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版本特别复杂。因为曹雪芹一边写作，一边就以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作者不断修改，每次修改本又以抄本形式流传。但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乾隆十九至五十五年（1754—1790）主要是抄本流传阶段，乾隆五十五年以后是刻本流传阶段。抄本系统多附有脂砚斋、畸笏叟等人批语，故亦称“脂评本”或“脂本”。因最多为八十回，也可称八十回本。属于这个系统的本子，历年来不断有所发现，至今已有十多种。主要有：
甲戌（1754）本，即大兴县刘铨福藏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又称“脂残本”或 “脂铨本”。仅存十六回。它可能是根据一部比较接近原著的脂评本过录的；
己卯（1759）本，即清怡亲王府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又称“脂怡本”。今存四十二回又两个半回。这是较早的一个抄本，为第一次出现《红楼梦》为书名的本子。
庚辰（1760）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又称“脂京本”，书名亦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共七十八回，仅缺六十四、六十七两回，保存原文及脂批都比较多，是最完整的一个脂本。庚辰本与己卯本来源于同一祖本。
脂戚本，即有正书局于1912年石印戚蓼生序本，又称“有正本”。 戚蓼生为乾隆三十四（1769）年进士，此本抄录时间当在此前后。其余脂本所缺之六十四、六十七两回及二十二回尾处，此本均已补齐。是脂本中保存最为完整最早付印的脂本。不过抄录有改动失真之处。
脂稿本，即乾隆抄本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稿》，前八十回系根据脂本，后四十回系高鹗等修补过程中的一次改本，是研究《红楼梦》成书、特别是后四十回修补过程的重要资料。
脂晋本，旧称甲辰（1784）本，山西发现的梦觉主人序本，存八十回。书名第一次正式题为《红楼梦》，此后《石头记》书名逐渐为《红楼梦》所代替。这个抄本正文删改过多，出现大量异文，脂批被大量删削。
《红楼梦》另一个版本系统为刻本系统。因有程伟元序，亦称程本、高本、程高本，均为百二十回，又称百二十回本。包括：
程甲本，乾隆五十六年（1790）北京萃文书局活字排印本，前有程伟元序、高鹗序。
程乙本，乾隆五十七年（1791）程、高二人对甲本作了一些“补遗订讹”、“略为修辑”的工作，重新排印。两次排印相隔仅七十天，但原文被增改了二万一千五百多字，更加拉大了与原作的距离。程乙本的刊行，结束了《红楼梦》的传抄时代，使《红楼梦》得到了广泛传播。
2．《红楼梦》的思想内容
《红楼梦》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为中心，写出了当时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贵族大家庭的兴衰变化，写出了以贾宝玉和一群红楼女子为中心的许多人物的悲剧命运，她们所代表的青春、爱情和生命之美及这种美的被毁灭，反映了具有一定觉醒意识的青年男女在封建体制和封建家长遏制下的历史宿命，写出了耽溺痛苦的人生真相和希求解脱的共同向往，写出了矛盾的感情世界和真实的人生体验。（因论述较多，在此不缀）
3．《红楼梦》的人物塑造
《红楼梦》在艺术表现方面也是我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它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塑造出一批有血有肉的个性化的人物形象上，不仅描写人物的数量众多，而且许多人物形象无不具有高度的复杂性、鲜明的个性和充分的真实性。
曹雪芹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打破了传统小说中常见的人物善恶好坏往往固定不变、单纯鲜明、人物性格类型化的做法。他不是从道德评判和主观喜爱的角度来把握人物形象塑造，而是根据人物性格的本身逻辑发展去展示人物形象。他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无疑是有爱憎的，但他从来不是“爱之欲之生，恶之欲其死”，不美化，不溢恶，对肯定性的人物，肯定中有否定；对否定性人物，否定中有肯定。甚至可以这样说，曹雪芹对他基本否定的人物，总是极力写出他们的优点来；对他基本肯定的人物，总是极力写出他们的缺陷和不足。如对他肯定的人物贾宝玉，并不讳饰其作为贵公子的陋习和劣根性；对他心爱林黛玉，却处处表现她的敏感、尖刻、小心眼。而对像呆霸王薛蟠这样被基本否定的人物，作者也发掘出他身上的豪爽、有人情味的长处。在小说史上，关于林黛玉和薛宝钗之间孰优孰劣一直众说纷纭，争吵不断，更难下断语，这大概也是曹雪芹刻画人物形象最成功的表现吧。
