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清忠谱》的一个伟大成就，在于他看到了市民的巨大社会力量，在戏曲舞台上塑造了颜佩韦等五个市民形象，尽管他们的形象没有占主要的篇幅，但作者正面肯定了这场市民运动，反映了那个时代市民阶层已逐渐壮大，走上了历史舞台的社会现实。在舞台上直接反映当时的市民运动，这也是戏曲的崭新题材，在李玉之前的剧作中是没有出现过的。
李玉创作《清忠谱》，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清忠谱》对题材的处理是非常巧妙的，在东林党与魏党集团的斗争中，作者选择了最有典型意义的周顺昌被害作为主线，以市民群众的抗暴作为副线，其中突出了颜佩韦五人的慷慨就义。作者在依据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也对某些素材进行了艺术的加工，他善于把人物放在矛盾斗争中刻画其性格，周顺昌与颜佩韦的性格就是在他们与阉党的矛盾冲突中得到表现的。
李玉是熟悉舞台艺术的，作为一个职业或半职业的剧作家，他的创作都能适应舞台的演出要求，又能顾及到观众的欣赏特点。他剧作的篇幅都不长，每本大约三十出左右，结构紧凑，较少冗长散漫的毛病。他重视道白，追求戏曲的语言可歌、可读、可解。明代冯梦龙在《墨憨斋重订永团圆叙》中说：“一笠庵颖资巧思，善于布景，……初编《人兽关》盛行，优人每获异稿，竞购新剧，甫属稿，便以攘去。”清代钱谦益《眉山秀题词》也称赞说：“元玉言词满天下，每一纸落，鸡林好事者争被管弦。”李玉剧作是直接为戏班的上演而创作的，因此传唱极盛。《清忠谱》中的《义愤》、《闹诏》等折，长期盛行于舞台，洋溢着永久的生命力。
2．《长生殿》
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是古代文学中一个著名的题材，以这个故事为内容的作品很多，比较著名的有白居易的诗《长恨歌》、陈鸿的传奇小说《长恨取传》、宋代乐史笔记小说《杨太真外传》、元代诸宫调《天宝遗事》、白朴的《梧桐雨》杂剧、明代吴世美的传奇《惊鸿记》、清代洪升的《长生殿》传奇等。其中，以《长生殿》的成就最大。
洪升创作《长生殿》时，李隆基与杨贵妃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洪升为什么还要选取这个题材，先写《沉香亭》，再改成《舞霓裳》，最后三易其稿而创作出《长生殿》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洪升的生平和思想中寻找到一些答案：
洪升（1645—1704），字肪思，号稗畦，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他出生之际，正是清兵人关第二年、大举攻克江南城池之时，他的母亲在逃难的途中把他生了下来。从他的出生，直到青壮年，正是民族斗争非常激烈的时代。洪升从小得到了很好的教育，出名也早，但他求取功名并不顺利，加上“家难”与他性格的疏狂孤傲，不顺时趋，在京城十多年，一直没有得到一官半职，穷愁无计，以至卖文度日。这不能不引起他对现实的不满与牢骚。洪升的启蒙老师陆繁诏是明亡时尽忠自刎的杭州知府陆培的儿子，很有民族气节，经常在他面前流露怀念明室的情绪。这对洪升创作《长生殿》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作不时也流露出兴亡之感。当然，洪升本人和那些亲历了朱明王朝覆灭的遗民毕竟是不同的，那种抚今追昔的盛衰之思虽间有流露，但他主要的还是对个人身世沦落和怀才不遇的感叹，表现出了比较强烈的功名欲望。在创作《长生殿》之前，洪升先以同一题材写了“偶感李白之遇”的《沉香亭》传奇，进京之后又改为“李泌辅肃宗中兴”的《舞霓裳》。这正是洪升早期思想在创作上的反映。但是，随着生活一再艰辛，功名追求一再挫折，父亲受到清政府的迫害，洪升对社会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深人。