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进行搭配，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双扩张”政策，即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资源大量闲置，解决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取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双扩张”政策配合模式。
（2）“双紧缩”政策，即紧缩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当社会总需求极度膨胀，社会总供给严重不足和物价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货膨胀成为首要调控目标时，适宜采取“双紧缩”政策。
（3）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当政府开支过大，物价基本稳定，经济结构合理，但企业投资并不十分旺盛，经济也非过度繁荣，促进经济较快增长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货币政策。当社会运行表现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衡，治理“滞胀”、刺激经济成长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紧缩和扩张这两种情况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可以呈现中性状态。若将中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与上述松紧状况搭配，又可产生多种不同的配合方式。　

2、注意政策使用相机抉择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不同的政策手段如何进行搭配，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这是一个政策运用技巧问题。政府可根据市场供求情况，灵活地决定。经济政策配合中的相机抉择就是政府根据市场供求情况、各种调节措施的特点及政策调控目标，机动地决定和选择配合方式。
一般说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在运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应选用另一种搭配取而代之，形成相互交替运用的政策格局。这是因为，一方面，经济形势是不断变化的，固守一种配合方式，有可能因不适应变化的形势而达不到预期目的；另一方面，即使经济形势是稳定的，也不能一成不变的长期使用某一种政策，否则往往是正效应递减，而负效应递增，不仅不利于预期目标的实现，而且还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因此政府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运行不同阶段的特点，适时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宏观调控。

3、两大政策的配合运用应服从国家的发展战略
要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对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统筹安排，包括两大政策目标的协调。以往我国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方面，主要通过关注总需求管理，致力于实行经济总量稳定。我们知道，在凯恩斯主义政策理念影响下，财政与金融的协作问题，主要研究在封闭体系的自由利率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如何通过有效配合来促进总需求水平的稳定。对于健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这样的政策选择是相对有效的。然而对中国这样面临发展与转轨双重任务的经济体来说，则显得过于单一。长远来看，两大政策的协调运用，除了要努力实现社会总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之外，还必须关注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以及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制度优化等层面。经济结构调整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根本问题，而由于种种原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一直没能在此方面发挥作用，所以两大政策有充分的功能可以发掘。，比如实体经济结构方面，有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等领域；而对金融结构方面，则有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等众多热点。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重要功能，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经济总量平衡方面发挥作用。.

4、完善财政部和人民银行之间的协调机制
从我国情况来看，虽然在历史上，经常由中央确定一段时期内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方式，但往往只是确定了政策“扩张”或“紧缩”的大方向，在“松”“紧”力度，以及动态协调方面，都缺乏明确的原则。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真正建立起两大政策部门（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的交流通道，无法在日常工作中充分考虑不同政策的衔接和配合。长远来看，我国应该考虑建立持续性的两大政策磋商机制。可以考虑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框架内设立专门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委员会，由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组成，协调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一方面，交流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评估前一阶段各部门政策的实际效果，从政策协调角度提出改进意见，通报各自拟采取的政策措施，征求其他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尽量避免不协调情况的出现；另一方面，应加强两部门的政策执行人员的沟通，包括专门数据的互通有无、工作理念的交流，以及政策工具协调的路径磨合等。要完善统计体制，健全经济运行监测体系，加强各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功能互补和信息共享，提高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的组合效应。




 


  





     

