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朝廷崇尚儒术，鼓励民间办学。
第三，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
第四，印刷术的应用，使书籍变得极为便利，是促成宋代书院兴旺发展的重要基础
（2）《白鹿洞书院揭示》与书院教育宗旨
白鹿洞书院，原为唐后期李勃兄弟隐居读书处。南宋时期朱熹修复，征集图书，筹措经费，并亲任洞主，亲自掌教。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书院的学规和教育宗旨，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教育目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治学顺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
《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朱熹为了培养封建统治人才，而制定的大学教育方针和大学生守则。集儒家经典成语。总的来说，它要人们遵循封建伦理道德。
（3）东林书院与书院讲会
东林书院，由东林学派领袖顾宪成等复创。其特点是，将学术与政治结合，另一特色就是定期举行学术会讲。
讲会制度的历史意义：讲会制度在官学中是没有的，书院通过讲会把书院的讲学活动扩展为地区性的学术活动，许多学派的学者，不远千里到这里来宣扬自己的学说或者与其他学派交流主张，取长补短，这就促进了思想的流动和思想的发展。
（5）诂经精舍
话经精舍和学海堂是清朝后期阮元，先后办于杭州西湖和广州越秀山，其宗旨是追求汉代考据学说。书院重品学轻功名，不习科举应试之学，而以经吏、小学、天文、地理、算学为业；学生则根据自己的天赋和喜好选择学习内容；注重学生参与研究，对整理、研究、保存文化遗产和学术发展做出了贡献。
（6）学海堂与书院学术研究
著名学者阮元创办的杭州诂经精舍和广东学海堂，就是当时训诂考据学研究与教学的重点场所。“专勉实学”是两所书院的教学宗旨，注重扎扎实实做学问，编撰出版了1400卷的巨著《皇清经解》。还出版了《沽经精舍文集》和《学海堂集》，体现了治学的巨大成果。
（7）书院教育的特点
1）教学与研究相结合
2）教学形式多样：自学、教师讲授、师生之间的疑难解答、学友之间的相互切磋、讲会。
3）教学上实行门户开放
4）学习以个人钻研为主
5）师生关系融洽
书院产生的意义：书院的产生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书院扩大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类型，起到了弥补官学不足的作用，书院提倡自由讲学，注重讨论，学述风气浓厚，开辟了新的学风，成为推动教育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另外在办学管理领域也创造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
3、私塾与蒙学教材
（1）私塾的发展与种类
私塾为民间私人所办，是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启蒙和基础教育的教育组织，主要承担识字、写字、阅读、作文和封建道德教育。其前身可追溯到汉代的书馆，唐宋时期十分普遍，中国古代社会中后期国家的基础教育主要由其承担。
种类：（1）宦官和殷实人家聘教师在家中教子弟的家塾；（2）教书先生自办的学馆；（3）私人或社会团体所办的具有公益性质的义塾；（4）由村民联合聘教师教子弟的村学。
（2）蒙学教材的发展、种类和特点
最早见载的为西周时代的《史擒篇》，《苍颇篇》是秦代蒙学识字读本，是秦始皇统一文字的范本。汉代则有影响较大的有《急就篇》。
唐宋是启蒙教材繁荣发展时期，形成丰富的数量与种类：
以识字为主的综合性教材，集识字、知识和道德教育为一体，如“三、白、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作者：南北朝期间梁朝的周嗣兴）；
训诫类，如朱熹的《小学》、《童蒙须知》等；
历史的《蒙求》、《十七史蒙求》；
诗歌类：朱熹的《训蒙诗》、和《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等。
特点：符合中国语言文字的规律和儿童少年学习本国语言文字的规律。
4、朱熹的教育思想
（1）朱熹与《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字元晦，生于福建，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一生主要从事学术活动和教育事业。他还编撰了很多书籍，其中影响最广、最深的是《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或《四书》），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
（2）“明天理，灭人欲”与教育作用
“明天理，灭人欲”与教育作用
宇宙万物是由“理”和“气”两种因素构成的。“理”是精神性的范畴，是创造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物质性的范畴，是构成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
人和万物一样，是理与气结合而成的，人性的主流，禀受于“理”的部分，就是“天命之性”。天命之性是纯然至善的，是超越个体而普遍存在的。理和气结合在一起，就体现为“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清明至善即为天理，昏浊不善则为人欲。圣人之性清明至善，不教而自善。贤人之性次于圣人，通过教育也可达到“无异于圣人”的地步。中人之性则善恶混杂，界于君子和小人之间，“教化之行，挽中人而进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堕于小人之涂。