他的创作视野，也逐渐超出了个人身世的范围，涉及到国家兴亡、社会矛盾、历史变迁等现实政治的领域中来了。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将《舞霓裳》再改为《长生殿》，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突出了这部作品的社会政治意义。作品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腐败以及宫廷的政治斗争，谴责了李、杨爱情给社会、政治所带来的灾难，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借天宝遗事，缀成此剧……然而乐极哀来，垂戒来世，意即寓焉”（洪升《长生殿自序》）。这部作品确实起到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作用。
另一方面，洪升同样继承了从《长恨歌》到《梧桐雨》歌颂李、杨爱情的思想，在批判他们荒淫误国的同时，又借李、杨的爱情表现，歌颂洪升心目中生死不渝的爱情。因而，《长生殿》的创作意图有了很明显的两个侧面：一是歌颂李、杨的爱情，另一方面又批判这种“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长生殿例言》）的爱情给政治、国家和人民以及李、杨爱情本身所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
在剧本中，我们可看出《长生殿》的前半部从《定情》到《舞盘》，描写了李隆基对杨贵妃的宠幸；剧本的后半部分，洪升几乎用了大半的篇幅，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竭力描写杨玉环死后，李、杨两人无限悔恨和刻骨相思，对他们爱情加以理想化，甚至让他们在月宫里团圆，不再分离，以实现他们“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誓言。
作为一位伟大的作家，洪升是不甘心仅仅单纯地歌颂李、杨爱情的，而是有意识地将他们的爱情同国家兴亡紧密地联系了起来。李隆基宠幸贵妃，恣肆纵欲，“愿此生终老温柔，白云不羡仙乡”，把朝政抛到九霄云外。贵妃之兄杨国忠因贵妃而“中书独坐揽朝纲，看炙手威风赫恒”，纳贿招权，穷奢极欲。在昏君奸臣的统治下，朝纲松弛，生灵涂炭，安史之乱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了。
《长生殿》还用了许多笔墨将李、杨醉生梦死的爱情生活同人民群众的苦难直接联系起来，直接对他们进行鞭挞。剧中第十六出《舞盘》，写杨玉环生日宴会，李隆基特谕四川、海南等地飞驰进贡荔枝。而在这之前的《进果》一出，却写了进贡荔枝的使臣快马踏坏庄稼、踩死民众的血淋淋场面。作者写了宫廷无休止的淫乐与民间无休止的痛苦，并将两者放在一起进行对照，正说明了所谓帝妃生死不渝的爱情，对广大人民来说真正是一场灾难。安史之乱的发生，表面上说是“杨国忠弄权，激成变乱”（《长生殿•埋玉》），实质上是“当日天子宠爱了贵妃，朝欢暮乐”，“驰了朝纲”、“误任边将，委政权奸”，“致使渔阳兵起”，“庙谟颠倒，四海动摇”（《弹词》）。这是作者借剧中人李龟年为这段历史所作的精辟总结，也是洪升创作此剧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在这部作品的后半部分《骂贼》、《弹词》等出中，洪升借古喻今，借题发挥地抒发了民族的兴亡之感，表述了他们对“新朝”和“反面事新贼”的卖国投敌者的刻骨仇恨；在《剿寇》、《收京》等有关李唐复国、安禄山失败的关目穿插中，又寄托了汉族人民复国雪耻的爱国思想。洪升借乐工雷海青痛骂投降安禄山的李隆基朝的文武大臣“一个个贪生怕死，背义忘恩，争去投降不迭。只图安乐一时，不顾骂名千古”。“平日价张着口将忠孝谈，到临危翻着脸把富贵贪。早一齐儿摇尾受新街，把一个君亲仇敌当作恩人感。”在《弹词》中，作者又借老乐工李龟年的弹唱，感慨道：“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大古里凄凉满眼对。我只待拨繁弦传幽怨，翻别调写愁烦，慢慢的把天宝当年遗事弹。”在清朝专制统治下，洪升敢于用戏曲来“借他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表达他深沉的民族情感和对清朝统治的不满，这无疑是颇具胆识的。
