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女神》创造了自由诗的形式。其自由诗有两种类型：一类是有外在格律，押韵、诗节与诗行大致整齐。另一类是讲求情绪自然消长的内在节奏，他也并非完全不讲外在形式，而是在自由律动中大致取得某种外在整齐与和谐。因为郭沫若是自由诗的首创者之一，这一体诗
歌在后来有断断续续的发展，所以不妨结合诗作对自由诗有较为细致的剖析。三、从《星空》、《瓶》到《前茅》与《恢复》
（4）
比较郭沫若这一时期的诗与《女神》时代诗作的异同。《星空》缺少早期诗作那种时代的激情，但技巧趋于圆熟。《瓶》是爱情诗，仍较多体现郭沫若浪漫主义的意识精神。《前茅》（写于 1923年）和《恢复》（写于 1928年）中充满革命的时代气息，还有无产阶级诗歌的尝试，从中可以了解郭沫若诗风的转变。这一节主要注意知识性的掌握。

四、以《屈原》为代表的历史题材的剧作

（5）
历史题材的剧作是郭沫若又一文学贡献。应了解郭沫若在“五四”时期所写的《三个叛逆的女性》，和在抗战时期创作的历史剧《屈原》、《棠棣之花》、《高渐离》、《南冠草》、《孔雀胆》。应掌握这些历史剧的共同点：一是全部取材于战国时代。郭沫若认为战国时代是打破旧束缚的时代，也是许多志士仁人追求人的解放与进步的时代，他看重与采取的正是那种求进步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要重视和张扬这种精神去反对当时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去推进民主。所以郭剧有强烈的政治性与时代性。二是郭沫若式的历史剧有他自己的“史剧观念”，并形成了突出的浪漫主义的艺术个怀。郭所实践的是所谓“失事求似”的历史剧创作原则，即在“大关节目”上不违背历史的真实，但又容许出于主题的需要的自由虚构和改造。此外，强烈的主观性与抒情性、浓郁性的诗意，也是特色之一。

第五章新诗（一）
一、新诗的诞生——“五四”新诗运动


（1）
晚清“诗界革命”止于对宋诗派的摹仿，是在传统范围内的调整与改良。而“五四”新诗运动对晚清“诗界革命”有所继承，更有所突破。重点了解胡适在其《论新诗》中提出“作诗如作文”的主张，事实上有“战略选择”的意义：即以散文化（或者说是“非诗化”）去对过分成熟的传统诗歌语言形式进行有组织的反叛，在传统诗歌结构之外去另寻门路。还应当进一步理解胡适们提倡“诗体的解放”跟“平民化”的启蒙主义目标有内在联系。不妨将学习第一章有关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结合于此，从时代发展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促成的大趋势中去理解新诗运动的价值与意义。

二、“尝试”中的新诗——早期白话诗

（2）
新诗的“最初形态”简要的归纳：主要用白描和托物寄兴手法，倾向于散文化和平实的风格，以求跳出旧诗词的束缚，实现诗体解放。《尝试集》和其他早期白话诗很幼稚，对其艺术形式的分析主要应着眼于如何有别于传统诗歌，并考察其贡献、价值与局限。

三、“开一代诗风”的新诗创作

（3）
“开一代诗风”主要指郭沫若，也可以说是这一批诗人。如果说胡适一代新诗创建者对旧体诗的批判是要突破旧格局，那么这新一代诗人则开始探索新诗到底应有怎样的艺术建树。他们选择了早期白话诗缺少“诗味”，作为批评的目标，因此这次艺术反拨是新诗内部的结构性调整。这是本章理解的要点。由此入手，不妨大致了解成仿吾的《诗的防御战》与郭沫若的《论诗三札》等信纸作中的代表性言论，注意其如何强调“情感”、“想象”和诗的“抒情本质”，如何探求“语体诗”的长处与艺术发展的前景，也可以结合前一章对《女神》的分析来理解这种艺术反拨的意义。同时，还要大致了解“湖畔诗人”的爱情诗所带有的“历史青春期的特色”，“小诗体”——一度引起关注的原因及其在诗体探索方面的得失，以及冯至对诗情哲理化与半格律体的追求。

