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特祭坛画》: 作为15世纪尼德兰美术的标志,《根特祭坛画》这幅出现在尼德兰文艺复兴初期的艺术巨制，具有一种里程碑的意义。题材虽来源于宗教，但画家以对现实世界的肯定和赞美的态度，以及对人物的细致和写实的描绘，构成了这幅作品的基调，从而使整个画面充满诗意，并具有无穷艺术魅力。《根特祭坛画》可以称为世界上第一件真正的油画作品，色彩鲜明，辉煌艳丽，经过数百年之后，画面仍然如初，这在当时的确是一种绘画技法上的突进。所以，在绘画史上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处理上的革新和独创，而是开创了整个欧洲绘画的新纪元. 《根特祭坛画》是一种多翼式“开闭形”祭坛组画。这幅祭坛画，乃置放在教堂圣坛的前面，木板组成，由内外共20个画面构成一种折叠式画障。每逢节日的礼拜盛会，祭坛的两翼伴随着音乐旋律被徐徐打开，辉煌夺目的12幅祭坛画便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在中央下层的一幅是《羔羊的颂赞》，它也是整个组画的核心，是一幅最富戏剧性的横幅面的宗教传说场面。人物形象端庄自然， 栩栩如生,花草景物绚丽多彩充满生机。画家热烈地赞颂了人类与大自然， 对现实世界采取了肯定的积极态度。

博斯
15世纪末、16世纪初尼德兰经济繁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进文化也被介绍进来， 人文主义思想在尼德兰知识界广泛传播；反对封建主义的要求日益强烈；罗马教廷与天主教会的堕落也进一步暴露， 社会上产生了日益强烈的宗教改革要求。 这时期出现了希罗尼穆斯•博斯（约1450—1516）的艺术。 他的艺术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 那时一般尼德兰画家特别注意平整细腻的画风， 注意形象的如实表现， 博斯却往往通过幻想的漫画式形象， 如老鼠、猴子， 妖魔鬼怪或半人半兽影射诸如天主教主教、高级僧侣、神学家、封建主等人物， 对他们进行了辛辣讽刺。 他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绘画风格， 冲破了尼德兰传统绘画中虔诚肃穆的宗教气息， 站在进步的人文主义立场上， 把批判的矛头主要对准了天主教会， 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情绪， 也是尼德兰新旧教派之间激烈斗争的一种表现。 在他的画作中经常出现一些怪诞、夸张的形象， 这些形象以现实生活为依据， 又和艺术家本人的幻想相结合， 同时写实性的表现手法与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紧密结合，形成博斯独特的绘画语言， 也是他艺术上的一大特色。在《魔术师》、《干草车》、《圣安东尼的诱惑》等作品中， 我们都可以领略到博斯独特的绘画风格.尼德兰画家。生于北布拉班特的斯海尔托亨博斯镇，卒于同地，祖父、父亲都是画家。自幼受到家庭影响，擅长用细密笔法，描绘充满民间趣味的作品。同时又受到民间艺术的培育，成年后即加入圣母兄弟会，并为这个会的礼拜堂绘制壁画。博斯的作品大多未标明年份，难于明确其风格的形成。一般被认为是超现实主义画的创始人。尼德兰画家,祖父、父亲都是画家。自幼受到家庭影响，擅长用细密笔法，描绘充满民间趣味的作品。同时又受到民间艺术的培育，成年后即加入圣母兄弟会，并为这个会的礼拜堂绘制壁画。博斯的作品大多未标明年份，难于明确其风格的形成。1506年完成《最后审判》。作品还有三叶式祭坛画《干草车》、《世上欢乐之园》、《圣安东尼的诱惑》等。一般被认为是超现实主义画的创始人。作品注重写实，带有明显的象征性、暗喻性，反映了当时群众要求社会和宗教改革的情绪。但由于他思想受到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影响，不少作品的意义阐释不一，诸说纷纭
《圣安东尼的诱惑》: 博斯喜用夸张的艺术手法，人物形象具有象征含义，多以寓言或宗教故事及幻想化的表现形式，来影射当世的现实，而被后世艺术家奉为独特的现实主义大师。《圣安东尼的诱惑》，是博斯的代表作品。圣安东尼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在父母去世后，他将财产尽数分给穷人，自己隐居墓地，苦苦修行。其时经历了魔鬼的种种诱惑，从未动摇过他的坚定信念。画家画了满幅离奇古怪的各种动物、人物、半人半兽的怪物，借以影射天主教会、教士的虚伪。圣安东尼跪在平台上举着一碗清水，而周围都沉浸在花天酒地的寻欢作乐中，在平台右下角，那个长着狐狸头、老鼠脸、长鼻上架着一付眼镜的伪君子，假正经地在阅读圣经；屋顶上那个教士正和一个女人饮酒作乐，旁边立着一位裸女。圣安东尼提倡人应绝欲，可是他周围的人却在拼命地追求各种欲念。这些都表现出教会的虚伪、可耻、可笑。这种画法如同一面照妖镜，使观者看到这个社会的本质。