                    
 新巴塞尔协议
新巴塞尔资本协定简称新巴塞尔协议或巴塞尔协议II（英文简称Basel II），是由国际清算银行下的巴塞尔银行监理委员会（BCBS）所促成，内容针对1988年的旧巴塞尔资本协定（Basel I）做了大幅修改，以期标准化国际上的风险控管制度，提升国际金融服务的风险控管能力。新资本协议从操作层面正式引入了全面风险监管的理念，其内容更复杂、更全面，充分考虑了银行可能面临的多种风险，风险敏感性也更大，较为全面地考虑了引起风险的多种因素，并力求把资本充足率与银行资产面临的主要风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评判资产风险的计量方法上也为银行提供了多种选择，从而提高了资本监管的风险敏感度和灵活性。《巴塞尔协议 Ⅱ》标志着以指标为核心的数量型监管模式正在逐步向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质量监管模式过渡。
一、新巴塞尔协议的内容
新巴塞尔资本协定最主要的特点则是建立了有效资本监管的三大支柱 ，即 “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市场约束”，进一步丰富 了资本监管的手段，从多个维度对银行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要求，更加强调从多视角、多层次进行灵活宽松的资本监管。
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规定。新协议在第一支柱中考虑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并为计量风险提供了几种备选方案。关于信用风险的计量，新协议提出了两种基本方法：第一种是标准法；第二种是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又分为初级法和高级法。对于风险管理水平较低的银行，新协议建议其采用标准法来计量风险，计算银行资本充足率。根据标准法的要求，银行将采用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来确定各项资产的信用风险现状。当银行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和信息披露达到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后，银行可采用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允许银行使用自己测算的风险要素计算法定资本要求。其中，初级法仅允许银行测算与每个借款人相关的违约概率，其他数值由监管部门提供；高级法则允许银行测算其他必须的数值。类似地，在计量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方面，委员会也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方案以备选择。
第二个支柱是监管当局的监管。监管约束第一次被纳入资本框架之中，其基本原则是要求监管机构应该根据银行的风险状况和外部经营环境，要求银行保持高于最低水平的资本充足率，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有严格的控制，确保银行有严格的内部体制，有效管理自己的资本需求。银行应参照其承担风险的大小，建立起关于资本充足整体状况的内部评价机制，并制定维持资本充足水平的战略；同时监管者有责任为银行提供每个单独项目的监管。监管者的责任包括决定银行管理者和董事会是否有能力决定自己的资本需求，是否对不同的风险有不同的应对方法。监管当局应对银行资本下滑的情况及早进行干预。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四大原则：原则1：银行应具备与其风险状况相适应的评估总量资本的一整套程序，以及维持资本水平的战略。原则2：监管当局应检查和评价银行内部资本充足率的评估情况及其战略，以及银行监测和确保满足监管资本比率的能力。若对最终结果不满意，监管当局应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原则3：监管当局应希望银行的资本高于最低监管资本比率，并应有能力要求银行持有高于最低标准的资本。原则4：监管当局应争取及早干预从而避免银行的资本低于抵御风险所需的最低水平，如果资本得不到保护或恢复，则需迅速采取补救措施。
第三个支柱是市场对银行业的约束（市场纪律）。新框架第一次引入了市场约束机制，让市场力量来促使银行稳健、高效地经营以及保持充足的资本水平。新框架指出，稳健的、经营良好的银行可以以更为有利的价格和条件从投资者、债权人、存款人及其他交易对手那里获得资金，而风险程度高的银行在市场中则处于不利地位，它们必须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提供额外的担保或采取其他安全措施。市场的奖惩机制有利于促使银行更有效地分配资金和控制风险。新的巴塞尔协议要求市场对金融体系的安全进行监管，要求银行及时披露信息。加大透明度，也就是要求银行提供及时、可靠、全面、准确的信息，以便市场参与者据此做出判断。新框架指出，银行应及时公开披露包括资本结构、风险敞口、资本充足比率、对资本的内部评价机制以及风险管理战略等在内的信息，披露的频率为至少一年一次。
二、新巴塞尔协议的特点
