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和他的《创业史》
五十年代末，赵树理的时代过去了，而取而代之的是柳青和李准
李准，五十年代初《不准走那条路》（指的是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为互助合作唱赞歌；1958年中篇小说《李双双小传》轰轰烈烈的生活，妇女解放事业在农村的发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柳青，史诗式的小说《创业史》（第一部最有价值）。梁生宝这个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形象，优点太多，以致于显得并不真实。相反，作家笔下受批判的人物，却写的较为真实。
浩然的《艳阳天》
赵树理，柳青和浩然构成了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一条发展线索
二．革命历史题材
杨沫《青春之歌》
结构上以主人公命运为线索，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林道静，知识分子在改造锻炼中成长为革命战士的主题，杨沫很好的适应了，并将青春之歌写得不那么乏味，重要因素是：杨沫对自己生活的珍惜。
不足：阶级观念和阶级本质性在小说中的反映；修改版中增添的，林道静在农村接受农民阶级教育和改造是对时代规范的遵从；他热情赞美林道静和卢嘉川，批判和否定了老实读书做学问的青年，这是一种革命价值观，可是在当时中共的执政党地位已经确定，这就注定了《青春之歌》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宣扬一种革命的逻辑，却无法在求稳定的政治背景下倡导革命。
《红旗谱》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
作者梁斌想把它写成史诗，却写成了一部革命传奇。革命生活给了梁斌等作家以革命理想，对战争和斗争的历程、对人物，他们都是熟悉的，但是往往也是被拔高了的。
小说写北方农村各阶级的人物，波澜壮阔的画面，从大革命一直写到“九•一八”，指出了自发斗争的失败的必然性，得出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有革命的成功。
七   十七年的散文
魏巍等人的报告文学
杨朔等人的散文。杨朔善于结构文章，成为一种雕琢的模式，从根本上是缺乏真实性的。秦牧则以知识见长。
邓拓等人的杂文。邓拓是北京是副书记，作官的文人。文革开始时对“三家村”批判，就是针对邓拓、吴晗和廖沫沙的批判，其实他们只写了一点社会上鸡毛蒜皮的问题的批判。
八   十七年的戏剧
老舍的《茶馆》
老舍可以说是十七年话剧中最优秀的，为配合宣传而作，但是老舍懂得艺术，在顺从政治之余，他做过很大的努力争取，保留下了不少精彩的章节。
郭沫若、田汉等人的历史剧
郭沫若是善于迎合政治和现实的，这使他的诗歌创作在1949年之后变的象小丑。然而他是通晓时理的，回避现实，从历史剧中求得创新，是他开辟的一条道路，《蔡文姬》为曹操翻案，同时作为大文学家，大文人的郭沫若在思想感情上对蔡文姬是有感情的，这使他的作品有了更深入动人之处。《武则天》则为武则天翻案。
田汉，浪漫主义手法歌颂伟大剧作家关汉卿。
《千万不要忘记》等现代戏
代表着当时的一般潮流。作家们接受教训，回避生活纷纷进行历史剧的创作时，中宣部、文化部对这一现象是担忧和不满意的。
“写十三年”口号被柯庆施提出，与此同时 ，毛泽东又一次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亿苦思甜”运动在全国广泛开展。
《霓虹灯下的哨兵》、《丰收之后》等现代戏剧涌现。“告戒青年一代继承革命传统，保持革命本色”为主题的。《千万不要忘记》、《霓虹灯下的哨兵》是与毛泽东思想占领社会每一个角落的阶级观念一致的。
取材于民间传说的《刘三姐》，改编自历史剧的《天仙配》、《秦香莲》调和了当时一切戏剧都讲政治的格局。
九  文革文学
文革文学和十七年文学
将二者截然分开的文学史观来自于两个文学时段的观念对立，文革文学以江青为代表，而十七年文学以周扬为代表，他们是势不两立的。
江青说十七年文学是一条资产阶级黑线，彻底否定了十七年文艺和周扬等人的实践，而认为样板戏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无产阶级文艺从《国际歌》到样板戏中间是一片空白。
粉碎“四人帮”之后，十七年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也得以重新占据文坛，清理文革中的文艺队伍，被冠以“帮派文艺”的江青文艺受了批判。
然而，二者实质上是一种继承发展的关系，因此不能割裂的对待文革文学和十七年文学，他们的区别在于，前者将后者中的主导思想高度的强化了，也就是说，文革文学是更符合毛泽东文艺要求的文学。
文革前期文学
文革以林彪事件为标志划分为前后期
1文革的开始，1956年吴晗《海瑞罢官》遭到批判，当时叫“学术批判”这一运动中，毛泽东亲点的领导小组中包括陆定、彭真等在后来被打倒的人。1966年春，“三家村”遭到批判。1966年5月16日文革正式开始，开始时仅限于各大高校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运动过程中，矛盾分歧慢慢出现，学术权威成为校长们所包庇的对象，于是矛头指向了校长和他们背后的中央领导。邓小平、刘少奇派工作组领导学生的造反运动，实际上则是逮捕了学生领袖，镇压了学生运动。毛泽东回到北京，指责了刘邓的“错误”，并接见了学生领袖和红卫兵。
