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上背景下，美国的宣传研究大面积展开。这项经费来自不同的政府机构和私人基金会，其中最著名的是军事情报机构和洛克菲勒基金会。

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影响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宣传理论（哈罗德•拉斯韦尔、沃尔特•李普曼、约翰•杜威）

行为主义



约翰•B.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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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反应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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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义（人类的所有行动都是对外部环境刺激的条件反射，关注特定刺激和特定行为之间的联系）VS“精神第一性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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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弹论（过于简单化，条件作用并非全部）


弗洛伊德主义
弗洛伊德主义：人类行为是个体的本我、自我、超我互相斗争的产物。

本我（本性中的阴暗面，按快乐原则行事，本能欲望，是自我必须努力控制的部分）→自我（理性心灵）←超我（内化的文化规则）

自我处在充满原始本能的本我和过度约束的超我之间，为了协调本我和超我之间的矛盾，自我需要进行调节。当自我让位于本我，就会出现歇斯底里或更糟糕的情况。当超我占据主动，人们就会转化成没有感情的、消沉的“社会机器人”，只是简单地服从他人的要求。

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常常被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宣传理论：个体缺乏理性的自我控制能力，来自媒体的刺激和本我相结合，触发行动，对此自我和超我无力阻拦。

哈罗德•拉斯韦尔的宣传理论
1.他的宣传理论结合了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
2.他将心理学理论应用在对政治的理解上
3.宣传的力量与其说是特定信息的内容或诉求的结果，不如说是普通民众脆弱的心理状态的结果。这种心理状态可以用心理学理论来评估
4.“政治精神病理学”：（1）民主→政治辩论→政治冲突→精神问题；（2）常规的政治辩论形式都会升级为冲突，并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3）政治行为是失调的，政治参与是不理性的，政治表达是不相关的
5.用民主宣传代替公共话语
6.传播者需要精心谋划一个长期的宣传运动策略并创造出符号，必须让受众学会在这些符号与特定的情感之间建立起联系，这就是拉斯韦尔所说的主导或集体符号。他的理论与行为主义不同，他预设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条件作用过程。
7.成功的社会运动是通过在一段时间内使用各种媒体宣传主导符号而获得力量的，如国旗国歌。
8.公共话语→民主宣传（即“民主科学”）→依赖科学技术专家（指受过教育的社会科学精英，肩负着保护脆弱的普通大众免受有害宣传影响的重任）
9.要进行理性的政治辩论是不可能的，因为普通大众囿于自己的条件作用和精神疾病（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只能屈从于宣传家的操纵。所以，唯一的希望就是依靠社会科学家，他们能驾驭宣传力量来宣扬“正义”、抵制“邪恶”。
10.拉斯韦尔“为正义而宣传”的理论成为二战期间战时信息办公室的基本战略。
11.弗洛伊德•马斯顿对他的理论进行了批评。

沃尔特•李普曼关于舆论形成的理论
1.在《舆论学》中，他指出，身外世界与脑海图景之间存在着差异，所以普通民众不可能像经典民主理论所假想的那样管理自己。这些观点对民主制度的可行性以及民主制度中新闻自由的意义提出了严重质疑。他直接否定了美国媒体系统的学术根基——自由意志论的假说。
2.因公众易受宣传的影响，有必要对媒体进行温和但十分有效的控制。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让善意的技术专家来控制信息的采集和发布

对早期宣传理论的回应
约翰•杜威VS李普曼
杜威的观点：
1.他是一个公共教育拥护者，他把公共教育看作是保护民主、抵制极权主义的最有效途径。他认为不需要“技术专家”通过科学的方法保护人们，相反他主张，只要给人们传授正确的防御方法，人们就能够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在他眼中，民主更与对话有关，而非信息，媒体的职责就是使公众对公众利益感兴趣。
2.在媒体改革方面，他认为新闻报纸应该成为公共教育和公共辩论的工具。
3.杜威的论述建立在实用主义（一种哲学理论流派，强调知识作为适应现实和控制现实的工具的实用功能）的基础之上。
4.在社群与媒体的关系方面，他认为，是社群而非孤立的个人通过传播媒体来创造和维系着联结社群、延续社群的文化。有效的媒体必须要和其所服务的社群紧密结合，媒体处于定义社群的复杂关系网的中心位置。媒体不应该被理解为外部的介质，而应该被理解为协助公共讨论、公共辩论的“仆人”，实践民主政治的公共论坛的“守护神”和“协助者”。社群与媒体之间的这种潜在的建设性依存关系如果遭到破坏，那么公共论坛本身也有可能遭到破坏。这种关于媒体与社群脱节的论述，如今备受关注。

社群与媒体的关系（拉斯韦尔和李普曼的观点）：
他们把媒体看作是外部的介质，是向彼此割裂的孤立的受众传递大量信息的传送带。拉斯韦尔的大众传播的线性模式

詹姆斯•凯里对杜威观点的积极评价（杜威观点的现代意义）P90

宣传分析研究所
观点回顾：
1.宣传的威力能被用来服务于民主的目的（拉斯韦尔/李普曼的观点）
2.宣传本身就是反民主的，教育是最好的应对方法（杜威的观点）

1937年，宣传分析研究所成立，旨在精心组织全国的教育力量与宣传作战。

布鲁斯•史密斯的观点：
1.1941年，在《公共舆论季刊》上质疑宣传分析的价值——即教育，认为它会培育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最后使学生趋向威权主义。
2.他认为，美国的社会秩序具有内在的、合理的精英主义——是一种少数人的民主，因为多数人几乎不具备有效参与的能力，很有必要由父权制的精英对普通人进行管理。
3.史密斯所建议的，是用一种“民主宣传”的形式，来与宣传分析教育所促生的愤世嫉俗相抗争。他们需要接收“好的”宣传，用伯奈斯的术语，就是他们需要被操纵共识。

克莱德•米勒VS布鲁斯•史密斯
米勒认为打败宣传的最好方式是教学生理解宣传如何运作，而不是用好的宣传/民主宣传抵抗坏的宣传或非民主的宣传。

克莱德•米勒VS布鲁斯•史密斯的结果

宣传分析研究所&杜威↓“民主科学”↑
当二战结束而朝鲜战争和冷战开始时，宣传分析研究所并未重新开张，杜威对教育的呼吁也被边缘化。维护民主的任务被交到拉斯韦尔及其同事手中，“民主科学”带来了服务于好的目的的宣传或曰民主宣传的时代。

现代宣传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