曹雪芹善于将不同人物，特别是关系亲密、互相接近的人物进行复杂性格之间的全面对照，使他们个性的独特性在对比中凸现出来。如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四姊妹，她们出身、门第、环境、教养大体相同，而她们的个性、才能、遭遇、归宿却大不相同。又如尤二姐和尤三姐两个亲姐妹，一个善良懦弱，一个豪爽泼辣。又如林黛玉和妙玉都孤高自许，但黛玉执着现实，孤高中包含着天真和热情，而妙玉企图超尘脱俗，在冷漠中又有点矫揉。为了突出主要任务的独特性格，作者还采用了类似衬托的所谓影子描写术。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的幻设，实际上就是写各种人物类型在另一个品位层次的影子。晴雯和袭人是黛、钗的影子，她们与黛、钗在精神气质上有近似的一面，但在表现方式和遭际命运上又有不同和互补的一面。
《红楼梦》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不是通过惊险的故事情节作粗线条的勾勒，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精雕细凿地刻画人物。如通过周瑞家的送宫花、雪燕送手炉等生活细节把林黛玉的敏感、尖酸的“小性儿”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还通过景物描写衬托人物性格，如林黛玉所住的潇湘馆的环境，“凤尾森森，龙吟细细”，“湘帘垂地，悄无人声”，周围的一草一木，都仿佛蕴含着这个孤女的幽怨和哀愁；薛宝钗住的蘅芜院朴素淡雅的环境与她的“藏愚守拙”的“冷美人”性格非常协调。探春房中摆设着大案、大鼎、大盘、宝砚，墙上挂着米芾的烟雨图，处处显得开阔、爽朗，表现了主人公不同凡俗的生活情趣和性格特征。
《红楼梦》完全改变了古代小说人物类型化、绝对化的描写，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如对王熙凤的刻画，曹雪芹把她放在广阔的社会联系中，从各个生活侧面给予反复渲染，随着情节的发展，构成她性格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完整性高度统一的性格整体，达到了典型化的程度。
为了使日常生活描写能够更深刻、更全面地塑造人物典型，曹雪芹还十分注重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写出人物心灵深处情感因素与理性因素的真实搏斗。如薛宝钗一方面想把自己塑造成符合礼教和社会标准的淑女形象，这是她真实的社会欲求，但是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她不能摆脱生命赋予的本性。于是了；两种欲求便在心灵深处发生冲突：一方面，作为少女，面对神采飘逸的富贵公子贾宝玉，产生爱慕之情是自然的，另一方面，她又用理性原则掩埋自己的心迹，如对宝玉挨打后的探望，就形象地反映了她感情与理性的内在冲突和微妙的表现。曹雪芹善于表现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动，如对宝玉与黛玉之间的爱情，可谓心心相印，刻骨铭心。然而，他们却爱得那样痛苦，那样哀怨：欲得真心，却瞒起真心，以假意试探，结果求近之心，反成疏远之意，求爱之意，反成生怨之因。作品通过宝、黛之间时好时坏、恩恩怨怨的纠葛描写，把他们微妙的心理可换得十分真切、感人。
《红楼梦》中的诗词也一反过去小说中游离于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之外的做法，成为作品有机结构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小说中的诗词大都符合人物性格，成为塑造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一个重要手段。如同写“柳絮词”， 薛宝钗写得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跃跃欲试的雄心，而林黛玉则表现了“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不管，凭尔去，忍淹留”的悲哀。贾宝玉的“题对额”和《芙蓉诔》，前者表现了他的才华出众，不同流俗，后者则表现出他的极度悲愤和哀伤。这些诗词与整个情节溶为一体，与人物性格紧密关联，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推陈出新。
