小的猜疑忌恨和排挤，长期外放，流落他乡，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失去对生活的火热情感，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每到贬谪新地，苏轼都能以乐观的情怀忘却心灵的伤痛，以贤者的姿势跟当地的民众打成一片，苏轼以自己刚正不阿的品格、功惠当代的斐然政绩在人们的心中树立起了高大峻洁的形象。
宋代封建阶级的专制统治日趋腐朽和没落，传统儒学精神渐渐失去了合理的内核。传统儒学精神失落了，而佛老思想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离尘去世的佛老思想是苏轼理想受阻后对传统儒学精神的反弹，是源于他现实人生罹难后的重新选择。因而，他常常发出“人生如梦”的长叹，有“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悲凉之感，所以他认为对柔弱渺小的个体生命来说，应“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从身心的拘役中求得解放，将有限的生命时光寓于无限的自由和想象之中。饱经世事忧患、风尘播弄而面容苍老、身心疲惫的苏轼，在佛老光辉的照耀下咀嚼着人生的苦涩与酸痛。
儒家的执著专注，佛家的空幻虚无，道家的率性自然，非常奇妙地统一在苏轼一生的生命实践中，但传统儒学主导着苏轼人生的基本方向，规定着他人生的基本追求，佛老思想是其感情焦燥的润滑，是对传统儒学精神倾斜的平衡。在苏轼深层的思想意识的逻辑结构中，儒、道、佛互为一体，相互映照感发，形成了多元自足的实践体系。苏轼对文学的贡献也正得力于他的这种独特思想构造所产生的内驱力的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和推动。
12．为什么说苏轼是北宋诗坛上的第一大家?
答：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而就创作成就而论，苏轼无疑是当时的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涛都是出类拔萃的。
首先，在诗歌内容上表现为对社会的干预和对人生的思考。苏轼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合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他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而是对封建社会中出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如晚年所作的《荔支叹》。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等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
其次是对艺术技巧的娴熟运用和超越。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苏涛中的比喻生动新奇，层出不穷，如《百步洪》中连用七喻描摹奔水：“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真正做到了妙喻连生。苏诗的用典稳妥精当，且浑然天成，达到了如水中着盐的妙境。例如他作诗安慰落第的李廌“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就堪称用典精妙的范例。苏诗中的对仗则既精工又活泼流动，构思打破常规，如《过永乐文长老已卒》中的“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对法生新，不落俗套。
再次是有必达之隐而无难显之情的表现能力。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评苏诗说：“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乍、杜后为一大家也。”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人诗的题材。临流照影，汲水煎茶，都是极其平常之事，但苏轼写成“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显示出驾驭题材的非凡能力。
最后，体现出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苏轼对诗歌风格主张兼收并蓄。苏轼尤其重视两种互相对立的风格的融合，所以在评论他人诗文时提出了“清远雄丽”、“清雄绝俗”的术语。苏轼在创作中十分注意使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渗透，互相调节，毫无疑问苏诗的主导风格是雄放，有些作品甚至有粗豪而缺少馀蕴的缺点，然而苏诗中许多佳作已经做到了刚柔相济，从而呈现出“清雄”的风格。
