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不管从哪个层面去探讨《雷雨》的主题意蕴，都要注意抓住剧中人物的“贯串动作”和矛盾冲突，剖析其性格。对蘩漪的剖析是本章的重点。对其不应只是停留于阶级和社会的评析，还应考察其“雷雨式性格”的复杂心理内涵及其所以能产生震撼力和同情的原因。

（3）
比较《雷雨》和《日出》的情节结构，可发现曹禺戏剧审美目标的转移：由传奇和变态转向平凡与常态，由“太像戏”转向简洁的世相勾勒，由回顾式的过去与现在“两种戏剧”的交织，转为由几个场面穿插展示的“横断面”的结构方式，主题也转为关注社会，表现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现实的抗争。应集中剖析主人公陈白露的性格矛盾及其悲剧的实质。

（4）
分析《原野》时也要注意曹禺戏剧审美目标的再一次转移，即又从《日出》那样偏重社会悲剧的揭示，回转到写人性的悲剧，和《雷雨》那样是当作抒发强烈爱情的“一首诗”。不过应注意这部在复仇的主题之下写人的欲望感情困扰与无奈的剧，更深入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心冲突，乃至灵魂的分裂。这部剧也可以作不同层次的解读。


二、《北京人》与《家》
（5）《北京人》是曹禺的又一杰作。应把握该剧的主题，即对那种以没落士大夫生活追求为特征的传统“北京文化”所进行的批判。同时，应重点分析曾文清与愫芳这两个人物。可以抓住曾文清如何变成“生命的空壳”，探讨剧本对传统文化荒谬性的深刻反思。愫芳是与曾文清对照的角色，其博大的爱与坚毅的精神，显然融进了剧作家的理想，而愫芳的悲剧，也体现了曹禺对生命存在价值的思考。还应当注意《北京人》的“生活化（散文化）”的戏剧追求，即格外注意对日常生活内在诗意的开掘，以及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展示。
（6）注意比较分析巴金的小说《家》与曹禺改编的《家》，主要是情节重心的转移，由旧家庭罪恶的揭露，转向对爱情（友情）生活的描写，转向纯情美好的性格的展示，转向探索“诗剧”。
三、曹禺剧作的命运
（7）大致了解曹禺剧作的演出史。并理解内涵丰厚的作品在社会“接受”过程中可能被误
读或排拒的复杂原因。第十六章戏剧（二）一、走向广场：无产阶级戏剧、红色戏剧、国防戏剧与农民戏剧的倡导
（1）
应对本时期的戏剧运动概况有大致的了解。三种戏剧运动都带有主潮的特色，即适应30年代革命与救亡的时代需求，其中“无产阶级戏剧”的中心在上海，1930年成立的中国左翼剧团联盟（后改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提倡“演剧大众化，以话剧直接反映现实革命斗争，并将演出面向工厂农村。在红军队伍中则活跃着为红色政权服务的“红色戏剧”。“九·一八”事变以后，为配合抗战，又兴起了“国防戏剧”。此外，还应对 30年代前期熊佛西主持下的河北定县“农民戏剧实验”有所了解。以上几种戏剧运动都有共同的大众化的趋向，即让话剧“走向广场”。

（2）
应注意前一期已成名的田汉在 30年代创作出现的转向。包括题材转向现实，基调由感伤转为明朗，唯美的倾向让位于比较客观的写实。这种转向有得有失。其剧作《回春之曲》的成功，在于既表现现实的抗日救亡的题材，又保持了田汉原有的抒情浪漫的艺术个性。洪深的《农村三部曲》则是较早用阶级观点反映农村现实斗争的剧作。通过对两位剧作家创作得失大致的评析，可了解 30年代主潮剧的一般面貌。

二、职业化、营业性“剧场戏剧”的确立与夏衍、李健吾的创作

（3）
30年代中期上海等地“大剧场”演出，使职业化、营业性的“剧场戏剧”得以确立，不但培养了包括曹禺、夏衍等一批剧作家，也培养了观众。对这种现象应有知识性的了解，并与早期“文明新戏”联系起来，探讨隔代呼应的现象。

（4）
30年代由“大剧场”培育的作家，曹禺之外，夏衍最重要，是评述的重点。应集中分析其代表作《上海屋檐下》。这部剧作将上海小市民的生活搬上舞台，从平凡琐悄的感情纠纷与人事摩擦中反映出时代的特征。和曹禺相比，夏衍不擅于从剧烈的传奇的冲突中展现人性悲剧，而是将焦点放到凡人小事，从朴素的取材中发掘悲剧性与喜剧性。也不同于曹禺的《雷雨》、《原野》等剧那样注重情节的精心组织，大起大落，而是追求情节结构的简约、含蓄。可以着重分析该剧如何在同一舞台空间展现五家人的悲喜剧，领略剧作者关注大时代中普通人命运时所流露的浓郁人情味，以及类似契诃夫含泪的微笑的艺术风格。此外，对李健吾、袁牧之等作家不同于主潮的艺术追求及其对戏剧艺术探索的贡献也要有所关注。

第十七章文学思潮与运动（三）
一、战争制约下不同政治地域的文学分割并存


（1）
“分割并存”是对本时期文学潮流的总体概括。既要注意战争和政治制约下的三个区域，即国统区、沦陷区与解放区文学发展的不同状况，又要注意不同区域文学的“共性”，尽可能依照不同阶级的先后来概览文坛的主潮与创作风貌，特别是那些唯战时所特有的文坛现象。

抗战初期国统区文学的基调是昂扬的英雄主义，“救亡”压倒一切，重视时代性、战斗性；进入战争相持阶段后，创作则转为正视战争的残酷与艰难，面对现实中的黑暗，题材更深入到民族生活的底蕴，揭露与批判现实，追求史诗格调，风格趋向凝重博大。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文学再一次与民主运动结合，讽刺成了主调，许多创作都带上喜剧性的批判色彩。