此外，朱熹还认为人心也与人性有关，就一般人的内心而言，都有“人心”和“道心”两种成分。“道心”体现天理，“人心”体现人欲，道心是被包在人心里面的。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存天理，灭人欲”，使“人心”服从“道心”。这个过程也就是“明人伦”的过程。
（3）论“大学”和“小学”教育
朱熹，对小学和大学的教育阶段划分及教育内容作了系统论述。人生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小学和大学是不可割裂的两个学习阶段，即都是为了体认天理的，只是内容程度有所不同：小学是为大学打基础，大学是小学的深化。
朱熹强调要从儿童幼小时，就要进行良好的道德行为的训练。小学“学事”，最好是从具体的行为训练着手，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教育与生长发育融为一体。他编写《小学》一书。又撰有《童蒙须知》，对儿童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守的礼仪、行为一一作了具体规范。
大学要“明理”，就是要按照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步骤，达到“明明德”、“止于至善”的目的。大学的教材主要是《四书》和《五经》。
（4）“朱子读书法”。
1）循序渐进。
意思：首先，学习的过程应该根据难易知识程度确定次序，其次，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再次，在读具体的书上要按照篇章的顺序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前进。
2）熟读精思。
3）虚心涵泳。
意思：读书必须以虚心的态度去体会圣贤的用心和寓意，来不得半点主观臆断或任意发挥。
4）切己体察。
意思：读书不仅是要获取知识寻求意理，更重要的是要落实到自身体养的提高上。
思想体现：儒家提倡“求朱已”的思想体现。
5）着紧用力。
6）居敬持志。
评价：朱子读书法是古代最有影响的读书方法论；六条均反映了读书学习的基本规律和要求，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局限性在于不重视书本与实验的结合。
5、王守仁的教育思想
（1）“致良知”与教育作用
王阳明的教育思想是以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为基础的。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是靠心的认识而存在。万事万物都不在心外，而在心中。所以他不承认有客观存在的“理”，认为“心即理”，万事万物及其运行规律，以至道德规范，都是由心派生出来的。
心的本体就是“良知”。良知就是天理。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天理纯全，良知常在。而一般人的良知常被物欲、邪念所蒙蔽。除掉物欲、邪念，为善去恶，从而恢复本心，这就是“致良知”，也就是教育的作用。王阳明不同意朱熹“格物穷理”的主张，认为认识“理”，从本质上说，不是外求的过程，而是体验“吾心之良知”。
（2）“随人分限所及”的教育原则
知识和道德增长的教育过程，本质上是帮助“心”展开、发育的过程。教育须如养育婴儿一样，随其发育成熟“渐渐盈科而进”；也如种树，树抽芽、发干、生枝、省也均有其本身规律，“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说教育的功劳就是随时扩充，掌握住“勿助勿忘”的分寸。
（3）教学内容
“六经”不过是人“心”的展开过程的记载，其作用无非是帮助人明白和发展“心”中的“理”。所以，王守仁认为，读书不能迷信书中的东西，认为“《六经》皆史”而已。
读经的目的是要通过体认经书的理，来启发自己的良知。
（4）论儿童教育
王守仁认为儿童阶段人私欲尚少，良知容易体认，所以儿童教育更应抓好。
王阳明对当时束缚儿童、摧残儿童的教育进行了尖锐的抨击。认为当时的儿童教育，对儿童一味要求约束而不知正面引导。
有鉴于儿童教育中的严重问题，王阳明提出教育应适应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强调一定要注意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保护儿童的学习积极性。强调儿童的教育要循序渐进，注意教育活动的多样化。
六、理学教育思想的批判与反思
1、理学教育思想的批判
批评传统的政治和专制主义把学校作为宣传其思想的工具；指出科举束缚人性、废弃学校；批判理学教育，内容上只教文字，方法上只教“习静”，道德上书本至上、不教授实用技艺。提出“实德实才”的人格理想和教育目标，讲究治学必须“经世致用”；提出“当务之急，俱宜练习”的社会实用标准，将“役夫之道”列为学校教育的内容；讲究学必著行，把知识转化为行动，反对空谈道德。
2、黄宗羲的“公其非是于学校”
黄宗羲（1610一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学者尊称为南雷先生、梨洲先生。浙江余姚黄竹浦人。他是中国明清之际伟大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教育家，提出了开启近代民主政治改革和教育制度改革之先河的启蒙主义教育思想，并同顾炎武开创了清初经世致用的学风。