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
13．结合作品论述苏轼的诗歌美学思想。
答：苏轼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出色的文学批评家，在对诗歌的社会功能和审美特性的认识上，苏轼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和思想渊源。
首先，强调诗须要有为而作。苏轼具有仁政爱民的思想和积极人世的精神，他重视文学积极的社会作用，强调有为而作，针砭时弊。他在《题柳子厚诗》中写道“诗须要有为而作”，所谓“有为而作”，目的在于揭发当世政治的过失和社会中的种种不平。苏轼的意图十分明确，写诗就要充分发挥诗歌的社会功能，有所劝诫，有补于世。他的《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吴中田妇叹》等诗作，正是在这种文学思想指导下创作的现实主义名篇。
其次，主张诗贵传神。对苏轼诗贵传神的见解。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一)诗要传客观物象之神。苏轼的诗歌创作，在体物传神方面表现出杰出的才能，如写西湖夏雨“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二)诗要有超以象外的远韵。远韵是神似的自然发展，言有尽而意无穷，在超以象外的无限时空中，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与回味的余地，这就是远韵。(三)诗歌创作要有空静的心态。苏轼反复强调的艺术创作过程中的空静心态，来源于他对佛老之学的认识，在佛、道二教中，“空静”、“虚空”的要义都是达到“无我”之境而得万物之本，对艺术家来说，摒除杂念，保持空静的心态，正可以获得最人的思维空间以创造深情远韵的艺术境界。
再次，崇尚天工与清新。“天工”，意谓出于自然，无须雕琢，凡出自天工者，必有创作者的个性，给人以清新之感。苏轼提出的天工清新的审美标准，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感情率真。苏轼在很多诗文中，都以感情是否真实作为评诗的标准。如《读孟郊诗二首》中写道：“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苏轼特别推重陶潜，就因为陶诗情真：“有士常痛饮，饥寒见真情。”其二，意境清新。苏轼在诗歌创作中，能凭借生花妙笔，描绘出清新脱俗的意境。如《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桔绿时。”苏轼追求自然之美，实际上是以他最理想的、至高无上的“道”或“自然”作为他美学追求的最高准则。
14．试述苏轼散文的艺术成就。
答：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口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苏轼各体散文众多，大致可分为议论文、记叙文和小品文等，这些散文的出现标志着宋代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和完全胜利。
一、他的议论文多雄辩滔滔，气势纵横，议论与文采交融，感情与理智并注，语言明快畅达，长于形象的说理，颇具文学价值。他早年写的史论、政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富有启发性。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沦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二、他的记叙文包括碑传文、记体文及文赋等，而以其中的山水游记和亭台楼阁记为代表。苏轼善于凭借议论为文章辟出新的境界，善于表现对自然景物的赏会与人生哲理领悟之间的融合。山水游记如《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表现出借景立论的特点；亭台记如《喜雨亭记》，先叙为亭作序之由，次则记雨，再渲染人之喜乐，文章如水波层层荡开去，文理自然。他的记叙文多数是文学性散文，在艺术手法上将叙述、描写、抒情错杂并用，随意挥洒。
三、苏轼的小品文以篇幅短小、写作随意的书札、题跋、杂记和随笔为主要文体样式，最能反映作者的真性情、真思想。杂记和随笔大多记述作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见闻和感受，代表作有《记承天寺夜游》等，这类小品文，不拘格套，独抒性灵，写作特点是信手拈来，漫笔写成。
