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小团体的出现
1．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
1903年前后，在上海和东京这两个青年知识分子与留学生最集中的地方，兴起了一个创办刊物，翻译介绍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和各国民主革命历史，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热潮。革命书刊如雨后春笋涌现，预告了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将蓬勃发展。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品中，影响最大的是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
①章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早年曾受改良思想影响，参与维新变法活动，后转变政治立场，走上民主革命道路。1903年，他在上海《苏报》上发表了传诵一时的《驳康有为革命书》，全面深刻地批判了康有为的“保皇”主张。②邹容，四处巴县人，留日学生。1903年，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发表了脍炙人口的《革命军》，以满腔热情歌颂革命，歌颂民主，论述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
③陈天华，湖南新化人，留日学生。1903年，写成《警世钟》和《猛回头》两本小册子， 以通俗流畅的文字，较透彻地阐明了中国必须走民主革命的道理，并对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民族灾难作了深刻地揭露。④革命派在批判封建礼教的过程中，提出了妇女解放的号召。女革命家秋瑾深刻地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对广大妇女的压迫，号召妇女起来砸碎封建礼教的锁链，投入民主革命的斗争。
2．民主革命团体的创立   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国内出现了许多小的革命团体。1903年，留日学生秦毓鎏等组织了青年会，后其成员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并改称军国民教育会。同年，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1904年，湖北革命志士刘敬安、张难先等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同年，陶成章、龚宝铨等联合江浙一带革命知识分子在上海组成光复会。
三．蓬勃发展的反帝爱国运动
1．中国同盟会的成立：1903年以后，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领导的爱国运动兴起。首先是1903年爆发的拒俄运动，旨在抗议俄军拒不撤军的侵略罪行，留日学生甚至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准备回国抗俄。1905年爆发了抵制美货运动，抗议美帝国主义虐待华工、迫害华侨、拒不废除期满的限制华工条约。1907年江浙两省人民开展了抵制英货运动，1908年山东发生抵制德货运动，同年两广掀起抵制日货运动。与此同时，从1903年起，各省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控制中国铁路、矿山的收回利权运动逐渐在全国开展起来。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等，显示了广大人民激昂的爱国热情，也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积极性。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及其政治纲领 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孙中山十分欣慰。从1902年 至1905年，孙中山进一步加强了在海外的革命思想宣传，并积极发展革命组织，扩大革命影响。1095年夏，孙中山从欧洲到达日本，积极联络个革命团体领导人，倡议成立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革命组织，以便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8月20日，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
2．三民主义的内容：同盟会在组织上按照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建设，孙中山为总理，下设三部，国内外分别建立支部，支部下设立分会。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同盟会的主要成员是中下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1905年11月，同盟会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所谓三民主义。
①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靼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即推翻清王朝，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独立的中国。孙中山批判了革命党内存在的片面的“反满”思想，指出“反满”实际是反对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民族主义纲领的提出，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清朝统治者，大大加速了清王朝土崩瓦解的过程。②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号召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反复强调了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必要性，并将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结合起来，强调要废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的，必须进行“政治革命”。
