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后人将它配合《春秋》作为解经之书，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但是，《公羊传》和《谷梁传》纯用义理解释《春秋》，而《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只是后人将它与《春秋》配合后，可能做过相应的处理。作者相传为左丘明。《左传》虽不是文学著作，但从广义上看，仍应该说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

诸子散文：《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

《论语》孔丘（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字仲尼，世称孔子，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论语》是早期语录体散文，语言基本上是口语，明白易懂。文字简括，一般只叙说自己的观点，而不加以充分的论证。由于孔丘对现实人生和社会生活往往有很深刻的认识，《论语》中颇多言简意赅、富于哲理性和启发性的语句。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流传后世，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格言。
《论语》的记录者，并没有在文学上追求一定效果的意识，但有时通过简短的对话，显示出人物的性格，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文学意义。　　

《墨子》墨翟，生活在春秋战国之际。相传他原为宋人，长期居住在鲁国。出身低微。墨子主张“兼爱”，反对儒家从宗法制度出发的亲疏尊卑之分；提出“非攻”，反对各国之间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要求“节葬”、“节用”，反对奢华的生活方式以及礼乐制度；鼓吹“尚同”、“尚贤”，反对任人唯亲。他还相信“天志”和鬼神的存在。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墨子的思想代表了“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墨学在战国时曾一度盛行，与儒学同为当代的”显学”。西汉以后，逐渐衰微。《墨子》为墨翟及其弟子、后学所著，是墨家学派的著作总汇，汉代有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三篇。
《墨子》一书语言质朴，逻辑严密，善于运用具体事例来说理。中国古代严格意义上的论说文，就是从《墨子》开始的。就此而言，它在中国散文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孟子》孟轲（约前３７２—约前２８９），邹（今山东邹县）人，生活于战国前期。孟轲的思想本于孔丘而有所发展。他主张施仁政，使人民安居乐业。他提出的理想社会，是一种黎民不饥不寒，老者安享晚年之乐的小康景象。“民贵君轻”是他的著名论点。他对当时某些统治者虐民以逞的行为提出尖锐的批判，同时基于宗族统治集团的利益对君主的个人绝对权威表示否定。　　
《孟子》共七篇，记述孟轲的言行。此书的写作与《论语》不同，是他本人和门徒共同完成的。从体制上说，《孟子》基本上仍属于语录体，但较《论语》已有很大发展。这不但是因为它的篇幅加长，议论增多了，而且很多段落都围绕着一定的中心，结构完整，条理清楚，只要添上题目，就可以单独成篇。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年代稍早于孔子，据说孔子曾向他请教关于“礼”的问题；《老子》是一部以政治为中心的哲理著作，也牵涉个人立身处世的准则。但书中把两者和自然性的宇宙本质“道”联系起来，所以“形而上”的特征很强。在政治方面，《老子》主张“虚静无为”，即反对以人为的手段——包括种种文化礼仪——干涉社会生活，尊重生活的“自然”状态；关于人生态度，《老子》也主虚静、退让、柔弱，但这并不像后人所理解的那样消极，因为《老子》所推重的“阴柔”，实是一种长久之道和致胜之道。
《老子》的文体，既非如《论语》那样的语录，也非一般意义上的“文章”。全书约五千字，都是一些简短精赅的哲理格言，又押韵脚，特别便于记诵。各章节大致有一定的中心或连贯性，但结构并不严密，前后常见重复。它的语言无所修饰，但所包涵的道理玄奥而深刻，常常揭示出事物向其反面转化、事物之间的关系不断转变的规则，以及从反面取胜的途径，反映出中国先秦时代哲学思想的透彻性。它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庄子《老子》是先秦道家的基本典籍。推进道家思想而具有集大成意味的著作，是庄周及其门人的《庄子》。《庄子》一书，汉代著录为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通常认为是庄子本人所著；《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有庄周门人及后来道家的作品。
庄周的思想，是以老子为依归。但《老子》的中心，是阐述自然无为的政治哲学，《庄子》的中心，则是探求个人在沉重黑暗的社会中，如何实现自我解脱和自我保全的方法。
庄子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积极意义上说，它揭示了社会统治思想的本质，表现了摆脱精神束缚的热烈渴望，为封建时代具有反传统精神和异端思想的文人提供了哲学出发点；从消极意义来说，它所追求的自由只是理念上而非实践的自由，提供给人们的只是逃避社会矛盾的方法，因而始终能够为统治者所容忍。
庄子本人既是一个哲学家，又富于诗人气质。庄学的后人，也受了他的感染。因而，《庄子》这部哲学著作，又充满了浓厚的文学色彩。并且，其文章体制也已经脱离语录体的形式，标志着先秦散文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在文学意义上，它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