（2）
与国统区创作不同的是，解放区创作基调是明朗朴素的，即使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显出其特色。应大致了解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情况，并注意其在题材、主题与人物描写几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于以往新文学的特点。还应格外关注文学大众化、民族化特色的形成，包括如何转向真诚地描写农民，采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创造新文体，等等方面。可以从解放区作家与农民“对话”与“寻根”的角度，去理解解放区文学如何成为一种崭新的文学形态，又如何成为政治推动下单向突进式发展的运动；既要肯定解放区文学的特色，以及其对新文学某些缺失的纠偏与补充，又要看到后来引发的一些负面影响。此外，对沦陷区文学也应有常识性的了解。

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3）
此为本章重点。应对《讲话》的文学史地位有明确的认识，即肯定其为“二战”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最有体系色彩且影响最大的论作之一，是中共领导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讲话》的政治策略性很强，所讨论的问题大都是一些有关党如何领导文艺的问题，即所谓“外部关系”问题，这又必须顾及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时代要求，才能理解《讲话》的意义与影响。把握《讲话》的内容，应抓住“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这个核心命题，具体落实在“工农兵方向”上。毛泽东的命题比“五四”以来新文学所一再提倡的平民化、大众化要具体得多，政治内涵非常突出，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可以从历史纵向发展的环节上去理解这个中心命题或口号。然后，可着重从三方面去理解“如何为群众”的措施与要求：一是作家与艺术家的立场问题，要求“思想改造”并与工农结合，既解决了思想统一问题，又解决了创作源泉和服务对象问题。其二，是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阐释。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同时，要求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应首先肯定这仍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艺问题思考的结果，有其必要与理由，但“提法”上（尤其是关于批评标准）由于较多强调了服务政治，结果导致简单化、概念化。其三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以及继承文学遗产等问题，都有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总之，学习与理解《讲话》，一要看到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正确性、权威性以及统一思想的重要作用；二要看到其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对一些文艺理论基本命题的建立曾有过继续起重大的作用；三是注意其有些属于政治策略性的提法不宜在其他历史条件下任意引申。

三、文学思潮、论争与胡风等的理论批评

（4）
40年代文学论争多，固然与时代与政治的左右相关，但从另一层面看，则又是新文学理论建设更深入的探讨与建树。应对几次比较重要的论争如何发生、议论的焦点是什么、有哪些代表性的观点与理论探讨，等等，有知识性的了解。这几次论争，一是 1940年以后国统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二是 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讨论，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王实味文艺观点的批判；三是 1945年国统区围绕茅盾的话剧《清明前后》与夏衍的话剧《芳草天涯》的评论而引发的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等问题的论争；四是《讲话》传到国统区之后，引起有关现实主义与“主观”问题的论争。这次论争延续时间长，“理论含量”高，涉及一些基本的文艺理论命题，并在事实上突出了胡风理论，应作为重点考察。在了解上述诸次论争所涉及的重大命题时，都应当有史的眼光，结合对新文学历史经验的总结去加以思考。

（5）
胡风是三四十代乃至当代最有影响又最有争议的文学理论批评家，近年来学术界对胡风的研究空前地重视，并有新的成果。学习中应对胡风理论的形成、其基本框架与核心观点，其引起争论的焦点与原因，以及应给胡风理论的历史定位，等等，都有较全面的了解。可以把


胡风的理论概括为“重体验的现实主义”，或能动的“反映论”。应把握其核心命题“主观战斗精神”的内涵。了解胡风的关注点始终是从生活到作品的“中介”特别是作者的主体因素在创作中的决定作用。还可以深入一步了解构筑胡风理论的三大支柱，或三个主要观点：一是“到处都有生活”说，即主张题材自由；二是“精神奴役创伤”说，反对以“民粹主义”立场将人民理想化，也不赞同贬低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三是“世界进步文艺支流”说，强调“五四”新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应当将胡风理论放到大的时代背景与论争的语境中全面评价，了解其理论的独创性和不成熟的地方，还可以思考胡风理论在四十年代的“命运”这一深层次的问题。
第十八章赵树理
一、赵树理出现的文学史意义
（1）
“赵树理方向”首先是一种文艺政策性的引导，是对当时（乃至五六十年代）文学“主流”的一种阐释与倡导，关键是顺应大众化、农民化的审美追求，正好适应了当时解放区的社会变革需求，因而赵树理式的主题与文学语言形式被推崇到主流的位置。周扬当年关于赵树理是“新”的解释，实际上是要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面向大众的革命文学树一个榜样，一种努力的前景。首先应从特定时代的要求来看这个问题，肯定其历史的合理性与特色，同时也应看到有得有失，不应轻易否定。

（2）
赵树理的创作的确呈现出不同于以往新文学作家的新的历史特点。赵所代表的解放区新一代作家其创作现象的出现，是以解放区的特定历史环境为前提的，因此应注意其新的时代特点。这突出表现为大众化与农民化。赵树理追求的大众化是可以与农民对话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赐给，能忠实反映农民的思想情感与审美要求，并真正为农民所接受。其次，是自觉地将写作与农村变革实践统一起来，常写“问题小说”，写农村变革以及农民的命运，心理、情绪,追求创作与现实生活的配合。注意赵树理创作的历史特点，其长处与局限性。应看到赵树理的出现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欧化”现象，以及不能赢得最广大的农民读者，是一种反省与纠偏。但由于隔绝了外国文学的影响，视野也难免比较窄小。

二、塑造历史变革中的农民形象

（3）