《长生殿》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在清代一直称雄于剧坛。作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来源芜杂的历史素材进行了必要的取舍与剪裁，再加以艺术的概括、集中和虚构，在情节设计、结构安排、人物刻画、戏曲语言、舞台演唱等方面都具有出色的成就。例如，对杨玉环的描写，作者抓住了她作为帝王宠妃的性格的两个方面，刻画她既骄纵、悍妒和慧黠，又温柔、软弱和痴情的形象特征，把她塑造的有血有肉，充满个性。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洪升确实有着高超的水平，《长生殿》中的主要人物，无不具有鲜明、生动的性格特征：李隆基的风流多情，昏庸自满；杨国忠的奸诈，安禄山的狡黠，郭子仪的忠直，雷海青的义烈，以及郭从谨的练达，李龟年的持重，甚至出场不多的三国夫人的世故与轻浮，无不清晰可见，听其音，即如睹其人。
《长生殿》的戏曲语言也历来为人称道。洪升既注意到了人物语言性格化的特征，又不忘戏曲语言的动作性。语言绚丽、清新、典雅，符合音律的要求。在舞台演出上，李、杨爱情线索与安史之乱两条线索条理分明，相互交叉，既照顾了演员演出时的劳逸相均，排场的冷热调剂，又在客观效果上达到了相互对比、烘托的作用。优美的唱词和考究的宫调音律，使这部作品无论是在舞台上演出或是堂会清唱，都具有很强的音乐感染力。康熙年间，民间谚语有“家家收输起，户户不提防”。前一句是李玉《千忠戮》一剧《惨睹》出第一支曲[倾杯玉芙蓉]的首句：“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不提防”则是《长生殿•弹词》第一支曲子[一枝花]的首句：“不提防余年值乱离。”一直到今天，《长生殿》还有许多曲目，如《定情》、《惊变》、《疑谶》、《偷曲》、《絮阁》、《骂贼》、《闻铃》、《哭像》、《弹词》等折，仍是我国昆曲的保留节目。
3．《桃花扇》
《桃花扇》被称为古代戏曲的压轴戏，它的作者是戏曲史上“南洪北孔”的孔尚任。
孔尚任，号东塘，又称云亭山人，生于顺治五年（1648），卒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山东曲阜人，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年轻时，孔尚任在家乡读书，同时也在着手进行材料的搜集，准备写一部反映南明王朝灭亡的戏曲。他曾为南巡时的康熙皇帝导游曲阜，讲解《大学》，被善于笼络人心的康熙 “不拘定例”地授为国子监博士。孔尚任对康熙怀着肝脑图报的心情在三十七岁的年初，便到京城走马上任去了。然而，孔尚任并没有得到康熙的重用。几年后，他被派往江苏沿海一带督浚海口。这是一件苦差事，收人亦低，孔尚任除接触了一点下层社会的疾苦外，几乎一无所获。不过，他此间的足迹踏遍了扬州、南京等地，这一带正是当年南明王朝的根据地。他凭吊了梅花岭、秦淮河、燕子矶、明故宫、明孝陵等古迹，结识了冒辟疆、邓孝威、石涛等明末遗老，在栖霞山白云庵拜访了后来被他写到剧中的道士张瑶星。在剧中喝醒了男女主人公侯方域与李香君、并使他们双双入道的张道士，同样也对孔尚任讲了不少劝他出家“入道”的话，引得孔尚任涕泗满襟，也引起了他对这位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明代遗老的极大敬意。这番游历，对他创作《桃花扇》是极其珍贵的。