从1966年8月开始，著名作家相继遭到批判，叛徒、特务、黑帮分子等帽子剥夺了他们写做的权利。作协和中宣部都瘫痪了，全国文学报刊除《解放军文艺》之外都停刊。
2“文学空白”说的评价，事实上文学还存在，因为《解放军文艺》还存在和若干报纸的文艺副刊还存在。
“红卫兵文学”大量充斥，他们没有刊号，没有统一的机构，但是却统治着一时的文化界。红卫兵创造中以诗歌居多，青春的激情和爱憎分明的背后体现着狂热盲目、个人崇拜和浓郁的火药味的暴力倾向。反文明、反人性倾向和恐怖主义色彩与人类文明的主流的健康价值标准是相悖的。对暴力的歌颂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对革命洪流的追从，忽略了作为个体的自由和独立，更谈不上生命的尊严和权利；对战争的盼望，对英雄的歌唱，极端的显示出一种恐怖的美（法西斯美学）。《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
真诚的情感却给历史留下带着毒素的作品，见证着那个时代的狂热和盲目。
文革后期文学
文革前期没有固定的刊物，作家被关入牛棚改造，“红卫兵文学”兴盛。文革后期政治动乱有所平息，实现了全国一片红，革命委员会实际掌握了全国政权，红卫兵上山下乡。毛泽东“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于是文学出现了一种新的状况。
1一大批曾被打倒或批判的作家从牛棚中走出来，重新开始创作。
2全国各地的文艺报刊纷纷复刊，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刊物。
3大搞群众性创作，国家通过行政力量鼓励群众性的文学创作活动，成立群众创作组（与1958年大跃进民歌运动相似，天津的小靳庄是典型），这一方式，却真的培养了一批新的作家和诗人，他们活跃在文革后期的文坛上。
这一时期代表刊物：《朝霞》、《学术与批判》
然而权利对创作的控制仍是严格的，只要经过党组织盖章批准后，作品才能发表。“约稿”情况占大多数，以配合政治意图。因此，当时作家都学会了两种作品的创作，一种是写给刊物发表的，另外一种是私下写的，给自己看。
（一）样板戏
样板戏出现于文革前期，但是经过不断修改，到文革后期定型。
钢琴伴唱《红灯记》、《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代表了文革文学的最高成就。
样板戏宏扬革命理想，为政治服务，每一部作品中都有一个高大的英雄形象。阶级斗争、民族战争是主旋律。大力宣传政治思想，塑造英雄人物表现某种革命哲学，却留下了它不可否认的缺陷，就是回避人性和英雄人物性格单一片面化。
“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在所以的人物当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二）浩然及其长篇小说《金光大道》
体现文革小说的精神面貌，从互助组到农业合作化到农民公社，反映出文革时期更为激进的创作意识。
（三）张永枚和他的诗
张永枚从1957年到文革都很受重视，文革中受江青的亲近和扶持，更是一帆风顺。《西沙之战》反映中越西沙战争，把江青的“把敌人从西沙赶出去”写入诗中。
（四）影视作品
《春苗》对农村赤脚医生的歌颂，对城市医生的丑化，反文化特点和倾向在这一时期是明显的。
《决裂》再也不能让资产阶级占领我们的学校的思想下，反映教育改革，否定和嘲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
十  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
从黄翔到郭路生
黄翔是从事地下文学创造的第一位诗人，他出身不好，小学辍学，在自己家里看父亲留下的五四时期的书，而且接受了西方文学著作和中国民主时期文学中的思想，这使他和当时的主流意识格格不入，与监狱结下了不结之缘，
文革结束后，他带了一百多张大白纸抄的《火神交响曲》去北京张贴，一个月后，又在天安门城楼上刷下标语“必须对毛泽东重新评价”，后来又希望美国总统插手中国人权问题。
郭路生（食指），优秀的诗人是敏感的，但是过分的敏感会造成现实生活中的艰难，文革年代，郭路生是很早的觉醒者，于是他很孤独，《相信未来》的叛逆味并不重，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为主。《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文革时期知青诗歌的起点（是北京第一列上山下乡的火车的开车时间）。
北岛、芒克、多多都深受食指的影响。
知青之歌与白洋淀诗群
从郭路生的《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开始，下乡的知青开始了他们并不一定自觉的与主流意识相悖的诗歌创作。同时，知青在农村的生活单调无味，思想的苦闷无聊使他们开始了传书，甚至开始协作和相互传抄。舒婷就是在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写诗的情况下声名远播的。