新协议考虑到了银行业近年来的发展变革，特别是考虑了银行混业经营、资产证券化等新业务，新产品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在吸收多方意见后对1999年6月公布的原有框架进行修改后的结果。这表明，新协议广泛考虑了当今银行业发展的现状，具有一定的涵盖性。总体上看，新协议体现了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突破了传统银行业限制。新协议本身考虑到控股公司下的不同机构并表问题，在产品方面，涵盖了证券化资产和银行持有证券的资本要求，同时巴塞尔委员会也着手推动与保险业监管机构的合作，以进一步推动新规则的发展。新协议从机构和业务品种方面，推广了经典的最低资本比例的适用范围，这为银行业全能化发展环境下，金融业合并监管的形成确立了重要的政策基础。
2.更加灵活、更加动态化的规则。新协议允许银行实行内部评级方法，使新的监管规则有一定的灵活性，有利于吸收现代化大型银行管理风险的各种先进经验。新协议为了鼓励对支柱一所确立的资本要求方法进行更新，鼓励银行不断改进风险评估方法，不断发展更为精细的风险评估体系。同时，也鼓励银行在具备充分数据的条件下，采用高级的内部评级方法。新协议有利于促进现代银行业风险管理技术进步。
3.重视定性和定量的结合，定量的方面更加精细化。新协议以三大支柱构建新的政策架构，并强调三大支柱协调发展的必要性，是定量(资本计算)和定性(对监管过程、银行管理体制的要求和利用市场约束规则)方面的结合。众所周知，资本定量计算固然重要，但由于数据获取的困难和有些风险难以度量等原因，无法实现完全的计量化。因此，制度建设和过程控制是非常重要的补充。新规则对信息披露也同时强调定量和定性的要求。与1988年的政策框架相比，新协议定量计算更为精细。如内部评级方法中风险估测采用了借款人的违约概率(PD)、借款的特定违约损失(LGD)和违约风险暴露(EAD)等多种变量，银行的风险归并中考虑到各类风险的相关性，将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引入到银行风险测量中，这无疑更合乎实际情况。
三、金融危机中新巴塞尔协议暴露的问题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巴塞尔协议引发了三个效应：1、监管套利效应；2、系统风险增大 ；3、顺经济周期效应。
1、监管套利
监管套利是指大型金融机构利用不同监管机构制订的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监管规则或标准，选择金融监管相对宽松的市场展开经营活动，以此降低监管成本、规避管制和获取超额收益。造成监管套利的原因有：1）、分业多头的监管体系导致监管重叠和监管真空。多头监管格局使得美国的监管机构过于庞大、严重重叠．加上各监管机构权力分散而又缺乏协调，经常会导致监管当局的监管工作陷入“监管重叠”(regulatory duplication)和”监管真空”(regulatory gap)的困境中，从而为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行为提供了空间。2）、各国监管理念和监管文化的冲突导致监管差异。3）、金融中心之间的为吸引金融机构和国际资本而竞争，导致监管放松。
<新巴塞尔协议>为银行提供了测算信用风险的两种模式，标准法的弱点在于外部信用评级机构信息的不充分。而运用公司内部评级机制的问题在于：一是个别公司标准的过于灵活化 ；二是指导性 规则的缺失可能 导致监管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各金融机构 在缺乏统一标准指导的情况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对不同资产的不同风险度作出不够细致准确的内部评级，从而降低监管机构对银行风险的估量，加重了总经济风险。为防范监管资本套利，最重要的是使监管资本要求真正体现对风险的衡量，从根源上杜绝监管资本套利的动机，最终达到监管资本与经济资本统一。在监管真空的情形下．由于各监管机构均回避或遗漏监管．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从而为监管套利提供了机会。以投资银行为例，其相对于商业银行受到的监管要少得多：根据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分工 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负责监管投资银行．但只要求投行提供连续的年度财务报告，并且只监管其中的证券经纪业务，而不监管其他业务。另外．由于美联储(FED)负责监管银行控股公司和商业银行，而投资银行不在美联储的监管范围内。 而投资银行正是利用了这种监管真空．采取高杠杆、高盈利和自由扩张的发展模式，为次贷 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金融机构在面临多个监管机构的不同监管标准时，就很有可能通过“监管选购”(go regulator shopping)来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监管机构开展经营活动，从而实现监管套利。
2、系统风险增大
第一大支柱 (即监管资本)与第三支柱 (即市场约束)一起导致了各国金融市场同质性。 《新巴塞尔协议》强调对公司内部风管理系统的使用。监管资本的计量方式促使基相似历史数据和同一分析模式的银行，敏感于类型市场信息，形成同样的风险决策。而市场约束鼓励银行遵循同样的披露标准并相应地调整们的市场运作，促使银行面对相同的市场信息出相同的反应行为。另外，金融市场的同质性将加大市场对于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客观市场信息的应度。