四年治水，孔尚任对当年受到康熙垂青而希望图报的炽烈情感冷却下来了。回到京城，他仍在国子监，过着冷静、无聊、枯涩的生活。1695年，孔尚任迁户部主事，职务是至台泉局监铸钱币。这时，他再一次地流露了怀才不遇的寂寞心情，他对康熙的好感已完全被权贵的压抑与民族歧视代替了。1699年6月，作者苦心经营了十三年、三易其稿的《桃花扇》传奇脱稿，并引起了轰动。次年三月初，孔尚任升为户部广东司员外郎，然而三月中旬，他却因“疑案”被摘掉官印。罢官后，孔尚任返回曲阜老家，并于1718年春去世。
《桃花扇》是一部反映南明弘光王朝覆灭的历史剧。剧作长达四十出，几乎概括了从明代崇祯灭亡前夕的1643年至弘光灭亡的1645年间发生在以南京为中心的政治舞台上的所有重大的政治、军事斗争。上场的二十多个有名字的角色，全是历史上的真人。作为历史剧，《桃花扇》结构之宏伟、人员之复杂、场面转化之繁众，在它以前的中国戏曲史中是不多见的。
《桃花扇》写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在南京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相恋，并以题诗宫扇相赠定情。阉党余孽阮大铖为摆脱孤立处境，欲结交侯方域，通过画家杨龙友，表示愿出巨资促成侯李结合，遭李香君拒斥，侯方域受到香君激励，亦对他表示拒绝。当时武昌总兵左良玉军粮缺乏，欲移师南京就食，南京官员束手无策。因侯方域父亲曾是左良玉的上司，便派杨龙友求侯方域代其父修书劝阻。阮大铖乘机诬陷侯私通左良玉，欲加图害。侯方域被迫离开香君，投奔在扬州督师抗清的史可法。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身死的消息传到南京，凤阳督抚马士英伙同阮大铖在南京迎立福王朱由崧为帝，改元弘光，并对复社文人进行报复性迫害，准备把李香君嫁给漕抚田仰为妾。李香君拼死不从，以头撞地，血溅侯方域定情之扇。杨龙友在宫扇血痕上画成桃花图，香君遂将桃花扇寄给侯方域。香君又因痛骂宰相马士英及弄臣阮大铖而被送人宫中。在军队方面，江北四镇主将为争夺位次而发生内讧，不服史可法节制，相互火并，清军乘虚南下，扬州失守，史可法沉江而死。朱由崧弃南京潜逃，被叛将劫去献于清廷。侯方域与李香君在逃难中于栖霞山不期而遇，因国破，经道士点悟，毅然抛开儿女之情，双双入道，共约出家。
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曾这样明确地宣布自己的创作宗旨： “《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很明显，他创作《桃花扇》的目的是在于总结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作为后人的鉴戒。因而，作者借用了侯、李爱情故事为线索，通过他们爱情生活上的波折与遭遇，通过他们的关系，把与国家兴亡的有关人物与事件结合起来，从中总结出明亡的原因与教训。这就是孔尚任所说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明确指出：权奸“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导致了南明的覆灭。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对南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斗争以及政治的腐败作了淋油尽致的描写和相当深刻的揭露。在明王朝风雨飘摇之际，作为留都的南京城里，达官显宦们仍在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依然沉溺于歌舞升平之中。朱由崧做上皇帝，首先想到的是征选天下美女供自己淫乐，而阮大铖、马士英之流，恨不得自己也腮描粉墨去逢迎、满足他的贪欲。这些宠臣在亡国大难临头之际，并没有忘记鱼肉人民，搜刮财富。马士英整日想的是“一队娇烧，十车细软”；阮大铖则更是卖官鬻爵，倒行逆施。“幸遇国家多故，正是我辈得意之秋”，正是这一伙贼臣乱子肮脏心灵绝妙的自我写照。而对于抗清兵南下，他们早已定下了两条万无一失的奇计：跑、降！拥有这样昏君佞臣的国家，岂有不亡之理？
