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的兴衰，本来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而“家长”们的突然辞世，又成为一个费解的谜。
如果哪个企业正处在发展期即尚未进入衰落期，接班人的日子就会好过下去；如果哪个企业所归属的那个市场仍然有空间即市场机会还多的是，有谁仓促上阵也可能会维持下去；如果偏赶的那个接班人非常优秀，而且略胜一筹，就是那个家族的幸事；而如果那是个草包、败家子甚至垮掉的一代，那就是一个捅破了天的大麻烦。
能否众望所归地续写传奇？能否继往开来地再创佳绩？能否出类拔萃地略胜一筹？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些企业文化的“遗传”因子，其答案丝毫不容乐观。我们试图就这一问题进行一种带有历史性的理性分析与价值判断，就是要为那很可能功亏一篑的和危机四伏的交、接班提供一个参照系。
封建巫术：从逆风起跑到能人经济——交什么？
屠格涅夫在《父与子》里以“父子对抗”的方式揭示了新生与腐朽两个层面上的残酷斗争，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日暮途穷和新时代依稀的律动。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本土家族企业在非正常交接班上的“规定动作”，没有刀光剑影，很少文攻武卫，一切都仿佛是水到渠成，表现得波澜不惊，处理得天衣无缝。按理说不必由什么外人再指指点点，加以评说了。但是，问题解决的近乎并不完美。在看上去顺风顺水的交出去和接过来之后，未必就是胜券在握。
有一种先天不足，来自于交班者那里。这些在中国市场经济刚刚起步时就在“逆风起飞”中马到成功的第一批企业家那里，有病，而且病得不轻。
其一、因为是一种新型的市场体制在建立，所以机会、机遇等机会成本就大于选择成本。也就是说，这时候的企业家身上，更多的是草莽、草率和很草根，他们或者成功或者失败，因为本身的“乱世英雄”甚至是一代枭雄的特征非常明显。
其二、因为是在一个后发的国家里创造了类似于发达国家里一样的成功企业，这里有一个落差——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在市场体制严重落后的情况下，一个脱颖而出的优秀企业之所以“优秀”，其水分、泡沫、黑洞甚至黑幕的存在，是必然的。即使我们不去看它的“原罪”，单是它的规范、完善、向好、零缺点和无隙可乘、无懈可击和无可置疑，就是一个包括所有“当事人”都要认真思考、反复论证和不断修正的问题！
其三、柳传志、张瑞敏、牛根生、陈天桥，当这些名字与“能人”与“天才企业家”挂起钩来，当盛田昭夫与索尼、沃尔顿家族与沃尔玛、克劳克与麦当劳这些洋企与国际最著名的品牌连起线来，一个问题被凸显出来——我们决不否定“一个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作用，但当这“一个人”获得巨大的和空前的成功后，特别是当他们在这些成功中已经将“一个人”送上了高处不胜寒的高不可攀的地步之后，“第二个人”想后来者居上变得难上加难。
就像“三国”里的刘备，当他使尽了混身解数以艰苦卓绝的奋斗再加上有神机妙算的诸葛亮的辅佐，最后的结局还是接近于悲惨——扶不起的阿斗很轻易地断送了刘氏江山。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辩证法的神奇，就在于它强调认识无穷尽的时候，同时说明了认识真理的道路很坎坷和很曲折。于是，所谓的常胜将军和百年企业，就剩下这样一个概念——要么是冲破前人的路，再创新天地；要么是在循规蹈矩中和按部就班里逐渐消失。
于是，我们看到，当年的联想能和现在的和未来的联想相比吗？麦当劳要再创辉煌，容易吗？陈天桥，再给我们一个更大的财富神话(就在他这一代上)看看？
“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作品！”但是，即使是“能人”，也不是“完人”，更不是“神人”。于是，关于人类的遗传，企业家的传承，人与人在回归理性、回归人类本性这样一个世纪性和世界性难题上，我们究竟能走多远？能走到哪儿？即使我们保持住乐观，但同样在全世界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冲突、纷争和竞争中的悲观现实，还是给了我们足够的警醒：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资本魔咒：从业绩说话到制度封顶——怎么接？
“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折腾，“传儿不传女”的顽固不化，“家天下”、“父子党”和“亲友团”的封建土围子——我们不想贬低人家的企业发展方向，但是我们真的看不出这样的方向能经得起多大的风浪。
问题不在于企业是私有还是公有？决策是家族还是社会？运营是自己还是职业经理人？因为选择这其中的某一种方式看上去是那么关键，甚至被经济学家们视为命悬一线的法宝。于是，问题就一下子反而变得轻松甚至有趣了。
一个魔咒，一个关于资本的魔咒，带来人们更深刻的认知——先是业绩说话，再是制度封顶。
无论是谁，无论谁来接班，那就有一把尺子来衡量，就用一个标准来考量，就用一个指标来测量——业绩。
这就比那种封建式的“我认为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先进多了。这就把企业的未来发展锁定在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可靠的非“人为”和“人治”的基本点上了。这还使企业家们在交接班上的“一次性”变成了“多次性”，所谓一次交接定终身的“企业家终身制”被打破了——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成为可能。剩下的，就是你要拿出劲头来和豁出命去完成那个业绩——企业赢利的箭头，向上？还是向下？
于是，像杰克·韦尔奇、乔布斯和出井伸之这样的职业经理人，就在自己的任期内因为将业绩进行到底而令人信服。
于是，像沃尔玛家族、福特兄弟和魏氏企业(康师傅)这样的“私有制”，因为业绩的压力而使自己青春永驻和创意无限。
于是，像柳传志那样的“退隐”、像张瑞敏那样的“放权”和像宗庆后那样的“终身制”，就都因为那些企业和公司的业绩上升而具有了最能说服人的依据。
因为业绩至上，所以企业创新；因为企业要全面创新，所以企业的制度创新成为关键——靠“制度封顶”，成为与“资本说话”相提并论的杀手锏。
上述所有成功的企业家和著名公司，第一是有了一个为之奋斗的指标即业绩，第二是有了保证那指标实现的纲领性文件即制度。而所谓的制度，就是法制。它的本质特征是对事不对人。这里的人，当然包括老板在内。
这就更胜一筹了。我们有很多的企业，总是拿“人”来说“事儿”。而人家这样的企业，总是拿“事儿”来看“人”。因为更客观，所以更准确；因为更准确，所以更优秀；因为更优秀，所以不仅打不败和弄不垮，甚至令人学不会和学不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