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海峰：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上海心理学会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上海市行为科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工程管理学会副理事长。

　　【演讲全文】

　　我非常喜欢这个主题——“心之所安、长修则宁”。有一句话叫做“心安即是家”，但问题是这个家“安”在何处，这个很重要。在我看来，文化是我们“安家”的地方之一，特别对中国人来说，我认为这个尤其重要，文化尤其重要，对我们心的家的安顿，尤其重要。第二个看这个“宁”字，我们简化了，如果没有简化，这个“寧”，关键是心安，有一个心字，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我想在座的大多数人应该能够体会到，可能心安比什么都要紧，心不安，房子大也没啥意思，钱多，估计也没啥意思，心安可能最重要。

　　下面看两个图片。这是耶路撒冷的朝圣，这是麦加，这些跟物质都没有关系。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自己认为文化其实是获得意义感的一种自我建构。我们如果从自我来讲，我是谁？我们常常会问这样的问题，我是什么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是被定义的，从心理学角度讲，也许被你自我的认知所规定下来的我，当然有时代的差异，也有中外的差异，中国人对中国人有一种规定，这样就是一个中国人，不仅仅是长成那个样子，ABC不见得是中国人，那我们就说他是华人，那只是因为他的种族特点，但不见得是他的文化特征。

　　我们可以自己怎么定义？沈复在《浮生六记》讲，“门前一洼水，我做五湖观”、“夏天文字嗡嗡声如雷，我就把它们想象成鹤群在空中起舞……”所以有文化的特点，我觉得无论在怎样的一种同样的外部环境下，由于我这颗心与众不同，我对这个世界的定义不同，所以我看到的景色依然是有差别的。所以修这颗心，就很重要。这是第一个我想说的意思，文化其实是一种意义感的自我建构。

　　第二个，我们也想看一下在这个自我建构当中，中西的路向，也许，至少有的哲学家可能这么认为的，也许也有一个一般的路向，一个民族也好，一个人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共通的路向呢？西方文化中的“人”，经历这样的过程的，我们了解西方的东西，可能会看到这一点，也是从“我们”到“我”，这是早期的一个过程。我们说从前苏格拉底时代到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再到康德，直至黑格尔，是从“我们”优先到“自我”优先，甚至发展到“自我”膨胀的文化发展过程，当然也是人的发展的过程。

　　从“自我”优先到“他人”优先，这是第二个阶段，我们看到这个阶段还在发展中，是黑格尔以降，从胡塞尔的“同感、同情、移情”，到海德格尔的“共在”，直至犹太哲学家的“自我”优先到“他人”优先的过程。也许西方来讲文艺复兴是一个自我唤醒的过程，从我们的或者一堆的这种压迫当中站出来的自我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我们常常会批评的，自私、个人主义、极端的个人主义等等，其实都是这样发展过来的。但是大家又会注意到，在发展当中会看到，从“自我”到“他人”关注发展过程当中的一种现象，比如说典型的，比较极端一点的就是动物保护主义，认为那个生命跟我一样，是一个值得尊重的生命。这个发展的路向，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再看我们中国文化当中的人，我个人认为我们依然还处在“我们”优先于“自我”的过程当中。以“我们”盖住“自我”的过程。比如说这段话，明朝的袁宏道这段话可以看到，他说“句比字拟，务为牵合……而不敢自申其才。”就是个体的那些东西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抑制。我们看北大哲学教授张世英老师在他的一本著作里面《东西文化》里面讲到，说“总结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历程，我们的中华精神现象学，可以说是一部自我不断渴望力图从封建社会群体和自然整体的淹没中挣扎而出，成为有独立自主性自我的历史，这一历史进程至今似乎还未结束。”

　　我理解的，我们中国文化当中的“我们”与“自我”比较实质性的含义其实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个从心理学上面来讲，我认为是“互依型自我”，所以所以是一种“社会我”、“关系我”、“角色我”、“身份我”，其实也就是弗洛伊德当中的那个“自我Ego”的部分，是被定义的，而不是自我定义的。所以依靠外部力量建构起来的，意义是在当下的。所以我们注意到有一个现象，其实中国传统上，中国社会是不太在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的，他只在乎一个人的角色扮演，不在意一个人的心理是不是健康、心理是不是比较成熟等等。

　　我举一个非常常见的例子，比如说有一年我见到报纸上面有报道，有一个中学生因为不知什么原因跳楼自杀了，然后我看到报纸上是这样报道的，这个记者去采访社区认识这个孩子的人，采访他的老师、同学，大家的回答都是“这孩子挺好、这孩子很有礼貌、这孩子很懂事，他怎么会自杀呢”。大家看到的都是他的社会角色，好像挺好。社会角色扮演好的人，不见得他不辛苦，可能恰恰因为那个才是原因。但是，却没有人去关注这个孩子的内心，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棒，这种进步是非常鲜明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需要往前走，我自己的一个结论：“我”不能世世代代只是我爷爷的“孙子”，可能我要有所谓的我自己的我，我自己定义的我。

　　但是回过头来，如果说有这样一个路向，第二句话就是，我们的家乡或者心之所安的那个文化的安顿处在哪里？我想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是这样走来的，这个传统无论是历史的原因也好还是地理的原因也好，反正我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一点就如同中国人吃西餐，偶尔吃几顿可以，但是天天吃，受不了。而且我们因为习惯这个，我们认为中餐是最好的。从这一点上，饮食也是文化，这也是不一定的。比如说今天中午我跟我的学生一起去吃饭，我有一个博士生是越南学生，我问他为什么总是不跟我们一起去吃饭，他说老师那个饭我吃不来，那个味道怪怪的，他一定要回去做自己的越南饭。但是我没说，我觉得越南饭我吃不惯，我觉得味道怪怪的。特别越南那个米粉里面，豆芽没有熟，一股豆腥味，我受不了。

　　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这个首先是我们需要回去寻找的家乡，比如说中国的诗词歌赋，特别是诗词。我昨天晚上还在看叶嘉莹的书，他经历这么多困苦，看他的文章我写了两句话：一个叫做“百兄成一人，诗意写满身”（音）。他说靠中国的诗词让我有今天。当下的选择我觉得有一个需要说的是对自身文化的“自我觉知”或“文化自觉”，以防自我迷失。

　　英语中的“我”是“I”，这个字是大写的。而“鄙人”什么时候能够觉醒了，希望也是大写的，这样子的话，才是真正的觉悟。离开了一个大写的“自我”，也不会有大写的民族。

　　还有，如果离开了每个个体的现代化，或者在精神层面、文化意义上面的现代化，一切器物层面的现代化都有可能最终烟消云散，没有意义的。这是一个基本的看法。还有，要特别防止的是文化的“空心化”，特别是现代这个技术，在微信上，我在家里面也能够看到这个情况，大家也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况，其实这个东西有好处，也有很大的坏处，文化肯定不是这样养成的，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潜在的威胁，都是以碎片化为主的。所以说是一批“知道分子”，不是“知识分子”，这个文化可能会缺失的。

　　最后一句，越是物质生活富足的时代，文化建设，文化之心的养成越是重要。我个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忙得有滋有味，当然需要本事。现在普遍的中国人是忙得有滋有味，但是更有文化的一个人、一个民族，要能够“闲得有滋有味”，这才需要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