而那些担负抵御清兵南下重任、拥有大半江山与百万雄兵的将领们，也不以大局为重，为了争夺各自的势力，不断地发生内讧。他们的信条是“国仇犹可恕，私恨最难消”（《桃花扇•争位》）”总兵许定国在清军兵临城下之时，仍定计在酒宴中割下了高杰的首级，投降清军，并带领清军连夜南下，争“下江南第一功”。就连坐镇武汉的左良玉，也借剿除奸臣的“清君侧”名义，会同黄澍、袁继咸等部，沿江东下，与拥护马、阮的黄得功部大战，结果，左良玉之子左梦庚反与袁部火并起来，左良玉一气之下自刎不成，呕血而死。其它几镇，投降的投降，内拼的内拼，牺牲的牺牲，南朝赖以支撑局面的四镇已不复存在。江北淮扬千里空营，清军挥师直下。纵有史可法那样矢志报国的英雄，也无奈众寡悬殊，孤掌难鸣。南明小朝廷最终难逃灭亡的劫运。
南明王朝正是葬送在这个极度腐朽没落、荒淫无耻、勾心斗角、倒行逆施的昏君佞臣、争斗不休的武将手里。《桃花扇》首先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腐朽方面，揭示出了南明王朝覆灭的历史命运，这一点是非常深刻的。
《桃花扇》描写、概括如此广阔、复杂的历史生活画面，如果没有精巧的艺术结构，那是很难成功的。孔尚任巧妙地用侯方域、李香君爱情这条线索，把纷繁复杂、变化不定的历史事件组成了一个波澜起伏的戏曲冲突。从剧本第一出《听稗》到第八出《闹榭》，主要写侯、李的恋爱，中间已写进了阉党的拉拢、复社文人的反击、阮大铖的陷害、侯方域离开李香君至扬州史可法处充幕僚。接下来，故事在两条线索上分别展开：一条是以李香君为线索，写马士英、阮大铖取得拥立朱由崧为皇帝的拥戴大功后，对李香君的一系列迫害，而李香君则始终不屈地同他们作斗争。这条线索构成了《拒媒》、《守楼》、《寄扇》、《骂筵》等戏，和描写南明小朝廷有着很紧密的关系；另一条线索则以侯方域为主，包括反对拥立朱由崧、调和四镇冲突、劝谏高杰不成、高杰被许定国谋杀等情节。这两条线索相互交错，一会儿是宫殿之内弦歌四起，君臣欢天喜地；一会儿又是辕门外杀声动地，将领鸡争狗斗。至第二十七出《逢舟），结构又起了一大转折，侯方域至南京媚香楼寻找香君，反被阮大铖捕入狱中。直到南明王朝最后灭亡，侯方域才得以逃出监狱，李香君也得以逃出深宫，两人于逃亡中重逢于栖霞山上。而在他们团圆之际，受到张道士的启示，两人割舍情爱，双双人道。象征着他们爱情的桃花扇也被张道士撕碎，掷于地下。孔尚任巧妙地以侯、李的离合为贯串全剧的中心线索，写出了南明灭亡的历史。虽然情节起伏多变，头绪众多，场面宏阔，但全剧的结构自始至终不枝不蔓，浑然一体。全剧能把纷繁的历史事件和错综复杂的头绪组织得这样严谨、完整，可以看出作者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
在剧中，孔尚任还特意渲染了一柄桃花扇。这把作为侯、李爱情信物的小道具，包括着不平凡的意义，它象征着男女主人公悲欢离合、反映了南明王朝的灭亡。拿一把小道具，放置在戏曲组织结构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殊地位上，并用它来命名这个剧本，这都表现了孔尚任在艺术上的匠心。
在孔尚任刻画的众多人物中，李香君的形象可谓光彩夺目。在当时的社会中，她是被视为卑贱、微不足道的歌妓，然而，在孔尚任的笔下，她却是一位具有进步的政治倾向、勇敢的斗争精神、坚贞的节操和富有正义感的性格刚烈的女人。她对于侯方域的倾慕，是出于对东林党人的敬重。当她得知侯方域娶自己的钱财是由阉党阮大铖所出时，她愤怒地对侯方城说：“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于是，她拔簪脱衫，声称：“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并说“官人之意，不过因她助我妆奁，便要循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俺香君眼里。”这崇高的节操，反让侯公子感到惭愧，认为自己不如香君有骨气。在《拒媒》和《守楼》等几出戏里，表现了李香君捍卫自身爱情、不肯依附权奸、敢于牺牲的品德，政治上的鲜明爱憎与爱情上的忠贞不渝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成为戏曲史上烁烁闪光的人物。