四、新诗的“规范化”——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前期新月派

（4）
新月派提倡“规范化”，标志着新诗的艺术探求进入了更为自觉的阶段。这里要着重了解“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和形式格律化主张。所谓“理性”是指艺术上克制，并非一般所说的诗的哲理化，其目标是要纠正“五四”新诗中滥用的直抒胸臆和极端的感伤主义，转为将主观情愫客观对象化，追求诗的蕴藉含蓄和非个人化倾向。这一点，可以通过分析闻一多

的《口供》等作品来加深理解。与此相关的是“和谐”与“均齐”的诗美追求，和以“三美”为标准的“新诗格律化”主张。此为本章重点，也是难点。在掌握其有关知识的同时，最好能深入思考新月派的诗学主张为何可以理解为是“在新诗和旧诗之间建立一架不可少的桥梁”，并在经过新诗运动激烈反传统并立住脚跟之后，重新与中国诗传统的主流（尤其是唐诗宋词）取得衔接与联系。

（5）
评述闻一多与徐志摩的诗作。关于闻诗，细读《忆菊》、《发现》、《一句话》和《死水》等名作，不止于一般地用爱国主义去解释，还应看到中西文学冲突所引起的心理、情感和思想上的矛盾和痛苦。若再深入一步，“东方主义”文化观与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感受，复杂地交织涌现于闻一多诗中的。学习中注意体味闻诗的矛盾张力与沉郁的风格，及其试验“新诗格律”的得失。对徐志摩其人其诗，可称为“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他的活泼潇洒个性，不羁的才华，以及对爱、美与自由的热烈追求，形成了诗歌中特有的飞动飘逸的风格。对徐诗要注意运用直观的把握，即在阅读中整体感受其情绪和韵味，和那相应的节奏诗律。不妨选诗《雪花的快乐》、《再别康桥》等名作，认真朗诗和品味。徐志摩是新月派前期与后期的重镇，其在 30年代的创作情况可以合并于此讨论。此外，可以细读朱湘的代表作《采莲曲》，对这一性格焦躁、诗风却有“东方的静的美丽”和古典的诗人，也有大致的了解。

五、“纯诗”概念的提出与早期象征派诗歌

（6）
这一节的知识点有三个：一是纯诗的概念，1926年穆木天在《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中指出，诗应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维与表现方式，强调暗示与朦胧。另一诗人王独清则提倡诗中感觉的表达。他们的意见代表了当时对新诗“非格律”化的不满与反拨。二是李金发的象征派诗。可举出《弃妇》等作品，进行细致评析。此为难点，可以参照“评论节录”中的有关赏析文。把握这一类诗的关键，是抓住“多远取喻”，即发现事物之间的“新关系”，以及意象跳跃、暗示和感官呈像等手法。借此还可以对诗坛常有争议的“朦胧”“晦涩”的一路诗歌有所理解。三是“早期象征诗派”，除了解李金发等的创作和上述有关诗论，还应从“又一次历史的反拨”角度去理解这一诗派的文学史地位。在推进新诗艺术探求方面，新月派探索新诗格律，李金发等人则注重东西方诗的沟通，都倾向“贵族化”（纯诗化）一路。

第六章散文（一）
一、《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


（1）1918年
4月《新青年》第 4卷 4号开始设立“随感录”栏目，专门发表杂文。此后有诸多报刊仿效开设同类栏目，使杂文承担了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任务，成为最早显示白话文艺术特质的文体之一。《新青年》随感录作者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鲁迅是其中主要作家。“随感录”杂文大都是论战批判色彩浓厚的急就章，必须联系当时特定的时代氛围来阅读。同时，应初步了解“随感录”对后起的“语丝”派等散文诸流派的影响。