《学校》（1663），是黄宗羲最有代表性的教育论著，也是清初最有影响的教育著作之一。《学校》原为《明夷待访录》书中的一部分，因其论述了学校的政治作用，历来被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所推崇，流传甚广，故其影响自清初至今不衰。《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中年的一部力作。成书于清康熙二年（1663）。这部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之大成的民主政论名著，比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发表早一个世纪。《明夷》是《周易》卦名，象征火入地中，昏主在上，明臣在下面不敢显露其明智，智慧之士处于患难困境。“待访”即期待明君来访，共议天下大事，进行社会改革。《明夷待访录》全书分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建都、方镇、田制、兵制、财计、胥吏、奄宦等13个部分，共21篇。它从政治、法律、教育、选官等各个方面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出社会改革理想，阐发民主启蒙思想。《学校》在阐述教育问题时，提出了以学校为议政机关的思想，设想了一整套限制君权的民主政治制度。
在《学校》中，黄宗羲指出，学校不仅仅是养士的教育机关，而且是国家议政的政治场所，“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天下是非的评判，国家政事的处理。不能只有皇帝一人说了算，而要听从学校的公议，学校是高于君主的决定政治是非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治理天下的设施都将出于学校。学校有议政辅政的作用，政府的各级官吏必须受学校的监督，而在校学生即未来的官吏，亦应在学校中得到实际的民主政治的训练。所以，学校除了通过传递学术文化以培养经世致用的实用人才之外，还应当培养天下人民的议政能力，以奠定民主政治制度之基础
3、颜元的教育思想
（1）颜元与漳南书院
颜元，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教育家，实学代表，提倡实学和实用的教育。
（2）“实德实才”的培养目标
颜元十分重视人才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把人才视为是治国安民的根本。
颜元不仅重视人才，而且进一步指出人才主要依靠学校教育培养，“朝廷，政之本也；学校，人才之本也，无人才则无政事矣”，正确地揭示了学校、人才、治国三者之间的关系，突出了学校教育的重要地位。颜元对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主张学校应培养“实才实德之士”，即是品德高尚，有真才实学的经世致用人才。
教育目标的评价：颜元的这种主张虽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这是颜元思想的局限性。然而他重视人材对治国的重要作用，强调人材主要依靠学校教育培养这些都是正确的，同时他提出的“实才实德之士”的目标，显然已冲破了理学教育的桎梏，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的特性，反映了社会要求新型的人材，在当时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3）“六斋”与“实学”的教育内容
在教育内容上，颜元提倡以“六艺”为中心的“三事”、“六府”、“三物”为教育内容。“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六府”指金、木、水、火、土、谷说；“三物”指六德、六行、六艺。“六德”为智、仁、圣、义、忠、和；“六行”为孝、友、睦、姻、任、恤；“六艺”为礼、乐、射、御、书、数。这三事、六府、三物，就是颜元所谓的“实学”。晚年，颜元曾按自己的教育思想规划漳南书院，
书院的六斋及各斋的教育内容为：
文事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
武备斋：课黄帝、太公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
经史斋：课《十三经》、历代史、浩制、章奏、诗文等科；
艺能斋：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
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
帖括斋：课八股举业。
颜元思想总体评价：颜元思想的进步主要是体现在，分斋教学，这种教育学法不同于“理学”，内容也大大超出了“六艺”，把许多自然科学的知识提到了封建教育的内容当中，已经蕴含着近代课程设置的萌芽，这是颜元对中国古代教育理论最大的贡献
（4）“习行”的教学方法
强调“实行”教学法，这是颜元关于教学方法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主张。
他所说的“习行”教学法，就是强调在教学过程中要联系实际，要坚持练习和躬行实践。
颜元重视“习行”教学法，一方面同他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反对理学。
但是，颜元强调“习行”，并非排斥通过读和讲学习书本知识。
颜元所说的“习行”，虽然忽视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但他强调接触实际，重视练习，是教学法理论和实践上的一次重大革新。具有进步意义。
七、近代教育的起步
1、教会学校在中国的举办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取了在华办学进行教育渗透的特权。自传教士在澳门创办“马礼逊学堂”（---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设的第一所学校）后，继之又在五个通商口岸办了一大批教会学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由沿海的通商口岸向内地延伸，具统计，1860-1875年，教会学校总数约800所，学生约20000人，其中，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约有350所，学生约6000人，其余均为天主教会开设。