③民生主义的具体内容为“平均地权”。它包含这样几个思想：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解决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后的迫切任务；解决的办法是“定地价的法子”；实行平均地权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3．如何评价三民主义：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刚领。在动员和组织群众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它又是一个不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它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号召，不敢依靠广大工农群众，缺乏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实际内容。
               第二节    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一．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
    同盟会成立后，特别是《民报》创刊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宣传三民主义思想，扩大革命民主 主义思想阵地，迅速成为进步舆论的中心领导地位。这一切，使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十分惊惧，他们驳斥同盟会提出的革命纲领，企图阻遏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维护其在思想界的权威地位。对此，革命派予以了坚决回击，一场革命与改良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大论战拉开帷幕。这场论战前后持续了两年，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和改良派的喉舌《新民丛报》是双方论战的主要阵地。论战主要是围绕“三民主义”进行的。要不要“反满”和用暴力推翻清王朝，是这次论战的中心。为了论证“反满”与暴力革命的必要，革命派揭露了满族贵族实行民族统治政策的罪行，旗帜鲜明地提出只有用暴力推翻这个反动卖国的政府，中国才能独立富强走向进步。改良派争辩说，“反满”与政治变革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应当以政治变革为目标，而不应以“反满”为目标；并认为暴力革命势必引发内乱和招致帝国主义瓜分，最后导致亡国。对此，革命派指出革命虽不免流血，但可“救人救世”；他们正确地宣布，推翻清王朝后将以民主原则对待满人；并强调民主革命是有纲领、有组织的运动，认为革命可以有秩序的进行，而不会发生内乱和招致瓜分。政治革命的目标是君主立宪还只民主共和，是这次论战的又一重点。改良派一贯主张，政治改革只能循序渐进，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是必经阶段，不能“蠟等”。革命派用“取法乎上”批判改良派的“循序渐进”，认为自由、平等是人的本性，一旦破除禁锢，就会沛然而出；并认为中华民族有实行民主共和的能力，真诚地寄希望于革命，寄希望于人民，认为革命后的中国一定能成为世界上最完善的“共和政体”。封建土地制度是否应当改革的问题，争论虽没有充分展开，但革命派还是认为土地应由全民所享有，少数地主垄断土地，不仅陷亿万贫民于苦难深渊，而且是工商业发展的一大障碍。认为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必须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平均地权”或“土地国有”，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论战以革命派的胜利告终。论争的实质是用什么手段，建立一种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制度。
二．.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及其他革命活动
   同盟会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开展各项革命活动。他们一面大造革命舆论，批判改良思想，一面派人回国发展革命组织，联络会党和新军，不断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12月，在湖南、江西交界的浏阳、鳢陵、萍乡地区首先发动了大规模会党起义。从1907年5月至1908年4月，在孙中山直接领导下，同盟会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连续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即19078年5月的饶平黄冈起义，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的防城起义，12月的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大钦州马笃山起义和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1907年至1908年间，光复会在浙江、安徽发动了两次起义，即徐锡麟、秋瑾领导的起义和熊成基发动的新军起义。在经历了多次起义的失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仍然坚持武装斗争。1909年秋，革命党人倪映典率新军在广州起义。1911年4月27日革命党人再次发动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牺牲的革命烈士遗骸72具合葬于广州黄花岗，即“黄花岗起义”。由于不能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忽视根据地的建设，在加上起义准备工作不周密，热中于军事冒险，这些起义先后都失败了。在这些起义中，依靠的力量主要是会党发动，但革命党人联络会党的工作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缺乏对会党做深入细致的工作，缺乏对会党的教育和改造。在历次依靠会党发动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开始将工作中心逐渐转移到新军方面。