相比于李香君，侯方域的形象不够鲜明、生动。但总的看来，孔尚任还是基本上勾勒出了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忠于爱情、正直而又软弱的明末知识分子形象。他有进步的政治倾向，对待爱情也没有表现出贵公子的品行，反而十分敬重李香君，把她作为自己的“畏友”。在他的身上，又有很明显的软弱性。对阮大铖时常采取宽恕、调和的态度，在政治上时常表现得很天真，如称用妆奁结交自己的阮大铖为“圆海（阮大铖字）”，说：“俺看圆海，情辞迫切，亦觉可怜。就便真是魏党（太监魏忠贤的党羽），悔过来归，亦不可绝之太甚，况罪有可原乎？定生、次尾皆我至交，明日相见，即为分解。”如果不是李香君的劝谏和“却奁”，他因此可能造成政治上的失足。对于阮大铖对自己的迫害，他不理解，书生气十足地说：“我与阮圆海素无深仇，为何下这毒手？”作者对于这位复社公子，在基本上肯定的同时，也对他有所批评。在历史上，侯方域也有过动摇、软弱之处。他曾在清顺治八年应考，中副榜举人，虽不曾做官，但在民族意识与情感很强的孔尚任眼中，侯方城这一举措是有失民族气节的。
在《桃花扇》众多人物中，杨龙友这个人物值得一提。孔尚任非常成功地写出了他性格的复杂性，写出了他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处世方法与技巧。他能诗会画，风流自赏，游离于复社文人与阉党权奸之间。他既是马士英的亲戚，又是阮大铖的盟弟，侯方域的朋友，李香君之母李贞丽的相好。他促成了侯、李的结合，又想利用李香君为阮大铖拉笼复社文人。当闻左良玉欲移师南京、满朝官员一筹莫展之际，他出面求侯方域写信退兵；当阮大铖反诬侯方域私通左良玉而欲逮捕时，他暗中又促成了侯方域的出逃；当李香君大骂马士英而遭毒打时，他又巧加回护。孔尚任写出了这个人物性格的各个侧面，写出他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具体表现，有血有肉。杨龙友既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人物，又是作者联结各种人物、构成戏剧冲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穿针引线之人。
作为我国古典戏曲的压轴戏，《桃花扇》对我国戏曲艺术的发展同样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桃花扇》的爱情描写与政治斗争描写的巧妙结合，是我国古代爱情戏的新发展。我国古代爱情戏很多，但其中反映政治内容的很少。《西厢记》和《牡丹亭》有反封建礼教的意义，但没有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更没有反映社会政治斗争，这是由其题材决定的。《浣纱记》试图通过爱情纠葛来反映政治斗争，但范蠡与西施的爱情并没有贯串全剧，爱情纠葛与吴越两国争斗无内在的必然联系，只不过是在政治斗争中穿插了两人的爱情。《长生殿》一方面歌颂李隆基、杨贵妃的爱情，一方面又批判他们荒淫误国，着重表达“垂诫来世”的思想。爱情与政治，两者之间不是相互结合，而是相互削弱。真正将政治与爱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只有《桃花扇》。《桃花扇》中男女的悲欢离合牵动着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又促进了悲欢离合，两者结合得十分密切。侯方域与李香君之间由合到离，由离到合，都是政治原因造成的。这样，剧作把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同南明王朝的兴亡紧密地结合起来，表现了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两者互为因果，融为一体，这是《桃花扇》剧作的高明处，也是我国爱情题材的新发展。