苏轼散文总的艺术特色是“辞达”、“通脱”，有圆活流转、错综变化和自然真率之美，善于用比喻，多形象思维，有诗化倾向，以情感和才气为文，富于想象。
15．论述苏轼词在宋词发展变革中的重要地位和贡献。
答：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首先，苏轼树立了诗词一体的词学观。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他在《与鲜于子骏》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
其次，苏轼词对词境的开拓，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苏轼以前的词为应歌之曲子词，多写男女相思，写花间酒下的伤别。苏轼词抒发磊落纵横豪放之襟怀，变花间词婉转之态为激越、豪放，充分表现作者的人格个性。苏轼把词的题材取向从应歌回归到表现自我，并从现实生活中撷取创作题材，故苏词多为感事之作，有的还采用词题小序的形式确定表现的内容，交代创作动机，代表作有《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苏轼用纪实手法写自己的人生感受，使词的抒情贴近现实生活，词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题也由分离走向统一对应，使词的创作走向正视现实、面向社会和真实人生的大道，极大地拓宽了词的取材范围。苏轼用词展示自己的政治抱负、人生感慨、生活情趣，把词家“缘情”与诗人“言志”结合起来，词品与人品得到了高度的统一和融合。
再次，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手法是他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苏轼在词中与诗一样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词本文构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江城子•密州出猎》具有较浓厚的叙事性和纪事性，但写射猎打虎的过程非三言两语所能穷形尽相，而作者用孙权射虎的典故来作替代性的概括描写，就一笔写出了太守一马当先、亲身射虎的英姿。苏轼以诗为词的积极意义，在于改变了词的旧传统，增加了词的内容，丰富了词的体式，促使词发展成为独立的抒情诗样式。
最后，苏轼词的风格具有多样性。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的新风格。宋胡寅在《酒边集序》中称道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即揭示出苏轼这类词作所创造的一种新的美学风范。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
16．简述苏轼散文赋作的散体特征。
答：赋是中国文学史上产生较早而绵延久远的文学形式，它肇始于屈原、宋玉，兴盛于汉魏，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嬗变过程中，经历了由辞赋向散文赋发展的阶段。在向散文赋的演进过程中，苏轼在吸收前人创作经验的同时，用写散文的手法写赋，完成了由辞赋向散文赋的转变，使赋体文学呈现出新格局和新面目。苏轼赋的散体特征是：
首先，散句增多。《赤壁赋》共93句，散句约50句；《后赤壁赋》共68句，散句多达56句。这些赋里，句式参差，少则一字二字，多则十一二字，这在辞赋中绝难找到，即使在唐人散体赋中也属罕见。散句的大量切人，不仅打破了整齐的句式，松活了板重的句式结构．而且动摇了辞赋的语言根基。散句的增多，由量变到质变，形成了赋体以散句为主的语言新格局，使赋更便于状物抒情、叙事言理，充分显示出了散体的优势。
其次．句式多变。苏轼的散文赋在句法上摆脱了辞赋的格套，因而在句型建构方面获得了适应表达内容的充分自由，不仅词序变换自由，且可用若干单句排列组合，大大增强了句子的弹性，比起五言加助词的辞赋和以四六言为主的骈赋灵活自如得多。唯其以散句为主，故便于自如地驾驭各种句式，对陈述、感叹、疑问和反问、排比、对偶等多种句式及句间的承转变换灵活地掌握。如《秋阳赋》句式参差，二二五六七八九言兼用，陈述、感叹、问句、排比、对偶转换灵活。苏轼的散文赋，运用多变的句式、错综的句型，自如转换，变拘谨为活泼，且“随物赋形”，不拘一格，恰到好处地阐发了义理。
再次，笔法自如。无论叙事言理、咏物抒怀、吊古记游的苏赋，都不主故常，不落窠臼。为适应表情达意的需要，苏赋笔法多样而能和谐统一。《赤壁赋》熔叙事、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后赤壁赋》于叙事、写景中抒情言理，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苏赋笔法多变，转换自如，纯是散文写法。正因为灵活自如地运用了散文笔法，变单调为丰赡，才显示出散文赋的崭新面目，结构手法和轻灵跳脱的笔致，突破了辞赋的程式，应视之为散文手法在赋体文学领域中创造性的运用。