顾城在文革时期随顾工到山东农村下乡，跟父亲一起放猪，但是心中还怀着一些梦想，于是就写诗，最后还发表了。
然而知青创作并不是都有着顾城和舒婷这样的经历。他们的诗歌作品离主流意识并不远，但是也不主动的迎合主流意识，他们不再歌颂上山下乡的喜悦，他们写对亲人的思念、对情人的依恋、对寂寞和无聊的插队生活的排遣。但是后来出了“任毅事件”，知青们有了保密的意识，地下文学因之而得名和产生。
白洋淀诗群：河北白洋淀知青点，离北京近，而且聚集了大批官员子弟，最前沿的西方著作被中央统一引进，共副省、部级以上领导参考，白洋淀诗人则利用了这些优势。芒克、多多、根子等一批白洋淀诗人的出现为文革结束后中国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手抄本小说
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坛产生了大量的手抄本小说。这些小说在流传的过程中，可能被经手的知青们逐一更改，弄清这些变化过程，对于研究者们对文革时期文学发展的探索，是很有益的。手抄本小说有以下几种：
a有一类手抄文学与当时的地上文学距离并不远，只是与文革特定时期的政治相冲突，粉碎“四人帮”后，很快得以出版。这些作品主要是歌颂周恩来和歌颂知识分子，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b其他的大量在政治上有问题的作品，在质量上并不好。
另一类作品离政治较远，只关心青年人的命运、生活状态，后来证明意义较大。毕汝协《九级浪》写女青年堕落的过程，男女情爱和性爱。赵振开的《波动》写时代中的政治中的爱情，精神状态、信仰危机以及对当时流行的哲学产生深深的怀疑。靳凡《公开的情书》据说是根据作者与朋友的真实通信而作，情书中谈情说爱的部分很少，更多的主题是理想、革命、精神……
通俗小说包括侦探、武侠……
关于性的文学《少女的心》，写少女与其表哥的三次由浅入深的性接触，从笔触和自然主义的写作方式，可以想到，作者并非为文学创作而创作，而是很可能是一个有这样经历的少女的内心感情的真实抒发。
十一  时代的转折和文学的复兴
文革结束之后文坛的转机
粉碎“四人帮”时，一批诗人和作家为此而欢呼，如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袁水拍的散文《十月的长安街》。然而到1978年底，人们还不能彻底否定文革，所以从1977—1978年文坛上的作品依然是“文革文学”。思考“四人帮”的罪恶时，首先想到的是“不听毛主席的话”，进而是破坏老干部，沿袭着文革时期的观念，使某部戏剧中出现这样一句台词“他竟然连主席都敢批判？”至于之后的“人”、“人性”、“人的权利”的思索都不是这一时期文学关注的到的。
*歌颂党和国家领袖的主题，如李瑛《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都是歌颂周恩来的作品，这与文革时期红卫兵歌颂毛主席的诗歌是一脉相承的，文学在缓慢中推向前进。
*建设四个现代化主题。华国锋提出“大干快上，建设四化”的口号，国门打开一条缝，知识分子看到外部世界的情况，意识到自身的缺陷。
*一种低沉的和深沉的甚至痛苦的思考，取代了1977年时欢呼文革结束的狂喜。我们在危险的十字路口徘徊，光明还是黑暗都无法确定。
*小说创作界在沉思的阶段出现了新的苗头。刘心武短篇小说《班主任》划开了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界限，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刘心武突出了班主任张俊石老师，是在“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的政策影响下进行的。
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透露出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要求放松了一些，只要他们爱国就可以了。
*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交锋，并从理论争论扩展为政治表态，极大的推进了思想解放运动。平反冤假错案，使作家得以被释放并正名。归来的作家和诗人在告别文坛二十年后，重返文学舞台。恢复高考使一批正在上山下乡的对文革有深刻体验的知青，得到了机会从他们之中成长起来一批知青作家。两代作家聚集使文坛出现新的生机。
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
卢新华《伤痕》1978年9月发表时被批评为公开反对毛主席、反党、反革命。但却获得了1978年的短篇小说奖。这篇小说奠定了伤痕文学的基本形式，1979年~1981年是伤痕文学的时代。
郑义《枫》（短篇）、冯骥才《啊》（中篇）、周克芹《徐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将军吟》、李发模《呼声》（叙事诗）。
伤痕文学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作品还缺乏深度，作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知识结构不健全。唯一的优势是有亲身经历。所以他们痛心疾首却无力去深层思考，加之此时中央尚没有从政治上否定文革。