现代货币危机理论的发展与比较

一、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假定政府为解决赤字问题会不顾外汇储备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央行为维持固定汇率制会无限制抛出外汇直至消耗殆尽。该理论的基础在于当经济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政府为维持内部均衡而采取的特定政策必然会导致外部均衡丧失，这一丧失的累积将持续消耗政府外汇，在临界点时，投机者的冲击将导致货币危机。
   该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基本面(economic fundamentals)决定了货币对外价值稳定与否，决定了货币危机是否会爆发、何时爆发。当一国的外汇储备不足以支撑其固定汇率长期稳定时，该国储备是可耗尽的，政府在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政府为维持内部均衡而干预外汇市场的必然结果是外汇影子汇率与目标汇率发生持续的偏差，而这为外汇投机者提供了牟取暴利的机会。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即一国固定汇率制面临的问题源于为弥补政府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而过度扩张的国内信贷。公共部门的赤字持续“货币化”，利息平价条件会诱使资本流出，导致本国外汇储备不断减少。在储备减少到某一个临界点，投资者出于规避资本损失(或是获得资本收益)的考虑，会向该国货币发起投机冲击。由于一国的外汇储备是可耗尽的，政府所剩余的外汇储备在极短的一段时间内将被投机者全部购入，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货币危机就此爆发。事实上，由于投机者的冲击，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的时间将早于政府主动放弃的时间，因此，社会成本会更大。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表明，投机冲击和汇率崩溃是微观投资者在经济基本面和汇率制度间存在矛盾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从该理论的模型分析中可以得出一些 政策主张。例如，通过监测一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可以对货币危机进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及时调整经济运行，避免货币危机的爆发或减轻其冲击强度。避免货币危机的有效方法是实施恰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保持经济基本面健康运行，从而维持民众对固定汇率制的信心。否则，投机活动将迫使政府放弃固定汇率制，调整政策，市场借此起到“惩罚”先前错误决策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资本管制将扭曲市场信号，应该予以放弃。

二、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一代货币危机的缺陷在于其理论假定与实际偏离太大，对政府在内、外均衡的取舍与政策制定问题论述上存在着很大的不足。而且经济基本面的稳定可能并不是维持汇率稳定的充分条件，单纯依靠基本经济变量来预测与解释危机，显得单薄。80年代中后期，经济学家开始从经济基本面没有出现持续恶化这一角度解释危机，并探讨货币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这就是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这一代理论有两个重要的假定：
1.在该理论中，政府是主动的行为主体，最大化其目标函数，汇率制度的放弃是央行在“维持”和“放弃”之间权衡之后作出的选择，不一定是储备耗尽之后的结果。政府出于一定的原因需要保卫固定汇率制，也会因某种原因弃守固定汇率制。当公众预期或怀疑政府将弃守固定汇率制时，保卫固定汇率制的成本将会大大增加。
2.引入博弈。在动态博奔过程中，央行和市场投资者的收益函数相互包合，双方均根据对方的行为或有关对方的信息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选择，而自身的这种修正又将影响对方的行为，因此经济可能存在一个循环过程，出现“多重均衡”。其特点在于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危机存在的可能性，即一国经济基本面可能比较好，但是其中某些经济变量并不是很理想，由于种种原因，公众发生观点、理念、信心上的偏差，公众信心不足通过市场机制扩散，导致市场共振，危机自动实现。所以，这类理论模型也被称为“自我实现式”危机模型。
   以0bstfeld为首的一些 学者在模型中仍然注重经济基本面，在其理论论述中勾勒出基本经济变量的中间地带。他们认为，在经济未进入该地带时，经济基本面决定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此时，危机完全不可能发生或必然发生；而当经济处于这一中间地带时，主导因素就变成投资者的主观预期，危机是否爆发就不是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所能解释的。该理论认为问题主要仍然在于内外均衡的矛盾，政府维持固定汇率制是有可能的，但是成本可能会很高，政府的愿望与公众的预期偏离越大，维持固定汇率制的成本越高。因此，当公众产生不利于政府的预期时，投机者的行为将导致公众丧失信心从而使政府对固定汇率制的保卫失败，危机将提前到来。该理论认为，从这一角度而言，投机者的行为是不公正的，特别是对东道国的公众来说，是不公正的、不道德的。
    除了这类主流理论外，另有少数学者认为货币危机可能根本不受经济基本面的影响，受冲击国家所出现的宏观经济的种种问题是投机行为带来的结果而非投机行为的原因。总的说来，这类文献对危机的解释一般从两个角度出发，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羊群行为和传染效应。
1.羊群行为(herding behavior)提出由于市场参与者在信息不对称下行为的非理性而使金融市场不完全有效(这是该理论与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以及第二代货币危机的主流理论的区别所在，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与第二代货币危机的主流理论均假定市场参与者拥有完全信息，从而金融市场是有效的)，花车效应(bandwagon effect)和市场的收益与惩罚的不对称容易
造成羊群行为。由于存在信息成本，投资者的行为建立在有限的信息基础上，投资者各有其信息优势，投资者对市场上的各种信息(包括谣言)的敏感度极高，任何
一个信号的出现都可能改变投资者的预期。花车效应会导致经济基本面可能并没有问题的经济遭受突然的货币冲击；同时，花车效应会人为地创造出热钱(hot money)，加剧危机。另外，市场收益和惩罚的不对称会造成投资基金代理人消权规避风险，市场的任何
风吹草动都有会导致羊群行为。政府在考虑是否保卫固定汇率制时应充分估计到这一点。
2.传染效应(contagion effect)主要从国家间的关联角度出发解释危机。由于全球一体化以及区域一体化的不断加强，特别是后者，因此区域内国家之间经济依存度逐渐增高，危机将首先在经济依存度高的国家之间扩散。一国发生货币危机会给出一定的市场信号，改变投资者对与其经济依存度高或者与其经济特征相类似国家的货币的信心，加大这些国家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甚至导致完全意义上的自我实现式危机的发生。经济学家认为，在金融市场中存在着市场操纵(market manipulation)。不论是在由理性预期导致的自我实现的危机或非理性的羊群行为造成的危机中，都存在着大投机者操纵市场从而获利的可能，大投机者利用羊群行为使热钱剧增，加速了危机的爆发，加剧了危机的深度与危害。
    概括起来，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注重危机的“自我实现”性质，该理论认为仅仅依靠稳健的国内经济政策是不足以抵御货币危机的，固定汇率制的先天不足使其易受投机冲击，选择固定汇率制，必须配之以资本管制或限制资本市场交易。

