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代词（清代后期）
（一）近代前期
（1）龚自珍词：龚自珍强调词的抒情性，在《长短言自序》提出尊“情”，把自己所作的词视为“爱书”，即感情的供辞。他的词主要抒写理想的憧憬、失落的感慨以及乡情友思等。他的早期词被段玉裁评为：“银碗盛雪，明月藏鹭，中有异境”，如《桂殿秋》。后期词多触物伤怀，表达飘零落魄的伤感，情物相互映发，分外感人。如《鬼奴儿令》：“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变负心与剑名”。龚自珍以诗笔为词，直率真切地抒情，不拘声律，发扬豪放派词的精神。开创了经世派作家的新词风。
（2）项鸿祚、蒋敦复、蒋春林等：蒋春林词作艺术成就最高。他认为“词祖乐府，与诗同源”，反对“偎薄破琐，失风雅之旨”，主张“情至韵会，溯写风流，”，其词宗尚宋人张炎，主要是传神的表现出大动乱中士子的漂泊离乱的情怀，不用寄托手法，而表情含蓄深沉，如《台城路》。
（3）爱国词人：代表有林则徐、邓廷桢，林则徐的词表现了反侵略和爱国的激情，如《高阳台 和嶰筠前辈韵》充满禁绝鸦片、赶走侵略者的坚定意志。邓廷桢的《变砚齐词》实为“将军白发之章，门掩黄昏之句”，如《高阳台》“鸦渡溟溟”写鸦片之祸国殃民，《高阳台 玉泉山宴集》写报国壮志难展的哀情，气势辽阔，情韵高健。真正达到了“词亦有史”的高度。

（二）近代后期
（1）清季四大词人：承接常州派余绪，又不完全魔兽常州派衣钵的著名词人王鹏运、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等，人称晚清四大词人，亦称清季四大词人，或临桂词人。王鹏运是常州词派的后期领袖。理论上：他提倡“重、拙、大”之说，力尊词体，崇尚格律，使常州词理论发扬光大。创作上，早年词多谢身世之感，戊戌变法前后，多谢感慨国事、转念民生之作，情调伤感，风格苍凉悲壮，格调豪健舒畅，如《满江红 送安晓峰侍御谪戍军台》。朱祖谋赞其“得象每兼化外永，起孱差较茗柯雄。”朱祖谋被叶恭绰称为“词学之一大结穴”，其词风近姜、吴，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早年词多感怀时事，如表达对庚子事变的分开，对光绪和珍妃不幸遭遇的同情等，苍劲沉着。但其词大多闪烁其词，不易理解，词语伤于雕刻 不大自然。郑文焯作词请求选辞切律，词风近姜夔、周邦彦，内容多表现作为一个遗老对于故国覆亡的痛切。易顺鼎评为：“骨洁旨远，句妍韵美”。如《浣溪沙 从石楼石壁往来邓尉山中》。况周颐曾阐释王鹏运“重、拙、大”之说为《惠风词话》五卷。理论上，强调寄托，突出“性灵”，提出“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认为“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以必佳”。创作上，内容多反映现实的苦难，感时伤世，讲究炼意炼句而不失自然，风格沉郁顿挫，如《南乡子》。叶恭绰称他的词“寄兴渊微，沉思独往，足称巨匠”。
（2）临桂词派：是晚清全国词坛最重要的词派，以晚清四大词人王鹏运、况周颐、郑文焯、朱孝臧为首，代表人物还有临桂词人刘福姚、邓鸿荃等人。词学理论上，王鹏运提出了“重、拙、大”的主张，“重”指作家创作时必须有厚重的思想感情；“拙”指表现方法恰到好处，不要做作，不要过于雕琢；“大”指思想境界要高远。对词坛的轻靡空灵之风起了矫正作用。创作上，王鹏运多写感慨国事，轸念民生之作，情调伤感，风格苍凉悲壮，格调豪健舒畅，如《满江红 送安晓峰侍御谪戍军台》。况周颐著有《惠风词话》，内容多反映现实的苦难，感时伤世，讲究炼意炼句而不失自然，风格沉郁顿挫，如《南乡子》。刘福姚有《耐庵集》传世。临桂词派既有明确系统的词论，也有大量的有品质的词作，在全国文坛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3）文廷式词：词学理论上，一是反对“意多柔靡”，“声多蝉缓”，“用字则风雪月露、红紫芬芳”。二是强调思想内容和气势，要写出“照天腾渊之才，溯古涵今之思，磅礴八极之志，甄综百代之怀“之作。三是不尚苟同，不重戒律，不拘一格，自述胸臆，豪迈劲健，又注意词的艺术表现。创作上，多是反映时事的词，如《广谪仙怨》词说”相臣狡兔求窟，国论伤禽畏弦“，尖锐地揭露出甲午战争后朝廷对舆论的压制与谋国大臣的卑琐。陈锐评其词”有稼轩、龙川之遗风，惟其启才就范，故无流弊。“朱孝臧题其词集称”兀傲故难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