三．群众性的反抗斗争   民主革命运动日益发展的同时，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清朝暴政的自发斗争也日益高涨。 抗捐抗税斗争。20世纪头十年，因清政府推行“新政”及摊派赔款，激起民众抗捐抗税，风潮几乎遍及全国，其中尤以直隶广宗的景廷宾为首的抗捐斗争和广西十余州县的会党起义，山东曲诗文领导的抗捐抗税斗争势力最大，影响最广。抢米风潮。由于封建地主阶级和清政府的残酷压榨，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农村经济的凋破，亿万农民赤贫化，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地主商人乘机囤积居奇，民众生活极为苦难。从1906年到1911年，几乎每年都有抢米风潮的发生，且遍及南北各地城镇乡村。反洋教斗争。《辛丑条约》订立后，外国传教士更加横行霸道，气焰嚣张，在浙江、湖北、江西、四川、河南、广东、福建、安徽、之隶、山东、山西、云南、西康等省都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激烈反抗，反洋教斗争仍然不断发生。工人罢工。伴随着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增加和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迅速增大。在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大三重压迫下，工人阶级不断发动反抗。20世纪初年的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但在迅速成长的过程中，已经与农民阶级一起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动力。
          第三节    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和立宪运动
一．、“仿行宪政”的“预备”措施： 1．“仿行宪政”：民主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和群众反抗斗争的持续高涨，使清朝统治者感到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于是，开始宣布“预备立宪”。1905年10月，清廷派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归国，密陈立宪法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三大好处，主张诏定国是，仿行宪政。同年9月，清政府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 准备从改革官制入手，逐步厘定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作为实行宪政的“预备”。同年11月，清廷宣布中央官制改革方案。2．措施： 一、军机处不变； 二、设外务、吏、民政、度支、礼、学、陆军、法、农工商、邮传、理藩等11部； 三、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四、将一部分旧机构进行归并。1908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九年后正式召开国会，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议院法选举法要领》、《逐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3．评价《钦定宪法大纲》：以保障“君上大权”为核心，所规定之皇帝权利实际和专制帝王没有多少不同。《议院法选举法要领》的有关规定使作为“民意”机关的议院实际成为皇帝的咨询机关。《逐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所列举的许多所谓应办事宜实际并不都是实行宪政所必需的“预备”。
4．如何评价预备立宪：1908年11月，光绪和慈禧先后死去，不满三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由其父醇亲王载沣摄政。载沣摄政后，即罢斥袁世凯，与此同时宣示“预备立宪、维新团结”的宗旨，诏令官员们认真筹办立宪事宜。1909年10月，作为各省议会“预备”的各省谘议局相继成立，1910年10月，作为“立议院基础”的资政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常年会。谘议局、资政院的开设，是载沣迎合立宪潮流的一面，他还有另一面，即力图集中权利于皇室。为集权皇室，载沣不仅自己亲自统率新编禁卫军，而且先后任用皇亲贵族掌管清廷禁卫军、海军、陆军，控制军权。并于1911年5月组成所谓“责任内阁”，总揽政务。“责任内阁”有国务大臣13人，其中汉族4人，满族9人中，皇族又占了5人，故这届内阁又被称为“皇族内阁”。集权皇室的做法表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并非真正变革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君主立宪政治，而不过是以此欺骗国人缓和危机巩固自己统治而已。
二．、“国会请愿运动”与保路风潮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使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大为振奋。在国内，1906年12月，江苏、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等地的商学界纷纷成立各种宪政组织，此唱彼和；在海外，康有为、梁启超等亦组织立宪社团，与国内立宪党人遥相呼应。从1907年秋起，立宪派开始把请愿速开国会作为推动立宪的近期目标。他们一方面通过上书，要求召开国会；一方面相约各省派代表齐集北京请愿，要求速开国会。8月，各省代表纷纷入京，向都察院呈递国会请愿书。在清政府的高压政策下，请愿活动暂时被压了下去。1909年，各省谘议局设立，立宪派取得了代表“民意”的合法资格，于是他们以谘议局为基地，再次掀起国会请愿运动。1910年1月，各省谘议局代表相继到达北京，向都察院呈递联名请愿书，要求代奏，但清廷以“国民知识不齐”为理由，坚持国会的召开须等九年预备期满、国民教育普及之后，请愿宣告失败。请愿的失败并没有使立宪派气馁，1910年6月，立宪派组织了号称代表了20多万人的十个请愿团再度晋京请愿，清廷借“财政困难，灾情遍地”为理由，再次拒绝了请愿团的要求。1910年10月，值资政院正式开会，立宪派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第三次请愿，并运动各省督抚和资政院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在强大的压力下，清廷被迫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于1913年召开国会。然立宪派中仍有人不满足，坚持要在1911年召开国会，商议组织第四次请愿，东三省士绅则派代表赴京仍请速开国会，这时清政府开始采取强硬态度，将东三省代表押解回籍，并禁止请愿活动，第四次请愿流产。
    请愿运动的失败，“皇族内阁”的成立，清朝统治者集权的倒行逆施，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把各阶级、各阶层人民推向反清革命阵营。