《荀子》荀况，又称荀卿，赵国人，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生于战国末期。他的著作，后人编定为《荀子》三十二篇。《荀子》和《韩非子》，代表了先秦论说文的新成就。
荀子的思想虽出于儒，但又吸收了其他各家的学说，对儒学有所改造。其中最突出的，是反对法先王，主张文化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改变；否认天有意志而能主宰人间的事务，提出“人定胜天”的观点，“人性恶”也是他的著名观点。所谓人性恶是指人无然有各种情欲，不加限制地发展下去，必然导致暴乱争夺。但他相信通过后天的学习熏染，可以达到善的境界。
荀子对社会文化的态度，是重视政治和伦理上的实用性，要求一切诗书礼乐，都归于儒家所说的圣王之道。对于不顺礼义的文章，一概斥为“奸说”。由此建立了后世儒家文学观的基础。这对文学的发展是不利的。《荀子》书中的文章，实践了他的观点。全书体系完整，涉及面很广。多为关于社会政治、伦理、教育等方面的长篇专题学术论文，论点明确，论断缜密，结构谨严，风格朴实、深厚；善于运用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作为论据，巧譬博喻，反复论证；造语简练，多用铺陈手法和排比句式，整齐流畅，适于诵读。

《韩非子》韩非（约前２８０—前２３３），韩国的贵族，荀子的学生，生活于战国末期。他的著作《韩非子》，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作，共五十五篇。韩非虽师从荀子，思想差异却很大。他综合了申不害、商鞅等人的思想，发展成为自己完整的理论，着重谈治国的法术，供君王采用。韩非是一个聪明、深刻的人，对当时人情世故看得颇为透彻。他不相信人有美好感情，也不相信人可以经教育感化而为善，只相信赏罚分明，以利驱使人、以害禁制人。一部《韩非子》，构筑了一整套极端专制主义的、严厉控制人的方法和理论，读来令人不寒而栗。不过，对于研究政治学，这是一部极重要的书。
从文化思想来说，韩非鄙视一切属于艺术、美感范围的东西，是一个彻底的功利主义者。但他的文章很有特色。他懂得运用各种手段来阐述自己的思想。从逻辑的严密、论述的细致、条理的清晰来看，还要超过《荀子》。
《韩非子》标志着先秦理论文的进一步发展。其实，后世的理论文章，可以与之相比的也不多。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集合众多门客共同编辑，完成于秦始皇八年（前239年）。该书是以儒家学说的主干，以道家理论为基础，以名、法、墨、农、兵、阴阳家思想学说为素材，以封建大一统政治需要为宗旨，熔诸子百家之说于一炉的理论巨著。全书分十二“纪”、八“览”、六“论”三大部分，共160篇，20余万字。