其次，《桃花扇》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与完美的戏剧性的统一，使我国古典戏曲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具体表现在：
（1）以政治斗争推动爱情发展，又借爱情纠葛来表现政治斗争的风雨。爱情上的悲欢离合，都是由政治上的原因造成的。侯、李两人的合，是杨龙友、阮大铖等人促成的；离，也是由阮大铖诬陷侯方域而产生。侯、李两人最后的合也非以往戏曲中的大团圆，而是在南明王朝灭亡之际，男女主人公于逃难的混乱中偶尔相逢；其最后的离，也是因国家的灭亡而分离。这样，政治与爱情的结合十分紧密。
（2）以爱情发展的主线，带动纷繁复杂的人物事件，又通过中介人物杨龙友的勾通撮合，使两方面密切结合，有机地反映了明末广阔的社会生活。孔尚任善于选择关键人物作为敷演情节的基本点。如侯方域，作为大官僚的后代，他可以交结上流社会；又是进步团体复社四公子之一，与阮大铖、马士英等奸臣产生矛盾；不得志的地位，使他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由侯方域，可以联系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李香君的特点也是如此。她是秦淮名妓，既有机会接触上层社会，又有接近下层社会的条件；作为复社文人的宠妻，她必然要卷人政治漩涡。作者用这两个特殊人物作为交待情节的基点，是颇有艺术匠心的。这样的匠心在杨龙友的身上、在李香君之母李贞丽的身上也同样凝聚着。
（3）虚写与实写，明写与暗写，详写与略写相结合，巧妙地组织剧情，集中地反映主要情节冲突，有重点，有深度。在剧中，实写李香君，则虚写侯方域，反之亦然。李自成攻占北京，清兵南下，都作暗写，而权奸、复社之争等都用明写；描写李香君、侯方域、阮大铖、马士英、史可法、苏昆生等都用明写，主要情节和主要人物十分突出，使读者、观众觉得既丰富又集中。
（4）用桃花扇这样一个小道具贯串全剧始终，使全剧的血脉贯通。从侯、李结合的赠扇，一直到题扇、寄扇、撕扇，都反映了桃花扇与政治斗争、爱情生活的关联。同时，桃花扇也成了他们爱情的象征。尽管道具很小，但对组织剧情十分必要。
在《桃花扇》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入道》这出戏。这出戏是孔尚任对明清传奇的突破之处。大团圆是我国戏曲的俗套，无论是喜是悲的戏曲，到剧末几乎没有不以大团圆而收场的。《入道》一出，男女主人公双双相会，完全可以用大团圆给这出戏画上一个句号。但孔尚任打破俗套，写了他们两人在道士张瑶星的训斥下的恍然大悟：“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很，割他不断么？”于是，侯、李两人大汗淋漓，翻然悔悟，最终双双入道。“悟道语。非悟道也，亡国之恨也”（《入道》出[南双声子]曲批语）。这句话集中体现了孔尚任的创作思想。
最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成功结合，对中国古代历史剧的发展是一个新的突破。我国元明清三代戏曲中，以历史为题材的比例最大。但真正优秀的历史剧并不太多。孔尚任总结了前人的创作经验，发展了我国历史剧的创作。《桃花扇》中所述事件大都经过作者考据，所出现的人物也是历史上确曾有过的真人，这样严格地遵循历史，以前是没有过的。同时，剧中也有点染、虚构，有作者的艺术创造与加工。如李香君，她有却奁之举，但溅扇、骂筵均为虚构，入道也同样是虚构。在历史上，侯方域去南京时是位阔少爷，而剧本却将他描写成经济拮据、要人资助才能结纳李香君的落魄公子。明亡之后，历史上的两人不再相会，侯方域两朝应举，但剧中两人不仅相会，而且入道，等等。孔尚任遵循的是人物性格的逻辑发展，始终将人物性格的统一作为塑造人物的前提。因而，他笔下的人物性格和活动，更具历史真实感。在这方面，《桃花扇》代表了中国古代历史剧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