    “皇族内阁”成立后，以上諭形式宣布“干线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接着和四国银行团订立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国有”名义把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派人强行接收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从而激起了四省的保路风潮。其中，四川的反抗风潮尤为炽烈。1911年6月，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组织了保路同志会，各府州县纷纷响应，成立保路分会，参加人数达数十万。然而，四川的保路运动受到当局政府的镇压，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广大人民忍无可忍，迅速掀起了全川的武装暴动。
                第五节 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
一。武昌起义和全国各地的响应
1．背景：1911年的广州起义和四川保路风潮，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争意志，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湖北革命党人决定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在武汉发动起义。武汉向称“九省通衢”是当时国内仅次于上海大第二大城市，它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据点和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发展迅速的地区和各省革命党人联系的枢纽。湖北革命党人在这里长期坚持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尤其是在新军中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在新军中建立了广泛的革命组织，运动新军士兵参加革命组织者达五、六千人，占湖北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为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武昌起义：为加强对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领导，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斡旋下决定联合行动，于9月组成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为发动起义进行了比较周密的准备和部署。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党人在临时失去起义指挥机关的情况下，自行联络，坚决发动了起义。起义的新军士兵一夜之间占领了武昌城，两天后武汉三镇完全为革命党人所控制。起义胜利后，湖北革命党人随即着手建立革命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担任民政部长，主持有关工作。
3．全国各地的响应和清王朝统治的瓦解：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两省。接着，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等省先后发动起义，宣布独立，成立革命军政府。从武昌起义到11月9日，短短的一个月，全国已有13省和最大城市上海以及其他许多州县宣布起义，革命形势飞跃发展。在独立光复的革命洪流中，农民群众在农村中掀起反封建的风暴，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也发生了响应武昌起义、拥护共和制度的革命运动。  总之，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和席卷全国的群众自发斗争，汇合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巨大洪流。在这个革命洪流中，反动的清王朝土崩瓦解了。
二．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武昌起义和各省宣布独立后，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政府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不仅是这次革命的目标，也是当时起义各省共同对清王朝进行斗争的迫切需要。11月9日和11日，湖北和上海两地先后发出建议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通电。15日，第一次各省代表会议在上海召开。由于湖北方面力争，24日，各省代表联合会决定迁往武昌开会。12月2日，代表联合会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决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子反正归来”。同一天，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决定在南京成立临时中央政府。12月14日，各省代表齐集南京开会。因获悉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的消息，决定暂缓选举临时总统，虚位待袁，而推举大元帅、副元帅“专征北伐”。因人选问题政治不下，临时政府限于难产。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回国，到达上海。各省革命党人大都同意推举众望所归的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南京临时政府的行政首脑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副总统黎元洪和九名国务员（各部部长）组成。本着“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原则，由孙中山直接任命的各部次长、局长和总统府秘书长等，绝大部分是同盟会的重要骨干，所以南京临时政府的实权掌握在革命派手中。1月28日，临时政府参议院在南京成立。作为立法机关，40余名参议员中，同盟会30人，立宪派不足10人。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产物。临时政府中虽有立宪派和旧官僚参加，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居于领导地位。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颁布了不少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文化教育的法令。这些法令对资产阶级利益表现了热忱关切的态度，多方面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原则和利益。不过，南京临时政府的各项法令，对地主阶级的利益没有根本的触动，对广大农民的有求必应缺乏任何积极的反映。