先秦寓言：先秦时代诸子散文、史传著作中的寓言故事，原为著述中的论证手段,并不独立，但它们的高度文学性,使之逐渐独立流传，脍炙人口，而对后世文学产生深广影响。寓言是借助于带有劝谕或讽刺性质的简短故事来阐明一定道理的文学体裁。运用寓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说明作者的观点。在文章中，寓言不是单独的存在，而是作者议论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寓言具有比喻的性质，是比喻发展的高级形式。战国以前，比喻就已盛行，特别是在民间口语之中。比喻演化为寓言，不见于春秋时期，而层出迭见于战国，是有其社会根由的。当时，诸侯竞逐，七雄争霸，各国内部新旧贵族相互倾轧，当权者急需一大批为他们出谋划策、东西游说之士。诸侯、公子、权贵们招贤养士，多至以千计。而取士的重要标准，则在于高谈雄辩。语言技巧，成为士阶层研究的对象。诸子之间，百家争鸣，相互诋訾，亦相互促进。不仅纵横家要以口舌擅场，即儒、墨、名、法各家，也无不兼纵横游说色彩，以言辞成事。主要形式之一就是寓言隐语。寓言本身具有形象生动、含蓄幽默、耐人寻味等特点，可以增加语言的趣味性和感染力。一些统治者，往往对大道理听不进，而喜爱娱心悦耳的故事。
另外，说者不仅要投统治者之所好，还得避统治者之所恶，如有触犯，就有惨遭杀害的可能。韩非在《难言》篇说到愚者之难说,君子之难言。并作《说难》,生动地陈述了游说之难：“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撄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撄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文学的内在因素以及外在社会条件，使寓言在战国中、后期得到蓬勃发展。
《庄子》一书,“大抵率寓言”(《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共有200多个。《韩非子》中仅《说林》、内外《储说》几篇,已收集寓言故事300多个。其余如《孟子》、《墨子》、《吕氏春秋》、《晏子春秋》、《战国策》等书中也不少。《列子》成书较晚，《淮南子》、《说苑》、《新序》、《列女传》、《韩诗外传》等书编成于汉人，而其中传自先秦的寓言也不少。
战国诸子及史传作者所运用的寓言，来源约略可分为三：一是民间流传的故事，如所谓“齐东野人之语”，《孟子》中就多有采用，具有通俗浅显，诙谐有趣的特点。二是历史传说，《韩非子》中用得最多。这些传说，虽未必句句可信，但有一定的历史依傍，作为论证的证据，较有说服力。三是作者创造、虚构的故事，这特别为《庄子》作者所擅长。它瑰丽奇异，最富有文学色彩。


【秦汉文学】

汉乐府：汉代乐府所掌管的诗歌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专门供朝廷祭祀天地、宗庙的所谓“郊庙歌辞”，另一类是从各地采集来的“俗曲”，它们是一些流传于民间的无名氏的作品，是西汉乐府诗的精华，因为它们来自民间，所以后世称之为乐府民间歌辞，或乐府民歌。
汉乐府民歌与基本上是四言体的《诗经》不同，从句式上说，三言、四言、五言、七言都有。但重要的是两种，一是杂言，这类作品没有固定的章法，句法自由多样，长短随意，整散不拘，自有一种跌宕起伏的气势，它发展到唐代则形成为自由奔放的“歌行”体。另一种是五言，完整的五言诗在汉乐府民歌中已有相当的数量。五言诗虽比四言只多一个字，但却能够把单音词与双音词有机地搭配起来，扩大了诗歌的容量，增强了表现力，五言诗最终发展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

《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汉无名氏作。非一时一人所为，一般认为大都出于东汉末年。南朝梁萧统合为一组，收入《文选》，题为《古诗十九首》。内容多写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和士人的彷徨失意，有些作品表现出追求富贵和及时行乐的思想。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

《孔雀东南飞》：这篇长诗出自《王台新咏》，描述了一杨爱情悲剧。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是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所迫的结果，实际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这首诗处理详略得当，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感情的描写别具一格，深刻揭发了封建制度的罪恶。

汉赋：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赋的产生和发展：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时期　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                和枚乘等人。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贾谊的《□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
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
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
第二时期　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200多年时间,从武帝至宣帝的90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
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文选》所载《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
汉武帝、宣帝年间著名的赋作家还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汉书•艺文志》著录他们的赋作颇多，但传世颇少。如枚皋，据记载有赋 120篇，现已一篇无存。东方朔流传下来的《七谏》，是一篇因袭楚辞的骚体赋，并无新意。但他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虽未以赋名，却是两篇散体赋，对以后述志赋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王褒是宣帝时重要赋家，今存《洞箫赋》和骚体赋《九怀》。《洞箫赋》是现存描写音乐赋作较早的一篇，对后世的咏物赋和描写音乐题材的作品有过影响。
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
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他的代表作《两都赋》，由于萧统编纂《文选》列于卷首，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
第三时期　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汉赋的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都开始有所转变，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
张衡具有代表性的赋作是《二京赋》和《归田赋》。
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文学史上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
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
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秦汉散文：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只存在15年。这期间除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实用文字外，没有散文名篇传于后世。而在文学发展中起过一定影响的是完成于秦统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吕氏春秋》和李斯作于秦王政十年的《谏逐客书》。前者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著，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后者是李斯为谏阻秦王拟驱逐六国来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气势；而在文辞的修饰整齐、音节的和谐流畅等方面，又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
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西汉初年，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犹存。一些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勇于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家。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而经学家的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士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现实而不切实用。　　
西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不仅保存了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对当时的社会面貌有具体生动的反映，其中对时政的批评，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不切实际、迂腐经生的讽刺,都很深刻。在形式上，《盐铁论》是汉赋主客问答形式的改造和变化，有创新意义。东汉政论文较著名的有王符的《潜夫论》、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它们对东汉中叶以后的社会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文章结构严密，语言质朴，并常以历史故实和生动的比喻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但就文章气势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汉的政论文。
东汉初年的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所著《论衡》（85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帜,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并对传统的思想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批评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错误态度，并在《问孔》、《非韩》、《刺孟》等篇中，对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孟的言论做了分析，并指出其荒谬的地方。由此出发，王充还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史学家及文学家奉为典范。