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宗教、外语、西学、儒家经典。
教会学校的性质：是西方殖民扩张的产物，带有强烈的殖民性，是中国半殖民地的国家地位在教育上的表现。
2、洋务学堂的兴办
（1）洋务学堂的举办、类别和特点
洋务学堂是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培养洋务运动所需要的翻译、外交、工程技术、水路军事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教学内容以所谓“西文”与“西艺”为主。洋务学堂的举办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而开始的，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创办的洋务学堂约有30余所，其主要类型包括：
1）外国语（“方言”）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等；
2）军事（“武备”）学堂，如福建船政学堂、上海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广东实学馆及广东水陆师学堂等；
3）技术实业学堂，如福州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西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等。
（2）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最初是作为外语学校设立的，是近代中国被动开放的产物。迫于外交需要，1862年6月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学。是第一所洋务学堂，是我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校。创立之初，是专修外国语的学校，学生都是从满族亲贵中选取的十三、四岁的少年。初创时只有英文馆，1866年增加天文算学馆，讲习天文、算学，自此，同文馆变为综合性学校，学习年限为八年。在同文馆的课程中，外语居于首位，汉文经学贯穿始终，特别重视对学生封建道德习惯的培养，还向学生灌输殖民主义思想，帝国主义以宗教麻痹学生。在学校管理上，因经费由英国操纵的海关拨款门管理权由外国控制。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停办。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
开创的意义：同文馆既有封建性又有殖民性，是清政府在教育上和外国资本主义结合的产物，是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教育的开端，具有新的办学形式，而且使科学教育正式列入中国教育之中，教育向前迈了一步。
（3）福建船政学堂
福建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或“福州船政学堂”，是福建船政局的组成部分。1866年底，左宗堂在《详议创设船政章程折》里确定学校的名称为“求是堂艺局”，并拟定《艺局章程》八条，对有关假日制度、生活待遇等都作了详细规定。
1867年1月6日，开始正式上课。学堂有前学堂和后学堂之分。前学堂学习制造技术，又称造船学堂；后学堂学习驾驶和轮机技术。1868年2月，前学堂内添设“绘事院”和“艺圃”。
1872年前后，船政学堂达到兴盛期。1913年从船政局中析出，改组为三个独立的学校；前学堂改组为福州制造学校；后学堂改组为福州海军学校，直属民国政府海军部；“艺圃”改组为艺术学校。
福建船政学堂从开办到改组，历时半个世纪，是洋务学堂中持续时间最久的一所。它在我国近代海军事业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海军人才的摇篮。
3、留学教育的起步
（1）幼童留美
幼童留美始于1872年，最早提出建议的是容宏。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等在容宏“教育计划”的基础上，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拟选送幼童，每年30名，4年计划120名赴美留学，15年后每年回华30名。经清政府批准，命候补知府刘翰清总理沪局事宜，并在沿海各地挑选聪颖幼童。1872年8月11日，第一期30名幼童经上海预备学校培训后，在监督容宏、陈兰彬带领下赴美，1873年6月、1874年11月、1875年10月第二、三、四期各30名幼童也按计划出发。然而，由于诸多矛盾，这些幼童并没有按计划完成学业，而是在1881年下半年分三批被撤回。
意义：这些青年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学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知识，成为一批新型知识分子。
（2）派遣留欧
留欧学生的派遣始于船政大臣沈葆祯的建议，并以船政学堂的学生居多。1873年12月，由于外国技术人员和教师按合同期满即将回国，福建船政局就面临如何发展的问题，沈葆祯建议选派优秀学生留欧，获得同意，但由于诸多原因未能实施。
1876年，魏瀚、陈兆翱随法国工程师日意格赴法，并留在法国学习，他们实际上是我国近代官派留欧的前导。