四、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伴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以及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宣传的加强，西方新的文化、文学思想的输入，晚清后期成为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严复等人为了宣传改革维新思想，开启民智，把小说当作了有力的武器，他们利用小说通俗易懂、受人喜爱的特点，主张对传统的小说进行改造，引进欧美、日本等国的翻译的政治、社会等“新小说”，进行启蒙思想的宣传和对广大民众的教育。在梁启超等人发动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和带动下，小说的文学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再加上近代印刷技术的巨大进步和大量新型文化出版机构、近代化的报刊业的急遽发展，小说创作与翻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经过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失败，八国联军侵华这一系列巨大的变故，古老的中国滑到了亡国的边缘，国人对清政府也完全丧失了信心。同时，清政府苟延残喘，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大大降低，许多作家躲进上海等城市的外国租界中，创作了大量抨击政府腐败无能、揭露官场丑恶窳败、诅咒世风浇薄阴险等类的小说。这类小说往往写得很尖锐，竭尽嘲讽、攻击之全力，但由于作者迎合读者求一时之快的心理，创作上“笔无藏锋”，用极度的夸张甚至漫画化的方法来代替真实人物形象的塑造，以致于流于轻薄浮露而缺乏深度，不少作品在结构上采用了《儒林外史》那种若断若续的写法，“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行列而去，事与其来俱来，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前后雷同，显得臃肿、拖沓。
这个时期的小说，写得较好、影响较大的是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这四部小说被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李伯元少有才名，擅长诗赋和八股文，曾以第一名考取秀才，但始终未能取得举人的功名，因而对社会抱有不满。三十岁时来到上海，创办了多种小报，刊登了许多游戏文字，影响很大，同时，他又创作了不少小说，如《文明小史》、《活地狱》等，还有弹词和其它杂著多种。《官场现形记》是李伯元的代表作，也是谴责小说的代表作。 小说所揭露的不是个别贪官污吏的“现形”，而是整个政治体制的无可救药的腐朽。上至王公大臣、亲信宦官、督抚藩臬，直到府州道县诸官吏，包括佐杂、书吏、戈什，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利欲熏心，卑劣透顶，他们卖官鬻爵，贪赃枉法，吞没赈款、贩卖人口，勒索诓骗，无恶不作。无止境的贪污必然带来了道德败坏，纲纪沦丧。居上位者，只知珠玉妖姬，升官发财，所谓政绩，无外乎是祸国殃民；在下者则巧于逢迎，吮痈舔痔，奴颜媚骨成为做官第一要诀。综观全书，人性的堕落与异化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晚清官场丑态百出，“妖魔鬼怪，一齐都有”，作家直斥为“畜生的世界”。这样的描写固然可以使厌恶清政府的读者感到痛快，但社会的复杂性、人性的复杂性就被处理得简单化了。这样的小说很难说有什么文学价值；以揭发隐私为快，写坏人必然要坏到极底，这对后来的小说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在艺术上，《官场现形记》受《儒林外史》影响较大。全书结构也“与《儒林外史》略同”，由许多短篇故事连缀而成，每一个故事都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虽不免松散枝蔓，然亦适应敏感反映广阔的社会人生的需要。白描传神，是其长处，有些情节的描写也很生动。但更多的地方则夸张失实，溢恶违真。正如鲁迅所说：“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中国小说史略》）