贾谊：西汉政论家、思想家、文学家。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人。贾谊又是著名的散文家。他的政论文章分析深透，文笔犀利、流畅。著有《治安策》、《过秦论》等，为西汉鸿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著有《贾子》。今传《新语》是后人纂辑的贾谊著作汇编。

晁错：（前200--前154） 西汉政治家。颍川（郡治今河南禹县）人。所著政论文有《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等，议论犀利，分析深刻，人誉为“ 西汉鸿文”。原有集，已失传。

司马迁和《史记》：（略）

王充和《论衡》：27～97，字仲任，上虞人，东汉著名思想家。所著《论衡》一书，30卷，85篇，20余万言，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着力批判了当时盛行的谶纬迷信思想和天地万物由神主宰的谬论，成为一部战斗的宣传无神论的光辉巨著，开创了我哲学史上朴素唯物主义的新阶段。
《论衡》是一部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光辉的哲学著作。

班彪、班固和《汉书》：班彪（3～54）东汉史学家。为补《史记》只写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的缺憾，乃“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的《后传》为其子班固后来撰写《汉书》奠定了基础。

班固（32～92）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班彪的《史记后传》，撰写《汉书》，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擅长作赋，撰有《两都赋》、《幽通赋》等。

【三国两晋南北朝文学】

嵇康和《绝交书》、《声无哀乐论》（223-262）三国魏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字叔夜。谯国至（今安徽宿县西南）人。与阮籍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写《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声无哀乐论》。《声无哀乐论》认为同一音乐可以引起不同的感情，断言音乐本身无哀乐可言，而其目的则在于否定当时统治者推行的礼乐教化思想。

《绝交书》魏晋散文名篇的代表作之一，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所作。文章以“清峻、通脱、锋利”为主要特色，随心挥写，改变了经学的刻板面孔，较少拘忌，让作者的感情自然流露和抒发，是具有建安传统的散文名篇。

李康和《运命论》：三国魏文学家。字萧远。李康所作《运命论》，探讨国家治乱与士人个人出处之间的关系问题。曲折地反映出魏晋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对待政治的矛盾心情。

陈寿和《三国志》：陈寿（亦作长寿，233～297），字承祚。蜀国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晋灭吴后，陈寿著《三国志》，是记述魏蜀吴三国历史、基本属于纪传体的史书。在古代纪传体正史中,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

鲁褒和《钱神论》：西晋文学家。生卒年不详。字元道。南阳（今属河南省）人。好学多闻，以贫素自立。隐居不仕，人莫知所终。《钱神论》为讽刺时政的文章。

陶渊明和《归去来》、《桃花源记》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世号靖节先生，东晋末年南朝宋诗人。浔阳柴桑（今九江西南）人。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晚年，他写出了著名的《桃花源记并诗》，阐明社会理想。他所憧憬的桃花源社会，是没有君主，没有剥削，没有战乱，自食其力的社会。这虽然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要求，也反衬了现实社会的黑暗。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开宗立派的重要诗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形式主义风盛行之时，诗坛上充斥着谈玄悟禅、模山范水之作。形式上刻意追求绮语浮词、铺锦列锈。陶渊明却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的诗作卓立于诗坛，表现出革新精神。
    陶渊明流传至今的作品有诗一百二十余首，另有文、赋等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