以散句为主、多变的句式句法、灵活多样的笔法和结构手段，加上题材的广泛。不拘一格的形式，而又都围绕着一条明显的线索，紧扣题义而“随物赋形”真正做到了形散神聚，是构成苏轼散文赋的文体特征。
17．简述秦观婉约词的艺术特色。
答：在北宋词坛上，秦观被认为是最能体现当行本色的“词手”。晁补之在《评本朝乐章》中即认为“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秦观词的内容并没有摆脱别恨离愁的藩篱，其妙处在于情韵兼胜，即情感真挚，语言优雅，意境深婉，音律谐美，符合词体的本色和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他的婉约词的主要艺术特色有：
一、灵心善感而寄情深微。作为苏轼最得意的门生，秦观作词不可能不潜在地受到苏轼的影响，苏轼开创了以词抒写自我性灵的新格局，而秦观一生积聚了满腹伤心失意的泪水，也必然要利用他所擅长的词体来倾泄。不过他不像苏轼那样直接倾吐内心的苦水，而是另辟一途，把深沉的辛酸苦闷融注在类型化的离情别恨之中，即周济所说的“将身世之感打并人艳情，又是一法”，如《浣溪沙》以寻常之语，状寻常之事，寄情幽远。
二、秦观以小令作法的长处弥补慢词创作中存在的不足，从而达到情韵兼胜的审美效果。如名作《满庭芳•山抹微云》，将别时的伤感、往日的柔情、别后的思念层层铺叙，但情思并非一泻无馀，而是情一点出，即用景物烘托渲染，刚提“旧事”，即接以“烟霭纷纷”，欲吐还吞，词末不待情思说尽而结以景语，更含蓄而有余味。词的语言清新淡雅．“抹”字、“粘”字，由锤炼而得却不失本色。其他如《浣溪沙》的“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则情景融合，语言淡雅，境界蕴藉空灵。
秦观在词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其词卓然一家，和婉醇正，典型地体现出婉约词的艺术特征。就婉约词的发展而言，秦观对另外两位婉约词的代表作家周邦彦和李清照都有直接影响。
18．周邦彦词的“集大成”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作为继苏轼之后的词坛领袖，周邦彦追求词作的艺术规范性，主要体现在章法、句法、炼字和音律等方面。
一、周邦彦的词长于铺叙，但他变直叙为曲叙，往往将顺叙、倒叙和插叙错综结合，时空结构上体现为跳跃性的回环往复式结构。周词的铺叙，还善于增加并变换角度、层次，他能够把一丝感触、情绪向四面八方展开，又层层深入地烘托刎画，使情思毫发毕现，代表作有《六丑•蔷薇谢后作》。
二、周邦彦能自铸伟辞，但更善于融化前人诗句人词，浑然天成，如从己出。周词往往是一首词中数句化用，不仅从字面上化用前人诗句变成新的语言，更从意境上点化前人诗句而创造出新的意境，从而把它发展为一种完备的语言技巧，名作《瑞龙吟》(章台路)融化了杜甫、李贺、杜牧、李商隐等十余人的诗句，几乎字字有来历，句句有出处，但不露痕迹。周词融化前人诗句人词，贴切自然，既显博学，又见工巧，因而深受后人推崇。
三、调美、律严、字工，是周词在音律方面的特点。周邦彦与柳永一样，也长于自度曲。他新创、自度的曲调共五十多调，他所创之调，如《瑞龙吟》、《兰陵王》和《六丑》等，声腔圆美，用字高雅。周词音律和谐，注重词调的声情与宫调的音色情调协调一致，宫调不同，声情各异，如商调凄怆怨慕，黄钟宫则富贵缠绵，故周邦彦写离别感伤的《少年游》(并刀如水)选用商调，而写荆州明媚春光的《少年游》(南都石黛扫晴山)，则用黄钟宫。为使音律和谐，周词审音用字也非常严格精密，他用字不仅分平仄，而且严分仄字中的上去入三声，使语言字音的高低与曲调旋律的变化密切配合，后来吴文英等作词分四声，即是以周词为典范。
周邦彦的词还特别擅长用拗句，在拗怒中追求音律和谐统一，一方面是字声的错综使用能更恰当地表达喜怒哀乐的不同情感，另一方面也是为加强声情顿挫的美感，而且适应歌唱者的自然声腔和乐曲旋律的需要。音律上做到拗怒与和谐的矛盾统一，是清真词的独创，故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中说，读清真词，“文字之外，预蒹味其音律”，称赞他道“两宋之间，一人而已”。
19．试结合作品分析柳永词和周邦彦词在艺术上的不同。
答：生活在北宋强盛时期的柳永和生活在北宋日渐衰落阶段的周邦彦都被后世人誉为婉约派大家，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在题材的范围上柳词广阔于周词，但在艺术特征方面，二人各有千秋。
在词的结构上，柳词层次分明，构思完整，而周词则前呼后应，首尾一气。如柳词《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上片，起句一个“对”字引出雨后天之清澈，又一个“渐”字描绘出风紧日斜之冷落之境，读者可从几个接词中领悟秋景中的情，从而一幅清秋江天图印于脑海深处。而周词《蝶恋花•早行》，扣着一个“别”而将别前、方别、别后依次展出，显得一气贯注。