吴趼人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十七八岁就跑到上海来谋生，常为报纸撰文，后与人合办《月月小说》杂志，并自任主笔。所作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为有名。这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全书以主人公九死一生二十年间“目睹”之种种“怪现状”，反映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前后到二十世纪初期的社会现实。作者在第二回云：“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所表现的宗旨大致与《官场现形记》相同。除揭露官场人物以外，小说还写到了洋场、商场以及其它三教九流的角色，所涉及的社会范围要比《官场现形记》大。小说也反映了作家追求与幻灭的心史历程。书中着意推出几个正面人物，如吴继之、九死一生、文述农、蔡侣笙等，正直、有才而又恪守传统旧道德，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寄托着作家的理想和追求。但他们根本无法同整个社会邪恶相比，最后一个个都归于失败的结局，也使全书笼罩上一层愤慨忧郁、低沉悲伤的情调。这部小说在结构方面，也是以单篇的故事串联，但始终以“九死一生”二十年间的见闻贯穿始终，加强了情节的整体感。全书以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在小说史上别开生面，为过去的长篇小说所未见。这可能是接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缺点是题材缺乏剪裁，情节缺乏提炼，转述故事太多，搜奇猎异，连篇话柄，人物形象单薄。
刘鹗出身于官僚家庭，即受过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又对“西学”感兴趣，懂得数学、水利、医学，当过医生和商人，均不得意。后因在河南巡抚吴大澂门下协助治理黄河有功，官至知府，但他将其转让给弟弟。他的思想与洋务派接近，曾帮助张之洞筹办洋务，自己也从事过铁路、开矿、运输等洋务实业活动，因而被一些人骂为汉奸。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他从俄军手中贱价购买太仓粮以赈济饥民，光绪三十四年却被劾“私售仓粟”罪谪徙新疆，次年病死。《老残游记》是在事业屡受挫折、饱尝忧患之余而创作的。首回用象征手法描写的在洪波巨浪中行将沉没的大船，就是作者对中国现状的揭示。他立志要补中国社会之“残”。在小说中，刘鹗认为中国的危机并不是船上掌舵管帆的人出了问题，而是船上乘客中鼓动造反的人，也就是“北拳（即义和团）南革（即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为国家之祸害。他认为能够挽救中国危机的，并不是需要更换船上掌舵管帆的人，而是送一只最准的外国罗盘给他们，他们就可以走一条好的路线，实际上提出了依靠封建官僚实行仁政、采纳洋务派主张以挽救危亡的路线。而刘鹗也认识到这种改革的必定会受到阻力，而这种阻力又主要来自自诩方正而顽冥不化的守旧派。与一般的谴责小说不同，刘鹗揭露官僚的罪恶，主要对象是“清官”。小说中成功塑造了两个“清廉得格登登的”酷吏典型——玉贤和刚弼。他们的“清官”、“能吏”的美誉，是以残酷暴虐换来的，小说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杀民如杀贼”、“血染顶珠红”的鲜血淋林的画面。作者深刻地揭示了这些酷吏可怕的精神世界，掩盖在清廉之下的是无比冷酷残忍与比贪黩更大的贪欲。小说揭露了封建政治中一种特殊的丑恶现象，确实是有见地的。但在具体描写中，由于作者个人的感慨，也有夸张失实的毛病。《老残游记》的语言清新流畅，富有韵味，写景自然逼真，如写大明湖的风景、桃花山的月夜、黄河的冰雪等，都可以当作优秀的散文来读。书中写明湖居白妞说书，精彩绝伦，妙譬连珠，脍炙人口。另外，小说视角也由传统的全知叙事转为第三人称限制叙事，体现出我国小说由叙事型向描写型转变的特点。作品中对人物心理的分析刻画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曾朴的《孽海花》是一部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小说。曾朴曾中过举人，又在同文馆学法文，对西方文化尤其是法国文学有较深的了解，翻译过雨果等人的作品。参加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的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后进入政界，做过江苏财政厅长。一九二七年以后主要在上海从事书刊出版方面的文化活动。《孽海花》以曾出使俄、德、荷、奥等国大臣金雯青和妓女傅彩云的故事为线索，描写了同治初年到戊戌变法前夕这三十年清王朝在政治、外交及社会各方面的动荡情况，具有历史小说的厚重内涵，从中法、中日战争，清流党的锋锐，公羊学的勃起，到帝、后的失和，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活跃，还有柏林、圣彼得堡的风云，这些历史的洪波巨流都在小说中得到了描绘。小说中的人物大都以现实人物为原型，作者原本要表现的是“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中的“文化的推移”、“政治的变动”等种种现象，使之“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曾朴《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由于全书并未完成，加之作者有些庸俗趣味，小说未能达到这样的目的。