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北伐

　　作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以下简称“中欧”)在北京的首席代表，如今已是助理院长的马遇生，眼下一件重要的事情是筹建一所“暂时不用再搬家”的北京分校。马遇生对记者说，“8年里，我们搬了4次家”，现在“正在争取北京市政府的支持，应该说他们已经开始对中欧分校的落户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

　　8年前，当马遇生扛起让中欧重返北京的授命时，路途并不顺利。初来乍到,中欧几乎默默无名，以北大和清华为首的京派商学院占据着这里的每一方天地。

　　早在1991年，教育部将第一批商学院MBA项目资源定向分配给清华、人大等9所高校时，当时北大并不在名单之中。仅仅过了几年，北大就获得了国务院学位办批准，而且后来居上,一办就是两家:分别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CCER”)和光华管理学院(以下简称“光华”)。

　　“和光华不同的是，我们一开始便是中外合作办学，这应该不算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商学院了。”CCER的国际MBA项目——“BiMBA”(BeijingInternationalMBA)的中方院长胡大源告诉记者，当时的合作方是美国国际教育联盟。等到2001年，光华开始与新加坡、法国的商学院合作办学时，BiMBA在国务院学位办组织的全国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评估中，已经名列榜首了。

　　这个时候，中欧在北京的队伍还正在为居无定所而忙碌不已，虽然这一独立商学院当时已经身居英国《金融时报》亚洲商学院排名第一了。

　　一开始，中欧落户北京西郊的达园宾馆，之后又辗转借用五道口的央行研究生部，2002年当全部人马悉数转移到如今的中关村甲级写字楼后，它在北京的脚跟才算是刚刚站稳。“北京分校50万亩的规划放在上地的中关村软件园，大概到2007年年底可以建成投入使用。”

　　仔细观察一下中欧在北京的历次办公选址，就会发现这个“体制外”商学院行走的每一步似乎都充满了指向和意图。无论是颐和园路，还是五道口，或者中关村，距离海淀区名校尤其是北大，只不过是一步之遥。“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开到北大和清华边上去，开到他们的家门口。”1983年毕业于北大的马遇生坦言，自己非常热爱母校，“这样做只是希望北大能做得更好，竞争才会有压力”。

　　中欧的举动，对于北大的BiMBA或是光华来说，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令人放心的迹象。不过，当你走入北大校园，尤其是来到未名湖畔燕塔脚下的古园里，就会发现“竞争”两个字在这里是另一种写法。

　　北大谨守

　　从中关村来到北大东门，不过10分钟路程，在堵车为患的北京城，算是一个“奇迹”。

　　胡大源的办公室，连同BiMBA的中枢和场馆，都在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座名为“朗润园”的古朴庭院里，当然，CCER只占居一隅。除了门外停泊着的各色豪华轿车，在这个清代园林和季羡林旧居里，你实在看不出有什么能和现代商业社会最“高端”竞争的一面相联系之处——这里甚至不像是一个学校。

　　然而，在中国的学术界和商业界，包括新闻界，CCER却享有同北大光华相比毫不逊色的声誉，与此同时，相比光华和其他的高校商学院，这里离中国的决策中心无疑更近一些，尤其是在提到“新农村建设”的时候。

　　胡大源说，“林毅夫早就已经是BiMBA专职的教授了，研究转轨条件下的中国企业和国内商业环境，他和周其仁教授应该算是国内领先级的人物，这也是BiMBA的特色之一。”

　　BiMBA的目标是“培养理解中国改革进程、熟悉国际运作规范”的老板和职业经理人，而从改革过程中寻找机会和助力，无疑是北大百年传统下熏陶的“儒商”气息，不过，在胡大源看来，“儒商”这个词显然不够准确。

　　“我们只是多了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毕竟背后是北大和CCER的牌子，以及与决策层紧密联系的教授资源和校友资源，这和中欧的国际化发展路线是不一样的。”

　　虽然BiMBA享受着体制内的一些好处——即教授资源的丰富性，又属于中外合作办学而且招生考试都不在“体制内”——看起来似乎左右逢源。但据记者了解，外方对于招生规模和课时安排的严格控制，或许会削弱BiMBA在国内的吸引力。

　　“BiMBA历年MBA招生都不会超过250人左右的规模，外方认为这是合理的保证教学质量的手段，甚至在教学时间安排上，都要求必须考虑到效果而不能压缩。”他坦言，有时在向来自外地的MBA学生和兼职教授们解释为什么要“每周来回飞两趟”时，他很难开口。

　　事实上，合作办学出现的中外方之间对于教学的矛盾，中欧也经历过。中欧副院长张维炯告诉记者，“有时候对于一个教授的评价，或者对于教学进程的安排，中欧双方会有很大分歧，这在创业初期都是需要经历的。”

　　不过在中欧背后，有众多的人物在推动着这个磨合的进程，已知的名单上不只有诸如徐匡迪、谢丽娟和王生洪等众多学术和科学界重量级人物的名字，还包括时任上海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吴邦国、黄菊以及前任市长汪道涵等。

　　“十多年来，中欧作为‘体制外’管理教育的特区，以上海为基地迅速在国内外积累起大量的资源和相当的声誉，与上海市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张维炯表示。

　　不过，到了北京，中欧能否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还是一个未知数。

　　而且，到2003年，参与“竞争”的众多京城强手当中，除了BiMBA和中欧以及北大光华、清华之外，至少还有一个。

　　长江财谋

　　北京东方广场。这座王府井经济区的地标建筑中汇聚了诸多世界知名跨国企业，但它的底楼所能见到的招牌却只有“东方新天地”——几乎与上海的一条酒吧街同名。这里就是长江商学院(以下简称“长江”)的总部所在。

　　2006年2月23日，面对着一群刚刚参加完EMBA招生面试的中国企业家们，院长项兵在东方新天地酒会厅微暗的灯光下充满激情地进行了演讲。他说，“酒会厅对拉近企业家之间的距离至关重要，如果彼此之间的面纱揭不掉，案例讨论没有意义，真正挣钱的‘刷子’是不会拿出来给你分享的。”

　　由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名下的(海外)基金会捐资创办的长江商学院——从名称上也许很容易被误解为该机构是长江实业的关联法人，事实上，它是又一所游离于“体制”外的非盈利教育机构。与中欧不同的是，它生长于北京，自然而然地带有浓重的北方习性和京派作风：大气、豪爽、擅长“关系经济”。

　　院长项兵被公认为口才绝佳和极富公关能力的“活动家型”院长，也因此被卷进一些有关做秀和夸大其词的非议，还时不时引来媒体对于“独立文凭”的猜测和质疑。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把长江带向一条不同于国内大多数商学院——包括“体制外”商学院的第三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