在词的语言上，柳词通俗明白，不避俚俗，有些时候便显浅露庸俗，而周词则典雅工丽。柳词《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全篇语言浅显明白，末句更是不避俚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二句就是柳永力求口语化的明证，读之更觉亲切。周词《风流子•新绿小池塘》，极写怀人的深情，却无一丝的粗鄙。
在词的音律上，柳词虽富有音乐性，然格律不太严整，而且可以随意变动，而周词则格律整严。柳永因其生活多和下层人接近，为了便于歌妓唱词，于是尽量方便于唱，而改去拗口之词，从而显得格律性不严。周邦彦比柳永更精通音律，他不仅讲平仄，而且严守四声，这与他大晟乐府的生活是分不开的。
在词的表现方法上，二人都善于铺叙，长于勾勒。然柳词接近于平铺直叙，周词则曲折婉转，开阖跌宕；柳词善于在动作方面白描，周词则在静态中寻求变化。柳词《雨霖铃•寒蝉凄切》中寒蝉“凄切”、骤雨初“歇”、帐“饮”无绪、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无语“凝噎”等等，通过各种离别时的动作行为来表现离别之情，平实而直切；周词《六丑•蔷薇谢后作》则通过“落花”这一静态景物，设身处地地用变化之词，从各个侧面千回万转、千锤百炼地描绘此景，实际上是借咏叹蔷薇花谢，表达对失意于仕途的自我感伤之情。
在词的体格上，柳词显得狂放不拘，而周词则更觉浑成。柳永因科场失意而唱出了“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的一类话，对寻花问柳、听歌买笑、依红偎翠，柳永偏偏词中吐露，甚至自称是“奉旨填词柳三变”。周邦彦的词沉郁且情景交融，《兰陵王•柳》就是一首，其中情和景、人和物，浑然一体而不可变．并且周词善于运用成语、典故且了无痕迹。
20．简答李清照在《论词》中提出的词学理论。
答：李清照是两宋之际著名的女词人，不仅在词的创作实践中自成一家，而且在词的创作理论上也有独特的见解，写作了专门性的词论著作《论词》，对后代训学理论和词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
李清照在《论词》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是词“别是一家”说，力主严格区分词与诗的界线。李清照从本体论的角度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理论。所谓“别是一家”，意指词是与诗不同的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词对音乐性和节奏感有更独特的要求，它不仅像诗那样要分平仄，而且还要“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义分清浊轻重”，以便协律可歌。否则，词就成了“句读不葺之诗”，而失却了词作自身的文体特性。词作只有保持自身独立的文体特性，才能不被诗所替代，在文学之林中占有独立的地位。
李清照对词还提出了其他的审美要求：(1)勿“破碎”。这是在《论词》中通过对张先、宋祁等人词的批评中表现出来的，即要求词作品要有完整浑然的意象结构，给人以整体的完美审美感受。(2)词要铺叙。她主张词要展开些，要写得曲折、细腻，有渲染。讲层次，起伏跌宕，要前后呼应。(3)讲故实。她说秦观词专讲情志，而少有典故，主张词中要运用前代前人的文化掌故。(4)词的格调要高雅、典重。她追求词的典雅之美，批评柳永词“词语尘下”，贺铸词“苦少典重”。
21．试述“易安体”的艺术特点。
答：女词人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她强调词别是一家，以女性词人特有的细腻纤巧写闺情词而有丈夫气，创立独具一格的“易安体”。“易安体”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在当时广为流行，其主要艺术特色有：
一、李清照善于选取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起居环境、行动、细节来展现自我的内心世界。如《添字丑奴儿》(窗前谁种芭蕉树)中“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的动作描写，传神地表现出初到南方时不习惯夜雨霖霪的烦躁心理。
二、“易安体”融入了家国兴亡的深悲巨痛，同时又不失婉约词的本色，具有凄婉悲怆的格调。李清照的后期词多愁苦之作，情调人于凄壮悲伤一途，发展了传统的婉约词，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悲相融合，是“易安体”的特殊格调，令人凄怆欲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