书中尽管也有不少简单地暴露官场丑恶乃至个人隐私的内容，但并不全然在此，作者还是注意到了社会生活的宽广面。《孽海花》在结构上刻意经营，它虽以状元金雯青和妓女傅彩云的故事为全书线索，串联其他人物的活动，既受了《儒林外史》等小说的影响，又有所突破，它不是单线发展而是蟠曲回旋，时收时放，东西交错而又围绕中心，为“珠花式”的结构艺术。这同作者熟悉西洋小说大约不无关系。曾朴出身名门，一生交游极广，他写清末士大夫生活正是得心应手，作者描绘这些人物的面貌，包括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精神状态，都有不少精到的地方。特别是反映那些上层文人在国家危亡之际犹在争名夺利，风雅自赏，而全无救亡图治的热情和才能这一点上，小说是比较成功的。对妓女傅彩云的塑造是曾朴精心雕琢的，写出了她既温顺又泼辣，既多情又放荡，有一种在其特殊生涯中形成的个性，较为成功。不过，作为全书主人公的金雯青和傅彩云并不处在清末历史的中心，这和作者立意要写一部政治历史小说的宗旨有矛盾。这种矛盾的造成，主要也是因为迎合读者趣味。文人和妓女所谓“浪漫”生活，和权势人物的政治生活及琐闻逸事，是市井社会最感兴趣的东西，而《孽海花》正是把这几种内容捏合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说是狎妓小说与谴责小说的合流。
第六章  清代戏曲
1．李玉和苏州剧作家群
在明末清初的剧作家中，创作剧作数量最多、创作质量最高，当推苏州派作家群的代表人物李玉。李玉，字玄玉，一作元玉，号苏门啸侣，又号一笠庵主人，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他大约生活在明代万历二十四年（1596）至清代康熙十五年（1676）年之间，生平事迹由于缺乏资料记载，我们今天所知不多。但在李玉同时代的吴伟业等人为他作品所作的序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李玉生平的一些情况。吴伟业在《北词广正谱序》中说：“李子元玉，好奇学古士也。其才足以上下千载，其学足以囊括艺林，而连厄于有司，晚几得之，仍中副车。甲申以后，绝意仕进。”从这则材料中我们可以知道李玉在明代崇祯年间曾参加过科举考试，考中副榜举人，但不久即遇到了甲申之变，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而死。明朝灭亡之后，李玉致力于戏曲创作。据焦循《剧说》卷四说：“元玉系申相国（即申时行，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家人，为孙（当为申）公子所抑，不得应科试，因著传奇以抒其愤，而‘一、人、永、占’尤盛传于时。其《一捧雪》极为奴婢吐气，而开首即云：‘裘马豪华，耻争呼贵家子’，意固有在也！”有人根据焦循的这则记载和申时行在罢相家居时蓄有戏班的事实，就推断李玉是申时行的家人，这未免有牵强之嫌，但李玉出身比较低微，与申时行家有某些关系倒不是不可能的。李玉是明末清初创作最多，影响最大的戏曲作家之一，所作传奇作品数目各书著录不一。一般认为，李玉创作的传奇约三十三种，现存《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清忠谱》、《麒麟阁》等十八种。还有一些散佚的作品。
李玉所生活的苏州，是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城市经济十分繁荣，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思潮都在苏州有所反应，特别是在明末社会大动荡的时代里，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常在这里最尖锐地爆发出来。明末苏州城就曾多次爆发反税监、反暴政的市民运动。清兵南下时，苏州等地的反抗最为坚强，遭受的屠杀也最为惨酷。李玉生活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他大量的作品都反映了这个特定时代的生活画面。
李玉的戏曲创作，所选取的题材非常广泛。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跳出了前期土大夫作家集中注意于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题材范围，更多地取材于时事和近世的史事，积极反映市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斗争，他的大部分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鲜明的艺术风格。在他的影响下，许多苏州戏曲作家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形成了一个独具风格的戏曲流派。在李玉周围，聚集着朱佐朝、毕魏、叶时章、张大复、朱云从、薛既扬、陈二白、陈子玉等作家，他们大多为比较接近市民社会的知识分子，常常相互合作。由于他们的思想倾向与艺术风格有许多相同之处，被人们称之为“苏州派戏曲作家群”。