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作家们开始追寻文革中灾难的根源，从而对十七年历史进行了回顾，被称为“反思”。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在中央尚没有给右派分子平反的情况下，在作品中给右派平反；张弦《记忆》反映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高晓生《立顺大造屋》、张一弓《犯人立铜钟的故事》、古华《芙蓉镇》、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杨牧《站起来大伯》。
反思作家让人们看到社会怎么样了，他们那一代作家社会责任感比较强，关心政治，反思文学比伤痕文学要深沉，有历史重量和作家思想力量，而不是单纯的伤感。在反思文学蓬勃发展之际，又出现了改革文学。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处的作家是勇敢的，冒着政治上的极大风险而揭示现实社会中的缺欠，刘宾雁《人妖之间》（报告文学，写干部腐败问题）、叶文福《将军，不能这样做》（诗歌，发表后大受好评，在中国新诗史上很有地位）。《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剧本）。
由于现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和当时社会下层已经开始进行改革，文学作品的改革倾向越大了。但在改革问题上，作家走的很慢，很谨慎，大概是由于对新的经济形式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的迷惑。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被认为改革文学潮头作，但并未反映多少改革内容。这里的乔厂长不过是恢复生产。真正的改革文学是对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反映的作品。何士光《乡场上》《种苞谷的老人》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文学。
蒋子龙《燕赵悲歌》，大赵庄，武耕新
此后，改革文学出现两种趋势。一是以贾平凹为代表的回避生活中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进入道德领域和人的心灵深处来反映时代。代表作品有《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也有人写人们内心对新东西的抵触，主要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作家，他们用传统的道德观念来看待改革。如《鲁班的子孙》写了父子两代木匠，儿子认活不认人，干活就收钱，被村民所指责。作家们虚构了许多不择手段赚钱，有钱就变坏的人物形象，表现社会的物欲横流。
另一种倾向是张炜为代表，站在改革的主要矛盾的层面上，用怀疑的主要的目光看改革。所以曾被误认为反改革。其实他们的本意是支持改革，但不允许改革改象他们所写的哪样改，不允许改革改到他们所写的那个样子。张炜《秋天的思考》（写竞争起点不平等的问题）、《秋天的愤怒》，矫健《老人仓》（地方干部用改革发黑财），晓剑《被切割成两半的太阳正在升起》（一女子为权力和金钱出卖自己的灵魂）。
此外还有一些反映城市改革的作品。张洁《沉痛的翅膀》、李国文《花园街五号》（有意识流的痕迹）。
寻根文学运动
寻根运动的发生
寻根运动是1984年底出现的，1985年形成高潮的，代表人物有韩少功、阿城、郑义、郑万隆、李杭育。
杭州会议讨论文学的发展问题，会后作家都发表理论文章，而且都举起了“寻根”的旗帜。
韩少功《理理我们的根》认为文学应该有根，跟深才能叶茂，文学的根应该植于大众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已经出现了问题，在文革中已经被扫荡，主流文化已经腐朽，而民间文化仍然是鲜活的，因此，应该从民间文化中寻找有价值的东西。
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寻访文化大革命以来对山西文化的破坏的历史。
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感叹我们民族文化的衰败。
李杭育《文化的尴尬》“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但我们的文化中还包含着多少中国人的特点呢？”
这些作家从为文学寻根开始，进而为文化寻根。在人为组织和理论倡导之下，作家怀着明确的寻根意识，以理论和文学创作轰轰烈烈的开展了这场寻根运动。该运动更深一层的背景有：
1、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使一些作家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忧患意识。
80年代初中国掀起的文化热与新儒学有关，国内的新儒学与国外的新儒学有关，国外的杜维明等人的文章进入大陆，国内的梁漱名等人有崛起。他们认为文革破坏了传统文化，使社会道德败坏，重建文化秩序就要回归儒家传统。