三、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
    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东南亚货币危机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Kaminsky认为就其本质而言，这并非一场“新”危机，原有的理论成果具有说服力。而另一些学者，例如克鲁格曼(Krugman)则认为这次货币危机在传染的广度与深度、转移及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与以往的货币危机均有显著的区别，原有的货币理论解释力不足，应有所突破。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因此产生。
    克鲁格曼认为，这次货币危机对于远在千里之外、彼此联系很少的经济都造成影响，因此多重均衡是存在的，某些经济对于公众的信心的敏感度很高，这些经济的货币危机可能由外部的与自己关联并不大的经济中发生的货币危机所带来的公众信心问题而诱发。东南亚经济经常账户逆转的原因主要在于危机中货币大幅度贬值和严重的经济衰退所带来的进口大量减少，因此，存在一个转移问题，这是为以往的货币危机理论所忽略的。在以往的货币危机理论中，模型的构造者将注意力放在投资行为而非实际经济上，单商品的假定中忽视了贸易和实际汇率变动的影响。因此，货币理论模型的中心应该讨论由于实际贬值或者是经济衰退所带来的经常账户逆转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资本流动逆转的需求问题。他认为，这场货币危机的关健问题并不是银行，而在于企业，本币贬值、高利率以及销售的下降恶化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削弱了企业财务状况，这一问题并非银行本身的问题。即使银行重组对金融状况大大恶化了的公司来说也是于事无补的。克鲁格曼在单商品的假定之下，建立了一个开放的小国经济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克鲁格曼增加了商品对进口商品的不完全替代性，分析了贸易及实际汇率汇率变动的影响与效应。总的说来，克鲁格曼在他的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中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1.克鲁格曼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提出了金融过度的概念(financial excess)，这一概念主要是针对金融中介机构而言的。在金融机构无法进入国际市场时，过度的投资需求并不导致大规模的过度投资，而是市场利率的升高。当金融机构可以自由进出国际金融市场，金融中介机构的道德冒险会转化成为证券金融资产和房地产的过度积累，这就是金融过度。金融过度加剧了一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当外部条件合适时，将导致泡沫破裂，发生危机。
    2.亲缘政治的存在增加了金融过度的程度。这些国家表面上健康的财政状况实际上有大量的隐合赤字存在：政府对与政客们有裙带关系的银行、企业提供各种隐性担保，增加了金融中介机构和企业道德冒险的可能性，它们的不良资产就反映政府的隐性财政赤字。东南亚国家持续了几十年的亲缘政治使国家经济在90年代大规模的对外借款中处于一种金融崩溃的风险之中，这种风险来自于他们采用的准固定汇率贬值的可能性。
   3.类似于东南亚的货币危机其关键在于企业，由于销售疲软、利息升高和本币贬值，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出现财务困难，这种困难限制了企业的投资行为。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出现的财务困难还包括了由前期资本流入所带来的实际汇率变化的影响。这一分析表面看是论述货币贬值对企业乃至整个实体经济的影响，实际上，在危机爆发前投资者的行为函数里可能已经包含了对这种变化的预期，这就加强了他们抛售本币的决心，这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