德国文艺复兴绘画大师: 丢勒  Albrecht Durer
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urer (1471－1528)  北欧文艺复兴运动中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出生在德国纽伦堡，当时的德国正处于其历史上最为暗淡的一段时期。思想和信仰的混乱，饥荒和瘟疫(黑死病)无情地夺去大批人的生命，社会矛盾的激化。这使德国的文化与艺术疲弱不振，外于严重的低迷状态。与此同时，以意大利为首的欧洲各国却已经先后走出中世纪，进入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开放与繁荣时期，人文主义的光辉已经照亮欧洲大陆。于是，作为一个德国艺术家，丢勒只能在一个代表着过去的落后国度里苦苦追求和传播着“现代”欧洲的先进思想。这位天才少年已经准备好了要独自一人将现代文化引进德国。只是，他那充满好奇和疑惑的目光和基督式的指示性手指表明，不同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于人与人的世界的欣喜观看，也不同于荷兰文艺复兴对于外部世界的执拗关注，德国的文艺复兴将略带苦涩地凝视人自身。而这将使他成为一个充满矛盾的独行者和先锋派。作为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丢勒相信艺术家必须要深入观察自然和竭力发现宇宙的秘密，以揭示和表现美。但与此同时，他又坚持其半中世纪的信念，认为艺术家连同其艺术应是上帝的工具。当米开朗基罗以大卫雕像(1501－1504)展现人的完美和新生时，丢勒以同样高超的技法创作了蚀版画《圣尤斯塔斯》(1501)，将这位殉教者与神迹相遇的景象表现的如人间乐园。不过，他在那个时期的代表作则是稍早一点创作的《启示录》木刻组画，其在内容和表现风格上更明显带有哥特式教诲性小型画像的特征。同达芬奇一样，丢勒也具有科学的头脑，因而曾深研数学和透视学并写下了大量笔记和论著，其画的动植物素描之精确完全可以同达芬奇所留下的相媲美，但同时他又对《启示录》中记载的各种怪兽的存在深信不疑。他平生不停的旅行，足迹之广，眼界之阔在当时几乎无人可与比肩，可又始终保留着一些农民式的愚昧和狭隘。他相信理性和知识会使人成为高贵的存在，却又对于人的不完美有一种深刻的意识。
他出身于一个中世纪的工匠之家并生活在艺术家地位最为低下的国度，却成为当时欧洲最为独立和骄傲的艺术家。作为自画像之父，他是欧洲第一位为自己的容貌和身份所吸引的画家，从而成为伦勃朗的先声。他多少已经意识到艺术会使其不朽，却终其一生为死亡正在迫近的念头所追索而无法摆脱肉体将要消失所带来的恐惧。就艺术风格而言，尽管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追求者和传播者，但其置身于其中的德国传统却使其艺术多少保留了一点中世纪哥特式遗风，同时又令人惊讶地率先展现出某些巴洛克特征。1485年，德国教育在人文主义影响下处于即将进行改革的前夕，丢勒进入了纽伦堡的一所公立小学。依照他家的传统，父亲让儿子在自己作坊里当学徒，想把他培养成一个首饰工人。丢勒在作坊里初次获得了绘画训练，并且很快精通此道，这就成为他从事艺术活动的基础，丢勒为学会首饰工艺所必需的装饰艺术，进一步开始临摹艺术家们的人物画，还临摹了马丁•桑恩古厄的雕刻等，这为他想做一个艺术家创造了条件。丢勒十三岁就用银针刻了第一幅自画像，并在画上写道：“1484年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照着镜子画了自己。”他第二年的钢笔画“宝座上的圣母玛丽亚和天使”为第二幅最早期作品之一，该画被保存至今。 在学习绘画的过程中，丢勒对人物结构和绘画法则感到很大兴趣，因此，他请求父亲允许他做一个画家。其父依从了儿子的愿望，送子到纽伦堡附近的画家迈克尔•瓦尔盖默特画室，契约规定学徒三年。丢勒临摹了老师的作品，还逐渐学会了多种绘画技巧，并以大自然，人体以及植物为对象开始进行研究，而且开始尝试创作。同时还精心研究色彩的调配和运用，所以，当他学徒期满是，就能够按照艺术法则，进行创作了。二十三岁的丢勒成家立业后，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正式成立了画室，开始画肖像画。 后来，丢勒完成了第一部了不起的杰作---“启示录”的木刻组画。这本启示录起源于罗马帝国尼禄王朝旧基督教的神秘的幻想。他制作了一组十五幅不朽之作，表现了人类在十五世纪末叶，由于世界末日的到来而感到无可奈何的恐怖和失望的情绪。当时德国正处于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之间的斗争，农民和封建主之间的斗争，饥饿和剥削之间的斗争，人民的激昂情绪终于发展成为无数次的宗教的，政治的和革命的群众运动。丢勒想把启示录中的幻想付于现实的形象，给予这些幻想以寓意的力量。其中几幅画，不隐讳的对统治势力进行了批评，他把自己的意见交给每一个人的良知。
