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国的管理教育有两大主流思路：一个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另一个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国内很多院校大都是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路，走西学为体这条路的比较典型的是香港科技大学和中欧。”项兵对记者分析道，在几所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学校中又可以细分为研究模式和教学模式，“香港科大走的是美国顶级商学院的研究型大学之路，而中欧走的是教学为主的‘教学工厂’之路。”

　　而在项兵看来，长江希望走出的，是在“大我”的视野中没有国际化和本土化之分，也没有中学西学体用之争的道路——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条道路呢？

　　“美国顶级商学院有两大弱点，一是只了解美国的经济和企业，对欧洲、亚洲了解不够，二是他们的研究主要针对发达市场的‘阵地战’——即研究现代企业之间如何竞争与合作，对‘游击战’——即对在新兴市场如何进行有效的竞争与合作了解不够。”

　　项兵认识到，亚洲比较领先的商学院则至少有三大弱点，一是没有世界级的教授团队，二是视野太“本土”，无法应对全球竞争，三是生源不够多元化国际化。“这就为长江留下了巨大的战略发展空间！”他说。

　　那么，长江能颠覆数百年来形成的国外商学院的传统吗？

　　答案不止在项兵身上，更重要的人物是李嘉诚。

　　早在2002年为长江做完第一次演讲《赚钱的艺术》之后，李嘉诚就曾经对项兵承诺，“你需要多少钱基金会就给多少钱，像这样的投入成本要比北大、中欧高很多。”

　　而实际上他所拥有的能量却远不止赚钱这么简单，一方面邀请诸如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杰克·韦尔奇等顶级人物来参加“与大师同行”的经典讲座，似乎只有李嘉诚才有这个面子；另一方面，长江商学院仅仅花了7个月，就获得教育部批准，成为能颁发研究生学位的第一家非国有的独立商学院，李嘉诚功莫大焉。

　　事实上，李先生的想法也许不只是成立一个商学院那么简单。项兵曾在第一次介绍他的老板时说，“李先生崇尚的管理理念有两点：第一，中西贯通，这和长江的校旨一脉相承；第二，用这套理论可以征服全世界。”而这正是长江3年多来展现在人们面前众多眼花缭乱的招数之灵魂所在。

　　不过，也有业内人评价，借助李先生投资的汕头大学帮助来获得授予学位的资格并不是长江的初衷，而只是应对创办初期招生挑战的一个计谋，“长江如果没有自己独立的学位文凭，说它是一个世界级的商学院应该还为时过早”。

　　至少，相对于国内众多大学的商学院和中外合作办学的MBA项目来说，无论是十几年来苦心经营的中欧，还是创办不到4年就意气风发的长江，都只不过是将牢不可破的国内管理教育体制“撕开了一个小口子”而已。

　　世界级的商学院，无疑是应该从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而展开竞争的前沿阵地，则是争夺如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历任院长所说的“优秀的教授”。

　　争夺教授

　　上海浦东新区，2006年2月的某天，雨水节气还没有到来，早春的江南海滨城市迎来难得的晴天。

　　清晨6点天刚微亮，杨国安已经开始为这一天的上课内容作准备，细细地把整个课程的内容从头至尾想了一遍，确信不会再有什么问题。7点钟，他走出了家门，一个半小时后，中欧的课堂里传来了他富有特色的声音。

　　杨国安喜欢在课堂上连珠炮似地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习惯姿势是一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另一只手来回地比划，配合着踱步的节奏和不怎么标准的香港普通话，看起来活脱脱一个公司的高管和培训师——事实上，杨国安本就是台湾宏基公司的首席人力资源官，兼任宏基标杆学院院长，曾执教过加州州立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现在的身份是中欧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管理学教授。

　　“很早的时候我就和中欧有过接触，1997年还在闵行校区的时候，曾担任过学术委员会成员，作为美国商学院方面的代表。”杨国安在接受采访时，会很认真地将自己挤在办公桌和转椅之间，一动不动，“所以后来长江商学院和我谈，我还是选择了中欧，尽管那边的薪酬要高一些。”

　　事实上，要高很多。据记者了解，长江商学院给全职教授的薪酬已经高出了国际同行的水平，相比于纽约大学商学院、西北大学商学院，可能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李嘉诚在长江商学院创建之初就表示：“教授全部要从世界前10名的商学院中高薪聘请，年薪不低于哈佛、MIT等顶尖学府。”

　　至于讲课费，有报道可考。长江客座教授郎咸平曾坦言自己一场课要达到4万元人民币；而来自中山大学EMBA方面的信息显示，从国外聘请教授讲课费都要按国际价格支付，少则每人每天2000多美元，多则达5000美元。

　　不过，即使有李嘉诚基金会的大力支持，项兵也坦言，仅仅依靠高薪是不可能留住世界级教授的，一流的师资在全世界上都是一种稀缺资源。“为了让这些教授能够安心在长江教学、做研究，学院成立了两大研究中心，案例中心和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但最重要的手段是‘教授治校’。”项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与体制内商学院的行政领导制不同，也与中欧的4人管理委员会(由中外双方的院长、副院长共同组成)制度不同，长江成立了一个由所有教授组成的教授委员会。举凡学校的重大决策，如聘请教授、上新项目等等，都必须由委员会成员提议，全体委员无记名投票，需要2/3以上票数通过才可实行。在教授延聘上，除了委员会的表决意见，长江商学院还会专门将教授资料寄给所在学科世界知名的10个学者匿名做评估。参与评估的学者由申请人选择5个，学院选5个。“如果有4个以上的负面评价，长江就不会给出Offer。”在项兵看来，教授治校是长江的一个制度性保障。

　　事实上，中欧一直延续着创办初期的理念：“借用教授”。该学院名誉院长刘吉回忆到，“一开始我们就想和哈佛商学院合作，邀请教授来访问讲学，但人家根本就不理你，直到后来我们进入了《金融时报》排名百强，正式的合作才有了基础。”依靠不断提升国际权威排名，中欧源源不断地吸引不同国籍的海外教授，特别是来自美国顶级商学院的人士，不过保持教授的稳定性仍然是中欧面临的一大挑战。

　　长江则依靠李嘉诚的号召力和“教授治校”的新型管理模式，尤其是“培养民族企业”的目标定位和对中国道家文化“势、道、术”传统的阐释，在华裔学者群体里形成了相当强烈的“爱国”共鸣，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国际顶级商学院的好奇感。强调传统当然也有不利的一面，比如华人教授圈子目前相对较小，研究领域偏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