《清忠谱》是李玉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写明末东林党人周顺昌在苏州同阉党魏忠贤斗争，被逮下狱；市民颜佩韦等人率众大闹府衙，要求释放周顺昌。后来周顺昌被解往北京，仍大骂魏忠贤，死于狱中，颜佩韦等人也被杀害。剧本以周顺昌及颜佩韦等五人被平反雪冤而结束。《清忠谱》反映了明代天启年间阉党魏忠贤及其爪牙迫害东林党人的残酷史实。魏忠贤在明熹宗时把持朝政，实行恐怖的厂卫特务统治。东林党是明代进步的政治团体，他们在东林书院讲学，讽刺朝政，评论人物，反对宦官专政，主张改革吏治。他们对阉党的斗争，得到了市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天启六年（1626）三月，魏忠贤派厂卫缇骑到苏州去逮捕周顺昌时，市民颜佩韦等聚众万余，至府衙请愿，要求释放周顺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市民暴动。事后，为首的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五人被害，周顺昌也被暗害于京城狱中。及至明思宗即位，魏忠贤被黜，惨死诸人才得以昭雪，并表彰周顺昌等人“清忠风世”。苏州人民感五人之义，拆毁魏忠贤爪牙为其立的生祠，在此址上将五人合葬以作永久的纪念。这就是李玉创作《清忠谱》的真实的历史背景。李玉生活在这个时代，身历阉党乱政和税监横行的祸害，亲身经历了苏州市民的这次暴动，一些细关末节，他都很熟悉，并且还采访了事后的民间传说。他编写这个剧本，收集的材料极为完备。无名氏《曲海总目提要》卷十九说《清忠谱》“所写俱实事，犹足补史传之阙”。吴伟业《清忠谱序》也提出：“逆案既布，以公事（指周顺昌事）填传奇者数家，李子玄玉所作《清忠谱》最晚出。独以文肃（指另一东林党人士文震孟）与公相映发，而事俱按实，其言亦雅驯。虽云慎词，目之信史可也。”
《清忠谱》成功地塑造了两个生动的正面人物形象，一个是东林党人周顺昌，另一个是市民英雄颜佩韦。周顺昌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主要人物，在他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东林党人嫉恶如仇、刚正不阿、节操清廉、无私无畏的优秀品德。在剧中，周顺昌的学生、吴县的县官陈文瑞来谒见他时，他只能以白酒和生腐来招待他。陈文瑞问他为何不生火取暖时，他却借题发挥地说：“我一介寒儒，十年清宦，这几根穷骨头，是冻惯的，何借炎威薰灼！”。
魏大中因弹劾魏忠贤被阉党逮捕时，路过吴门，“多少同年好友，无不避祸深藏”，而他却“不以生死介意”，斥控校尉，拦舟探访，并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魏大中之孙，痛骂魏忠贤。当阉党在苏州为魏忠贤建造的生祠落成时，阉党走卒前往叩贺，他又只身前往，历数魏忠贤罪状，痛骂魏忠贤。《就逮》一场，突出地表现了他视死如归、从容赴难的壮举。他说“若是一步回头品便低”。他在被捕入狱后，受尽严刑拷打，但仍不屈服。魏忠贤亲自审问，他在公堂上怒骂魏忠贤，一脚踢翻了公案，用枷击打阉党爪牙。在牙齿被敲掉后，他还用血水喷唾奸臣脸面。在最后被魏忠贤派人勒死时，他仍发誓说：“魏忠贤！魏忠贤！你要我死么？我周顺昌生不杀汝，死作厉鬼击杀奸贼便了！”周顺昌被塑造成了一个以身许国，置生死于度外，嫉恶如仇，坚贞不屈的“忠臣”形象，在他的身上，概括了以明代英宗正统以来许多与宦党邪派进行政治斗争的正直官员形象，也表现了人民对忠臣和清官的敬重与热爱。
如果说周顺昌同魏忠贤及其党羽爪牙的斗争仍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忠奸斗争的话，那么，对颜佩韦等五人同阉党斗争的描写，则更充分地体现出剧作的时代特色。李玉描写了市民阶层的英勇斗争，塑造了市民英雄颜佩韦的形象，歌颂了他为正义而献身的侠义精神。颜佩韦是一个“不贪过多钱财，也不恋如花美色，单只是见弱兴怀”的侠义英雄。当他听说阉党特务来苏州抓捕周顺昌时，便想到“与魏家作对的”“都是好乡宦”，就派弟兄马杰、沈扬分头在苏州阊胥两门拉人人城，率领市民包围官衙，格杀旗尉。斗争之后，阉党密拿了他的弟兄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他得知情况，亲自到官府投案，想用自己的性命来拯救他们的性命。当他和他的弟兄们被当作“乱民”被处斩时，他想到的只是没有打败阉党，没有能救得清官，唯独没有想到自己的生死。他们死后的阴魂仍念念不忘这场深仇大恨，为了报仇雪恨，他们要化作厉鬼去北京击杀魏忠贤，继续进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