二、周作人与“言志派”散文

（2）
周作人思想比较复杂，“五四”时期就有所谓“叛徒”（反抗者）与“隐士”（超离现实者）的两重性格，但他又是现代散文的大家，对他这方面的历史地位应充分肯定。一是要了解其散文观。他紧早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并提倡抒发个人情性的“言志”小品文。二要了解周作人小品的艺术特质，即多作闲谈体，借鉴明人小品与外国随笔的笔调，形成自然隽永，冲淡平和的风格，或者可用“闲适”两个字来概括。应精读其《喝茶》、《乌篷船》、《故乡的野菜》等作品，留意自己原初的阅读感觉，注重其耐人咀嚼的那种“涩味”与“简单味”，并分析产生其“味”的因素（如文体、语言、节奏、趣味，等等）。当然，也需看到周作人散文有所谓“中年心态”的落寂与颓唐一面。应了解周作人于抗争的小品之外，又分出闲适的一脉散文来，在文学史上有其一定影响。如俞平伯、冯文炳（废名），都是这一派散文家。


三、冰心、朱自清和“文学研究会”作家散文
（3）冰心与朱自清的散文也应作为评析的重点。要了解“五四”时期“冰心体”散文容易
引起青年读者共鸣与模仿的原因。对其如何将文言文、白话文与西文调和成典雅、凝练、明丽的文学语言，应多加细析。朱自清的散文多选入中学语言语文课本，考察其如何在 20年代就被看做是娴熟使用白话文创作的典范。对其散文中常见的那种温柔敦厚的气质，以及有时难免着意为文的缺失，也应有所讨论。此外，对“用赤子之心”写作的丰子恺，受英国随笔影响甚大的梁遇春，以及报告文学的先行者瞿秋白，都应有大致的了解。
四、郁达夫和“创造社”作家散文
（4）
郁达夫散文带有“自叙传”特点。读他的散文，应侧重领略其才情及其坦率自然的写法，不但在传统散文中少见，在新文学中也很独特。可以重温第三章有关郁达夫小说的评述，这会加深对郁达夫自剖式散文的理解，因为其小说与散文界限不明显，而基色却是相同的。

五、“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的散文

（5）
由“语丝”派所生成的“语丝”体散文，其特色主要是作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且“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应看重其文体创造方面的贡献及后来的分化与影响。而“现代评论”派散文在思想取向上不像“语丝”派那样具有批判性，文体方面的影响也不及前者。对徐志摩“浓得化不开”的自由而华丽的散文，以及陈西滢的“闲话”式幽默散文，亦应有知识性的了解。


第七章戏剧（一）
一、文明新戏：中国现代话剧的萌芽与诞生
本节追溯中国话剧艺术的源头，作为知识性的了解，应注意如下几点：话剧是舶来品；最早对中国现代话剧艺术进行自觉探讨与试验创造的，是春柳社；最初出现的有别于传统戏曲的新的戏剧形式是“文明新戏”；1910年底建立的第一个职业性的新剧团体是任天知等人发起的“进化团”，以配合宣传辛亥革命为职志，演出所谓“天知派新剧”；1914年以后，以上海为中心形成了以“职业化”和“商业性”为特色的“文明新戏”演出风气，但不久终因艺术上的粗糙而失去了观众。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建设西洋式新剧”的战略选择
本节主要介绍“五四”前后如何催生话剧，应理解小标题所标示的“战略选择”的含义，并抓住有关新旧剧论争的几个要点，即：《新青年》发动“旧剧评议”，对传统旧戏发动猛烈的攻击，并希望建设“西洋式的新剧”；以《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为发端，形成译介为中心，提倡“国剧运动”，通过整理传统旧剧去建立新剧。对“旧剧评议”的偏激和“国剧运动”的保守，应放到历史的与学理的两个层面去评析，不宜简单褒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