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1966年十年建设的经验教训：在1957~1966的十年中,党和国家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的失误,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建设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有许多教训.主要是：第一,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坚定不移地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不能因为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离开经济建设这个重点,更不能搞"以阶级斗争为纲"。
第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量力而行.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把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放在切实可行和留有余地的基础上.不能单凭主观愿望,片面追求高标准,高速度,高积累,或用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办法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
第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不应离开生产力的现状,轻率地改变生产关系.1958年,由于过分夸大了变革生产关系的作用,在高级社还没有巩固的情况下,就急忙向人民公社过渡,由于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结果破坏了生产力,使中国经济出现了连续三年的困难,受到了经济规律的惩罚。第四,要使经济持续稳步地发展,必须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特别要处理好积累和消费,农,轻,重,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等重要经济比例关系,以及各产业部门内部,经济建设和文教及其他建设的比例关系,使其保持协调,均衡的发展.对于比例失调现象,必须及时进行调整,只有不断地进行小调整,才能避免大起大落,保证国民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三年"大跃进"期间,由于片面强调积累,强调了国家基本建设,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其他事业的发展,结果使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经济建设遭到严重挫折,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第五,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真正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不能夸大敌情,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第六,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反对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也要反对和防止无人负责的现象发生。  在这期间,由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不断发展.中共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这是一个极为深痛的教训。四、思考题：六十年代前期中国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和主要措施是什么？七千人大会有哪些历史功绩？如何看待四清运动？ 六十年代前期,毛泽东与刘少奇为首的中央一线的政见分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六十年代初到"文革"发生前,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是怎样发展的？ 1957~1966年十年建设有哪些经验教训？  "文化大革命"   一、学习要求与重点：了解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经过,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罪行,正义力量同"左"的错误,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的情况。认识"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造成的严重危害，认识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重点理解和认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性质和教训。
二、,基本概念。  五一六通知：即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 《五一六通知》对党内国内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方针和政策.认为在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和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各个方面充塞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对其代表人物要加以清洗,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要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彻底揭露","彻底批判","清洗这些人".《通知》从根本上混淆了敌我关系,把斗争矛头指向所谓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实际上是把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作为斗争对象,并以此为根据,规定了错误的方针和方法。
《五一六通知》的通过,标志着"左"的理论开始在中共中央占据了主导地位。《十六条》：为了进一步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毛泽东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这个文件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被他们篡夺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把斗争矛头指向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十六条》还提出要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要用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的形式,坚决地,勇敢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进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继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对"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全面发动.这两次会议先后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再加上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表明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已经在实际上取代了中共中央的集体领导。一月风暴：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乘"天下大乱"之机,在上海进行篡权的阴谋活动,刮起了所谓"一月风暴",使交通阻塞,生产瘫痪,财政经济混乱.事后,他们又把责任倒栽在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身上,并欺骗中央,蒙蔽群众,从而逐步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上海夺权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向上海各"造反团体"发了贺电.上海一月夺权,对全国各地,各单位起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此后,全国掀起了夺权的高潮.愈演愈烈的夺权斗争,挑起了群众组织之间更为严重的对抗,斗争激化."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进一步升级。二月抗争：1967年2月,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捍卫党的原则,挺身而出,同林彪,江青等人进行了一场大义凛然的英勇斗争.2月14日和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些老革命家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发表意见的方式也是符合组织原则的.他们的正义行动充分地表现了敢于坚持真理和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反映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愿望。怀仁堂会议后,张春桥,姚文元等连夜整理出一份所谓《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并由江青安排,向毛泽东作了汇报.2月18日,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对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们是搞复辟,搞翻案.于是,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利用毛泽东对这些老同志的错误批评,把"二月逆流"的罪名强加在这些老同志身上,并多次对其进行批斗.此后,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停止了活动,林彪一伙借此又控制了中央和军委的很大一部分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