《亚当与夏娃》画于两块长条形祭坛屏板，让传说中的人类祖先亚当与夏娃分别占据画面的两侧，分开便可成为两幅独立的男女裸像。其中夏娃左手摘禁果，右扶树技，正在行走，光彩照人的似舞形体给人活泼秀美的楚楚动感。亚当的形体不如夏娃细腻优美，他半张嘴，头发散乱，表情恍惚、惶恐，左手紧张地捏着一截带果的枝叶，亚当的难堪拘谨与夏娃的微笑自然，形成风趣的映照。两人的阴部均被簇生的树叶遮住。德国的文艺复兴思想比南欧晚起，民情对性爱问题持更严肃态度，因而德国民族对人类性文明的贡献大量体现在性科学领域。丢勒乃至其他德国艺术家对人体艺术投注的精力也不如意大利与法国艺术家多。《亚当与夏娃》对人类的性与肉体美体现了不偏不倚的中性立场，通过男女形象的动静粗细结合，忧喜参半地表现出来，符合当时处于宗教改革时期德国文化的特点与要求。
《四使徒》是丢勒晚年创作中的成功之作，作于1526年，是他当时赠给纽伦堡市参议会的，十七世纪下半叶被装饰在市政厅会议室里。这幅画由两块长条画面组成，每块画面为215厘米×76厘米。在这两条画面上，丢勒分别画了耶稣的门徒约翰和彼得、保罗和马可。左图中，年轻俊秀的约翰，内穿浅绿上衣，外披红色的大氅，侧立着，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手中的圣经；一旁的年老的彼得也低着他宽大的前额，俯首阅读，彼得手中捧着巨大的金色钥匙，他们显示出温柔、善良的性格。右图中，披着浅色大氅的保罗，一手捧着圣经，一手握着利剑，双目怒视，显示出刚毅的性格，深邃的眼神，锐利而逼人；一侧的马可，手握一卷，机警地注视着四周。这两组人物的形象、性格，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严格说，画面上除了四个脑袋和两件硕大的袍子、两本圣经外，再没有多余的东西。但脑袋是有表情的。表情来自头发、脸部的肌肉、还有眼睛。思考着的眼睛有些忧郁、平静而专注，眼神往往是凝聚而内敛的，光线从里向外收拢，直达心灵深处的某个地方。多血质的眼神是跳跃而单纯的，是冲动、激情的汇合，光芒四射，闪烁不定，有些张狂和直白，落在哪里都不太稳定，像上窜下跳的电脑鼠标。粘液质的眼神就比较复杂和暧昧了，显得粘稠和沉重，还有几分失望和忧虑。所以那个年老的彼得，干脆就把脑袋低下了，因为有眼睛和没有眼睛，这个世界都不会有什么根本的区别。而胆汁质的眼神就完全不同了，多少有点神经质，或是多疑和压抑的，那种放射式状咄咄逼人的目光，能够焚毁鲜花和垃圾。正视这样的眼睛，需要勇气和智慧。我们把眼睛闭上。那两件巨大的袍子开始说话。袍子是主人性格的体现，袍子的颜色、袍子上每一道皱褶和形状，都是袍子主人的语言。红色也许表达了热情和乐观。米灰色也许象征着冷静和思虑。被小心拢起的袍子是自律而严谨的，随意披散的袍子，传递出率真和轻松。侧位的袍子是含蓄的，正位的袍子更坦荡。袍子上的阴影有点令人发怵，彼得的衬衣让人欣悦。剩下的是黑色的背景和脚，还有冗长的圣经题款，都充分展示了丢勒的写实功力。《四使徒》是16世纪纽伦堡宗教改革的成果，所以它带来了新鲜的感觉。后来它成为丢勒最重要的油画作品，成为德国艺术的写实风格与意大利艺术的典型塑造的完美结合。在这幅画的下部，丢勒曾请一位书法家题写过这样内容的文字：“在这动荡不安的年代，愿所有执政者时刻戒备，别把谬言视作神谕，因为上帝从不给自己的话增减只字。为此，我希望大家聆听这四位至尊至善的使者的劝告。”看了这幅画，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约翰和彼得在寻找、研究真理，保罗和马可则表示要捍卫真理。丢勒对这四个人物形象并未按传说的特征描绘，而是根据自己的想法从现实生活中寻找。据说约翰的形象就是采用了他的朋友、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杰出的活动家麦朗赫顿的肖像特征。这幅画历来被看作是德国宗教改革时期艺术的纪念碑，它体现出丢勒的人文主义思想，蕴含着丢勒对宗教改革的态度，也显示了他的油画艺术的那种宏伟、概括、严谨、有力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