1877年1月，李鸿章等奏请派遣福建船政学堂学生留欧，并将议定的《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附呈朝廷照准执行。依据此章程，1877年3月31日，中国近代第一批正式派遣的留欧学生出发赴欧。
第一届留欧学生经过三年的学习，于1880年左右先后回国。在他们即将回国之前的1879年11月，沈葆祯领衔奏请续派，1881年底，第二届留欧学生由香港出发分赴英、法、德三国。1886年，因船政大臣裴荫森奏请，清政府又派遣了33（其中1名未能成行）名学生赴欧留学，是为第三届留欧学生。这三届学生从1879年陆续回国。
意义：规模虽小，但它却是中国教育走向世界教育中最名副其实的一步，就引进西学而言，没有比这更彻底的途径了。
4、“中体西用”思想与张之洞的《劝学篇》
（1）“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洋务运动的过程实质上是一场对近代西方文明成果的移植过程，因此，这就不可避免的引出一个如何处理“西学”（“新学”）与“中学”（“旧学”）关系的问题。针对此问题洋务派与守旧派展开了论争，为了应付守旧派的攻击，洋务派采取的典型方案就是“中体西用”，认为在突出“中学”的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应该肯定“西学”的辅助作用和器用价值。
实际上，早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就有人用“主辅”、“本末”、“体用”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概念范畴来表达“中学”与“西学”两者应该何为主导，何为从属的观点了。但直到1898年春张之洞撰成《劝学篇》，围绕“旧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旨，进行了集中阐述，“中体西用”才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
并且提倡“中体西用”的也并不都是洋务派任务，但在洋务派运动时期多附从洋务派，为洋务派提供思想理论。“中体西用”是洋务实践活动的基本方针，体现在洋务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
（2）张之洞与《劝学篇》
张之洞，清末维持封建的重臣，是洋务派的代表任务。
他的教育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整顿封建传统教育；二是兴办洋务教育；三是制定和推行新教育制度。1898年，发表《劝学篇》，全面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观点。
《劝学篇》分内篇和外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通篇主旨归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也称旧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其中最注重的是三纲名教。西学也称新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
中西学的关系：“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用偏废。”“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3）“中体西用”的历史作用和局限
1、“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对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创立和发展近代学校教育，改革了传统教育只重儒学的教育内容，增加了自然科学知识，发展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教育，培养了中国第一批不同于封建士大夫的一代新人，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
2、阻抑了维新思想更广泛的传播，不利于近代刚刚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
3、中体西用是在没有克服中、西学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的情况下的直接嫁接，必然会引起两者之间的排异性反应。
八、近代教育体系的建立
1、维新派的教育实践
（1）兴办学堂
维新性质的学堂包括两类：
一类是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为培养维新骨干、传播维新思想而设立的学堂。
另一类是在办学类型与模式、招生对象、教学内容等某个或某些方面对洋务办学观念有所突破，领风气之先的学堂。
（2）兴办学会与发行报刊
《万国公报》（后更名为《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
2、“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
（1）创办京师大学堂
1896年6月，刑部侍郎李端菜在《请推广学校折》中首次向朝廷正式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建议，此后，康有为、王鹏运等也多次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但因一些大臣的反对未能实施。1898年，在光绪皇帝的严令督促下，总理衙门委托由梁启超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并于7月3日上报，光绪皇帝当即批准，并派吏部尚书孙家算为官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