2、现代化的紧迫感
迫切希望实现现代化的理想受到了现实的阻力，情绪受挫的情况下回顾历史成为必然。
3、来自国外的影响，马尔克思的《百年孤独》就是拉美寻根文学的代表，给了中国作家很多启示。
寻根文学的主要表现
寻根文学实质是一种文化发掘，宏扬民族文化。
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宣扬道家的超然物外、无为而无不为、天人和一。
郑义《远村》《老井》写边远困苦地区的人与人的和谐，及中国传统仁人志士的情怀。
韩少功《爸爸爸》用一个傻子影射了亦神亦怪而生命力旺盛的中国人性格。
郑万隆《生命的图瞻》属于异乡见闻，他的根寻向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在走向民间的同时走向了半原始的生活状态，以对半原始的愚昧的生活的赞叹，追求痛快淋漓。
莫言“红高粱”系列，为了赞美野性，颠覆了传统的道德体系，美化了爷爷奶奶在高粱地里的野合，认为他们那一代是完整的，而往后一代不如一代。反映了作家在诸多压力之下活的不象个人。
张曼菱不太极端，多写新疆的比较开放的爱情生活。
寻根运动的影响
1、正面影响，超越了政治视角，给文学带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引起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2、负面影响。1）宏扬道家的人生哲学，用来批评我们的正统文化，并对道家寄予厚望用传统的一反面来批评传统的另外一方面，行不通。 2）给民间文化高度评价，用民间文化救治主流文化，却没有看到民间文化包含着许多历史留下的垃圾，还受主流文化的影响并滞后与主流文化。 3）回头是岸，主张社会倒退，反文化。 4）理想化的超越，认为高度现代化之后，还要回归东方文明，不妨直接达到天人和一。
现代派及其流变
现代派的序幕
王蒙《布礼》、《春之声》、《风筝飘带》。在《布礼》（70年代末）中，王蒙已经开始打乱时空的秩序，尝试新的写作技巧。
现代派真正的创始者是高行键。文革结束后就开始模仿西方现代技术，但是发表了许多小说没有被重视，转而普及现代小说的相关知识。
中国许多作家有意地模仿西方的现代派技术，而屏弃起思想内容，拒绝荒诞。个别现象有，shen容《减去十八岁》用荒诞的框架讲述生活中真实的故事，莫应丰《驼背的竹乡》有一些荒诞的故事。
刘索拉、徐星等人的小说
二人都出现于1985年，1985年是中国文学新潮的开始，被称为“85新潮”，各种流派和年轻作家纷纷出现，中国文学在各个方面进入真正的百花齐放，种种探索并发。
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寻找歌王》。刘索拉是音乐系的，文学功底不深。他把对周围人的片片段段的描述集结起来，就构成了时空顺序错乱的的意识流的现代小说。80年代的青年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强调自我和个性，反传统，但来自学校和社会的限制和压力使这些激进的青年彷徨。
莫言、残雪的小说
莫言发育比较晚，上小学时还不太会说话。
成名作品是《透明的红萝卜》（黑孩儿，别人怎么欺负都不说话，也许是作者的化身）用独到的视角写别人看不到的事，夸大别人认为不足道的事，按照自己的感觉来主观化客观世界，被称为“感觉化”。莫言经常津津有味的写一些很丑的东西，美化尸体、粪便和野狗等，被人称为审丑。他以极不恭敬的态度写自己的先人，不回避人性的丑《红蝗》《十三步》揭示人性的冷漠。
残雪，高中文化，做过服装商贩。《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黄泥街》《突围表演》。在残雪的眼中，世界上没有光明的东西，世界和人性都是阴暗丑恶的。
王朔与王朔现象。
王朔最早的代表作是“顽主”系列，《顽主》、《一点正经没有》、《玩的就是心跳》写那些都市中吃饱了没是干，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的形象。他们没有目标没有理想，他们玩世不恭，采取快乐生活的态度来对待人生，对社会对自己不负责任。他们有个性，愤世嫉俗，有反抗精神，但这种反叛不是健康积极的。
王朔这一时期的作品具有假定性，在生活中不一定有原形。他的作品雅俗共赏，受到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的喜爱。这来自于态度作品中的调侃、对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的消解还有他反映了一代青年因为找不到出路而产生的苦恼。《玩主》涉及到了人的精神状态
进入九十年代，王朔适应了新的政治形式改变了创作思路，写了《渴望》。他不再挑战权威，转而嘲弄知识分子。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为王朔的痞子文学找到了根，就是（部队）大院文化，他们的父辈就曾经是痞子，他们这一代想做痞子，但社会不允许，所以只好做文学的痞子。
从马原到余华、苏童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难逃劫数》。内容上写血腥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