    但是，南京临时政府存在很多问题。第一，革命党人普遍存在妥协思想，希望通过和平谈判争取袁世凯反正和清帝退位。以便尽快结束革命。第二，为获得帝国主义国家对临时政府的承认，南京临时政府承认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国家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承担过去的外债和赔款，保护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特权和利益，但帝国主义国家一直不承认临时政府。第三，南京临时性从成立的时候起，便面临着十分严重大财政危机。清政府所课征的许多苛捐杂税已经宣布废除，海关及部分常关、盐厘的税收被帝国主义把持，各地田税和其他税收也被各省军政府截留。在严重的财政危机面前，临时政府曾命令各地商会认捐款项以救燃眉之急，亦乞求帝国主义国家的贷款，但都得不到支持。第四，南京临时政府的基础脆弱，它名义上是一个中央政府，但它的权利不能推行于被立宪派和旧官僚控制的省份，即使在革命派政权的地方，也往往各自为政，不完全服从中央的号令。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同盟会，早已处于十分涣散的状态。1912年，同盟会在南京召开改组会议，由秘密转为公开。改组后的同盟国无论在政治纲领上还是组织上，都比秘密时期的同盟会退步了。
三．袁世凯窃取政权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中外反动势力惊慌失措。清政府急派陆军大臣癊昌率领北洋军队前往镇压。但北洋军队是袁世凯一手培植起来的，癊昌指挥不灵，清政府束手无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抱着敌视的态度，力图阻止革命发展。武昌起义后，它们一方面集结兵力，准备武装干涉。同时，促使清政府启用已被罢黜的袁世凯，以维护其在华利益。袁世凯在一再讨价还价重掌清军政大权之后，于11月到达武昌前线，指挥北洋军队进攻革命军，为清王朝暂时稳住了阵脚。然而，革命形势的飞跃发展和清政府的土崩瓦解，使帝国主义逐渐放弃对清政府的支持，改为扶植袁世凯，胁迫革命方面向袁世凯妥协，以袁世凯取代清王朝作为它们统治中国的工具。12月，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12月18日，袁世凯的议和全权代表唐绍仪和各省军政府议和代表伍廷方开始在上海进行和平谈判。在南北议和过程中，革命派不仅遭到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压迫，而且还受到卷入革命内部的立宪派施加的巨大压力。在革命派内部，妥协思想也已占上风。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势力进行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在内外重重压力下，革命党人终于屈服，南北双方大臣协议，革命党人同意让出政权，袁世凯则同意宣布赞成“共和”，并逼清帝退位。随后，双方又在如何结束南北两个政权对立局面，如何处置清朝皇帝等问题上，达成协议。袁世凯在得到南方同意让权的确切保证后，立即对清帝实行逼宫。1912年2月，清帝宣布退位。随即，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时，为了防止袁世凯专制独裁，以便把中国纳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轨道。提出奠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三项条件。但在袁世凯的武力威胁和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孙中山被迫让步。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次日，临时参议院决议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革命遭到严重的挫败。
四．临时政府北迁后的政局和“二次革命”
    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职位后，1913年3月，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在南京组织第一届内阁。由于在十个阁员中，同盟会员占了半数，人称“同盟会内阁”，袁世凯感到不能指挥如意独断专行，遂着手破坏“责任内阁制”，即不经内阁句副署擅自任命官员，迫使唐内阁中的同盟会阁员辞职。唐内阁倒台后，宋教仁主张积极从事民主政治的建设，通过全国民主选举产生国会，由国会中多 数党组织内阁，实行“责任内阁制”。为此，他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几个小党派，组成国民党，并在1912年12月到1913年2月的第一届国会选举中获得压倒多数的席位。为实现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抱负，宋教仁亲自到长江流域各省宣传游说，宣布政见，力图组织真正大国民党内阁。宋教仁的做法，与袁世凯建立独裁政治的做法相反，他决心用铁血手段扑面民主势力。1913年，宋教仁准备北上组阁，在上海车站被暴徒枪击，伤重逝世。“宋案”乃袁世凯一手策划，真相大白后，孙中山主张立即武力讨袁，但许多革命党分对武装讨袁没有信心，主张以国会力量从事“法律倒袁”。在国民党人争论不休是，袁世凯先发制人，在与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后，借口国民党议员和江西、广东、安徽三都督反对善后处理大借款是不服从中央，派兵南下，进入江西，发动反革命内战。国民党人被迫仓促应战，各省先后宣布独立，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二次革命”。由于思想和行动不统一，革命军很快为北洋军击溃，各地相继取消独立。不到两个月，南方各省的国民党军全被袁世凯打垮，“二次革命”遂归于失败。孙中山、黄兴被加以“乱党”名目，严令通缉，被迫再次逃亡海外。“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的最后一战。“二次革命”失败，标志着辛亥革命无可挽回地最后失败了。革命虽然取得了推翻了清朝、结束帝制的伟大胜利，从而为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但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历史进入了袁世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